一、清代前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背景
1．清代前期汉族风俗文化的时空范围
1644年3月，李白成率领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打败了李白成大顺农民军，10月30日，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顺治，确立了清王朝中央政权，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此，汉族风俗文化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清朝是由满族政治家建立和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代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建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清代前期，这个时期是清代的建立、巩固、发展，走向鼎盛，并从鼎盛渐趋衰落的时期。
清代前期的国土疆域，东到库叶岛和鄂霍次克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既有辽阔的陆疆，也有辽阔的海疆。汉族则主要聚居在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8个行省，此外奉天、吉林、黑龙江、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也有汉族居住。清代前期汉族风俗文化的生存、发展和变迁的空间范围，大致如此。
2．清代前期的社会特点
清朝前期社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644年清代建立，到1683年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实现全国统一，为清代政权在全国建立和基本巩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清代政权建立以后，一方面强迫人们剃发易服，以改变汉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并用投充、掳掠和赏赐的办法把许多汉人变成满族贵族的奴隶。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遭到了汉族社会的强烈反抗。参加抗清斗争的，有李白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及其余部、南明王朝的各个政权、郑成功的抗清武装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力量等。这一广泛的抗清运动，从顺治元年开始，到康熙三年（1664年）结束，长达20年之久，最终还是在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惨遭失败。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在这一阶段也做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工作。一是提倡尊孔读经，把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人关不久，顺治皇帝就派人祭祀孔子，仍以孔子65代孙孔允植袭封衍圣公。康熙皇帝为正风俗、重教化，颁布“圣谕十六条”，谕令举荐博学鸿儒。二是按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恢复和发展生产，注意与民休息。如顺治皇帝时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鼓励垦荒；康熙时实行“理民田”，永远停止圈地，定奖励开垦例，定各省钱粮清查法等，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有序地进行。康熙时大力调整对汉族的政策，统治政策实现了由严酷向宽松的转化，缓解了民族矛盾，巩固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皇帝一举铲除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了台湾的郑氏政权，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为第二阶段，是清朝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康熙皇帝在位的后39年，雍正皇帝在位的13年，乾隆皇帝在位的前39年。这一阶段，从政治上讲，封建专制主义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也强化了政治思想上的控制。这一阶段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不仅使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亲友以及无辜受株连的人们惨遭迫害，而且使学术文化受到了破坏，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讲，这一阶段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康熙皇帝重视垦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既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又促进了农民和中小地主所有制的发展。根治黄河，兴修水利，改革赋役制度，实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赋”，蠲免地丁钱粮，这一切也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雍正皇帝实行“摊丁人地”政策。乾隆皇帝继续实行垦荒和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特别在新疆大兴屯田，在内地推广高产作物等，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社会经济得以繁荣，全国人口首次突破了1亿，出现了“康乾盛世”。
自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第三阶段，是清朝社会渐趋衰落的阶段。自乾隆中后期起，统治阶级的生活越来越奢侈，乾隆皇帝为他母亲60、70、80岁三次万寿庆典，就耗费白银数百万两；为他本人80岁万寿庆典中，仅景点一项，就用去白银110余万两。上行下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一般统治阶级的生活日趋奢侈，吏治日益败坏，贪污横行、贿赂成风。到了乾隆后期，吏治之腐败已到了无法根治的地步。此后，尽管嘉庆、道光皇帝也想有所作为，采取了一些求治与改革的措施，但是，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民变接连不断，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终于使清朝统治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
与此同时。鸦片输入的剧增严重危害着清代社会的稳定。鸦片走私的增加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愈益严重，广大劳动者的负担更加沉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官员和士兵吸食鸦片，既加深了吏治的腐败，又削弱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从而更加深了清政府统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皇帝决心采取严禁措施，派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既是挽救社会危机的措施，也是向外国殖民者的抗争。
严重的社会危机使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日趋频繁和激烈。农民的抗租和争田、反克扣工钱、夺粮、抗粮与反科派的斗争如火如荼。城镇手工业劳动者和商民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尤其是延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不仅频率高、范围广，而且更加激烈和富于组织性、宗教性。许多起义都有严密的组织、具体的口号和目标；有些农民起义就是由民间秘密宗教发动的。以这些延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为基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阶段清朝统治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但是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不前。相反，由于劳动者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束缚，反而使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一步推广了精耕细作和复种制，更加普及了高产农作物，棉花、烟草、大豆等经济作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农村家庭手工业商品生产也有了发展。在手工业方面，民营手工业出现兴旺势头，行会组织越来越多，在棉纺业、丝织业、造纸业、采矿业等行业中，已经出现了雇工生产。商业也有所发展，商业资本投向手工业生产领域，许多商业资本家同时又是企业主。正是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反映出的这些活力，才使得清朝统治得以继续维持。
3．清代前期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清代前期，在文化方面，统治者实行的专制主义政策。在清代政权建立之初，即以一种战胜者的姿态，对汉人进行强硬的文化压迫，严厉推行剃发易服，实行满族服制，企图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同时，为了消弭汉人的民族反抗，清统治者还厉行包括文字狱与禁毁有碍书籍等措施在内的文化专制。但清朝统治者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笼络知识分子和发展文化的政策。康熙皇帝继续提倡崇儒重道，为此重修了曲阜孔庙，奖励理学名臣，提倡编纂书籍，组织编纂了着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皇帝也强调以儒家思想治天下，颁布《圣谕广训》，命人在全国宜讲。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清朝进入了鼎盛阶段，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在乾隆前期，官修图书事业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有120多种、7000多卷图书开始纂修，其中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四库全书》，参与纂修的学者达4000余名。这是就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而言的，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这一时期汉族社会的精英文化而言，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使萌发于16～17世纪、但由于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乱而受到严重损伤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勃发生机，带有早期启蒙主义性质的人文思潮，承16世纪余绪，重又波澜壮阔地展开。一批朴学家、文学家对封建禁欲主义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如戴震认为，“有欲则有为”，“无欲则无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1]？纪昀认为：“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不近人情，又焉知礼意哉”[2]。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文学名着，无一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彩。
至于下层文化，此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民间宗法文化的发达。自宋发端的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族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要强化。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植，宗族组织进一步自我完善。在许多地方，宗族组织和保甲组织相联结，原只有政府才握有的司法权，也部分转移于族长之手，宗法族权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达到高潮。这一切，对清代前期汉族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清代前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
清代前期汉族风俗的演变和发展根据其自身的规律，经历了重构和发展两个阶段。大致来说，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中央政权的建立、以剃发易服为主要内容的风俗改制的推行，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台湾地方割据势力、完成全中国的统一，为清代汉族风俗文化的重构阶段；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全国，风俗文化上满汉交融、多元一体的格局趋向稳定，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为清代汉族风俗文化的发展阶段。在清朝前期190多年的历史中，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在继承前代风俗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和吸纳了满族风俗，在新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有所创新、发展和变革，从而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梳理清代前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大致有以下特点：
1．政治制俗
清代汉族风俗文化是在继承明代汉族风俗传统的基础上，经过满汉风俗的碰撞、磨合和交融，吸收了满族风俗文化因子，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改造和创新而逐步形成的。而清代前期社会风俗文化的这种满汉碰撞、磨合和交融，则是由政府通过推行强制性措施才得以启动，并最后完成的。
清顺治初年，是清代汉族风俗形成过程中满汉风俗的碰撞时期。明末的战乱，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创甚巨，风俗文化受此影响，基本处于停滞和溃散状态。清军入关后，推行大满族主义，在风俗上采取一系列强化满式的措施，着力推行以“剃发易服”为主要内容的风俗改制，试图在风俗文化的层面上削灭汉族的民族特性。多尔衮率兵入关，“斩获数万，下令关内兵民皆剃发”，“乃以剃发编辫为征服汉人之条件”[3]。清军的这一措施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汉族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汉族民众的强烈抵抗。“剃发令”成了清军扩张势力范围、统一全国的最大障碍。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进京后不得不采用“笼络政策”，下诏谕曰：“凡文武官员军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有剃发前来归顺者各升一级。”接着又下令暂停剃发：“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意，反非予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4]
清代中央政权建立后，次年平定南方各省，局面基本安定。此时，已经巩固政权的清王朝，为了辨别民意的顺逆，又重颁了“剃发令”。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始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为惜发争，决不轻贷。”“限旬日以内，划行剃发，其有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杀无赦。”顺治十年，又强行“衣冠服制定要满式，违者治罪”。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惜违背历史规律，强制推行满俗，风俗文化的碰撞终于酿成规模浩大的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导致了“江阴虐杀”、“嘉定屠城”和“镇江举旗”等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历史惨案。
由于“剃发留辫”和“箭衣窄袖”的满族服饰制式，与汉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束发于顶”和“宽衣大袖”制式相去甚远；再加上清朝统治者所施行的种种强制性政策，引起汉族民众的心理反感，所以以“剃发易服”为主要内容的风俗改制，势必引来汉族民众的抵制。清朝统治者最后也不得不采取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从十不从”折衷方案，即在服式上“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释道不从，倡从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也就是说汉族社会女子、儿童、隶役、释道人等，以及优伶演戏时、女子结婚或死敛时均可着明代服饰，保持汉族传统风俗。广大汉族社会在清朝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为了求得生存，也只得接受了以“剃发易服”为主要内容的风俗改制，接受了满族的部分风俗习惯。这样，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下，清代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已建立起满汉交融、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框架。
2．汉满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