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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明代汉族风俗文化(3)

明代后期,北方地区打井成风,汲井水灌田成一时之俗。明代以前,以人力运行的翻车和以水力运行的筒车,已有使用,在明时则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同时,又在原人力和水力的基础上,发明了利用畜力的牛车和利用风力的风车。(图99)此外,桔槔、辘轳、龙骨水车等工具进一步推广,被应用于井灌。岭南地区,多在田边挖塘蓄水,排灌多采自流。王修《君子堂日询手镜》载曰:“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塘高于田,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

明时农作,既尚科技、重经验,又崇祀神,信巫卜,讲究禁忌。江南崇信龙王,遇旱则有“迎龙祈雨”之俗,胡奎《迎龙曲》诗,描述浙江海宁“迎龙祈雨”之俗,有“迎龙”、“取龙”、“送龙”和“谢龙”等程序。张岱《陶庵梦忆》曰:“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北方遇旱,则要“打旱魃”,顾景星《攻旱魃诗序》曰:“今北路遇旱,或指野冢是魃,击鼓聚众,发而戮之,谓之打旱魃。”久雨不晴,则有“扫晴娘”风俗,刘侗、于奕正《帝宋景物略》说,天气久雨不止,剪纸作女子像,持小苕帚,系挂于屋檐,以祈天晴;陕西则称之为“扫天婆”。

江南农家有“祭土谷神”之俗。成化《东阳县志》曰:“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神;……六月六日,农家复祀谷神,谓之六六福。”北方七月要祭青苗神,明人沈贞有《乐青苗神词》,所云即当时民间的祭青苗神习俗。

明代朝廷鼓励农民种桑植棉,江浙及蜀中等地,蚕桑大兴,江南太湖地区成为明代蚕桑业最为兴盛的地区,蚕农养蚕,在“护种”、摊鸟、蚕荐、叶墩、看火、初眠、出火、大起、登簇、贴巧、冒山、炙山、亮山、除托、落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习俗成规,有许多禁忌。如储种,《天工开物·乃服》曰:“忌桐油、烟煤火气;冬月忌雪映,一映即空。”又如养蚕,黄省曾《农圃四书·蚕经》云:“不可受油镬气、煤气,不可焚香,亦不可佩香,否则焦黄而死;不可人生人,否则游走而不安箔;蚕室不可食姜暨蚕豆;上簇无火,缲必不争;蚕妇之手不可撷苦菜,否则令蚕青烂。”如此等等。因此,蚕乡“四月为蚕月,凡官府勾摄征收,里巷往来庆吊,皆罢不行,谓之蚕禁。”

蚕家多奉马头娘,四时祭拜之外,除夜尚要燎火以娱,高启《照田蚕词序》曰:“吴俗,除夜田间燃高炬,谓之照田蚕。”又要于清明龙舟竞渡,以娱蚕神,《浙江通志》曰:湖州“清明,居民各棹彩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田蚕”。

明代,在家禽家畜饲养方面,流行“栈鸡易肥法”和“栈鹅易肥法”,《便民图纂·牧养类》曰:用砖盖成小屋,“放鹅在内,勿令转侧。门以木棒签定,只令出头吃食,日喂三四次,夜多与食,勿令住口。如此五日必肥”。

此时,在江南地区已形成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混养的习俗,《广志绎·江南诸省》曰:“人池当夹草鱼养之,草鱼食草,鲢鱼则食草鱼之矢(屎)……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福建、广东及浙江温州一带沿海都已有贝类养殖之俗,所养有鳕、蚶、蛏、蚝等,如福建的“蛏田”、“蛏荡”[55],广东的“蚝田”、“鳕塘”[56],浙东的“蚶田”[57],均为养殖贝类之场所。

明时职业已有“三十六行”,并称手工业者为作,或匠。都城北京有“十作”,秦征兰《天启宫词注》曰:“木作、石作、土作、漆、火、药作、婚礼作、搭作、东行漆作、西行漆作,是谓十作。”此时,工匠已有“齐行”之俗,周晖《琐事剩语》载曰:“甚矣,工人之贪也,时钱贱物价贵,工人倡为齐行,所争者微,所聚者众。”齐行又称“齐盟”,系明时工匠之行会组织,陶工的行业帮会则称“童庆社”。

明代手艺工匠大多有自己所崇奉的行业祖师。如吴地机坊,俗奉嫘祖为神,称“嫘祖娘娘”。据《浙江风俗简志》所载:“明朝时,杭州庆春门东园巷始建有机神庙……庙供嫘祖娘娘。”陶瓷业所祀之行业神,有案可稽者有童宾、赵慨、蒋知四、华光、范蠡、土地神、火神、碗神、章氏兄弟、伯灵翁、金火圣母、尧帝、舜帝、陶正等。木作奉鲁班为祖师,《鲁班经·匠家镜》谓,明永乐时建北京龙圣殿,“赖师降灵指示,方获落成,爰建庙祀之”,并同祀石敢当,“至除夕夜用生肉三片祭之”。药作有端午采药之俗,谓是日采药多灵性,可治百病,归子慕有《五月五日采药》诗描述之。

汉族民间,素有“男耕女织”风尚,如宣德《富阳县志》曰:居民“男力耕耨,女勤蚕织”。但到了明中期以后,江南的蚕织民俗已突破“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出现了大量“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纺织作坊。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渐趋形成。(图100)而一家一户之“女织”,已从“家给人足”发展为“市的交易”,由此形成了“取分金”、“换代”等风俗。蒋以化《西台漫记》曰: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机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曰取分金”。万历《苏州府志》曰:“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换无主之匠代之,曰换代。”

明初,俗以农耕为本,工商为末,风俗浑厚敦朴。迨至中叶,风气有变,民间渐趋“崇末轻本”,纷纷改农从商,弃农习技,万历《歙志·货殖》云:“传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而今则一切反是。”此风几遍全国。

明初北京店铺,大多集中列肆,俗称“廊房”。(图101)店铺开业,要行仪式,亲朋相贺,并祀神。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曰:“都城市肆初开,必盛张鼓乐,广结彩缯,贺者持果核堆盘,围以屏风祀神。”店铺所供神只,各行具有所本,如杂货店供财神,铁器店供太上老君等。京城鞋铺则供“靴神”,每年十月初一,皆要祀祭。沈榜《宛署杂记》曰:“卖靴人以是日(十月初一)为靴神生日,预集钱供,具祭之。”

店家都有招牌,北京“正阳门东西街,招牌有高三丈余者,泥金杀粉,或以斑竹镶之,或又镂刻金牛、白羊、黑驴诸形象,以为标识。酒肆则横匾连楹,其余或悬木罂,或悬锡盏,缀以流苏”[58]。褚人获《坚瓠集》引《暖姝由笔》曰:“正德间,朝廷开设酒馆,酒望云: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犹南人言莲花白酒也。又有二匾,一云:天下第一酒馆,一云:四时应饥食店。”(图102)

明时行贩,走村串户多以响器、货声招引顾客。史玄《旧京遗事》曰:“京城五方辐辏:担卖蔬果,辄为曼声唱。卖麸者旧有四句,比叶成诗……盖彼以曼声为招,以郎感耳为引,听唱一声而辨为何物,知其担市何人也。”

明代集市贸易有庙市、灯市、香市及集、墟等。(图103)花村看行侍者《谈往》曰:“明朝京师灯市、庙市,即西北、中原等处俗说赶集,东南闽粤等处趁墟是也。”张岱《陶庵梦忆》曰:杭州“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都城北京还有“穷汉市”,《帝京景物略》曰:“穷汉市者,正阳桥,日昃市,古贩夫贩妇之夕市也。”当时集市多有“牙侩”,充当买卖双方间的经纪人。如万历《扬州府志》曰:“居民悉为牙侩。”在苏州“全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59]。牙人在从事经纪活动时,还有自己的行话隐话,“以欺外方”。

2.违礼逾制的生活风俗

明初,朝廷规定庶民不得服冠,而只能服巾,其式有网巾、六合巾、四方平定巾等。(图104)明中叶后,庶民百姓的巾帽式样日趋丰富,常见的有过桥巾、武士巾等百余种。顾起元《客座赘语》曰:南都“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其矣”。范濂《云间据目钞》记江浙巾帽则有:金钱巾、素方巾、综巾、盈纱巾、马尾罗巾、高淳罗巾、方包巾、唐巾、褊巾,以及罗帽六板帽、瓦楞综帽等,举不胜举。

明初,规定庶民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伫丝、绫罗,只许用绸绢、素纱。农民只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绢布,不许穿绸纱。服装制式基本恢复唐宋古貌。受此约束,庶民服装比较拘谨、呆板。士人一般服衫,郎瑛《七修类稿》载曰:“太祖……自命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谓之襕衫。”

妇女服主要有衫、袄、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衫、袄的基本式样,大多仿自唐宋,右衽,颜色多用紫、绿、桃红等。背子,其基本形式,大体与宋代相同,大多为直领、对襟、小袖。“比甲”,则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据传,它产生于元代,初系皇帝所服,后才普及到民间,到明时转而成为一般妇女的服饰。妇女裙幅初用六幅,旨在遵循古仪,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即指此。裙子的颜色,初尚浅淡,即使有纹饰,(图105)也不十分明显。

嘉靖以后,服制渐弛,衣俗有变,官民士庶,服制违式成风,衣着追求时髦,样式数日一变,士大夫中曾先后流行过“二色衣”、“程子衣”和“道袍”等。明末,又有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等,皆色彩艳丽,竞新斗奇,更有男子穿衣如女装者,当时有人作诗讥曰:“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衣俗之侈汰,可见一斑。妇女服式,则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梅条裙拖”、“膝裤拖”、“藕莲裙”等流行。另外,明代男女还喜穿“斗篷”,又名“一口钟”,“凡衣掖下安摆,襞积杀缝,两后裾加之。也有取暖者,或取冰纱映素者,皆略去安摆之上襞,直领,四周衣边与后裾三缝相连,如钟然”。

明初,朝廷规定,庶民百姓不许穿靴,鞋履不得裁制花样,所以民间履式较为朴素、单调。如顾起元《客座赘语》记履式曰:“足之所履,昔堆云履、素履,无它异式。”到了中叶以后,履式才逐渐丰富起来,万历时,“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舄、僧鞋,其跟盖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黄、绿亡所不有”[60]。此外,南方夏日流行“蒲鞋”、木屐,范濂《云间据目钞》曰:“宜兴史姓者,客松,以簧草结宕口鞋,甚精贵,八子争以重价购云,谓之史大蒲鞋。”叶权《游岭南记》曰:“广城人好着屐,不问晴雨,妇人女子行厨下,悉柝拖履。”明代妇女仍盛行缠足,多着弓鞋。“弓鞋”,以香樟木为高底,如木底在外边的叫“外高底”,有“杏叶”、“莲子”、“荷花”等名称。

此时袜式,有毡袜、绒袜、布袜。范濂《云间据目钞》载:“嘉靖时民间用镇江毡袜,近年皆用绒袜,袜皆尚白。”“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袜,极轻美。”女子则有“膝袜”,叶梦珠《阅世编》载:“膝袜,旧拖于膝下,下垂没履,长幅与男袜等,或彩镶,或纯素,甚而或装金珠翡翠。”

明代妇女的发式,初期流行扁圆状的“桃心髻”。到了明末,妇女发髻式样不断翻新,样式从扁圆趋向于长圆,有“桃尖顶髻”、“鹅胆心髻”等。更有返朴思古,模仿汉代“堕马髻”,以及戴假髻、鬏髻者。

明代汉族妇女之首饰,常见的有步摇、簪、钗、挡等,其花色,见于史籍的有“金玉梅花”、“金绞丝灯笼簪”、“西番莲梢簪”、“犀玉大簪”、“点翠卷荷”、“珠翠鬓边花”等。此外,还流行头箍、两博鬓和眉间俏等首饰。头箍,又称包头,系一窄长条,扎于眉额之上,以束其发,即后世之“渔婆勒子”、“豹覆额”。在南方,女子还喜戴网巾,褚人获《坚瓠集》引“吴下歌谣”云:“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大家女子则喜作粉靥,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曰:“近世妇人妆,喜作粉靥,如月形,如钱样。”

明代佩物,士大夫夏日喜佩伽南,文震亨《长物志》曰:伽南“小者以制扇坠数珠,夏日佩之,可以辟秽”。女子佩物,则有手镯、戒指、缠子、坠领、七事、禁步等。《客座赘语》曰,“饰于臂曰手镯”;“金玉追炼,约于指间曰戒指;又以金丝绕而箍之曰缠子”;“以金珠玉杂治为百物形……以长索贯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坠领,或系于裾之要曰七事”;“以玉作佩系之,行步声灿然,曰禁步”。

明代民间的日常主食,基本承宋元风貌,南米北面,只是食品样式更为丰富。南方米食,主要饮食品种有饭、粥、糕、团等。饭为常食,除家常米饭外,还有青精饭、荷包饭、桃花饭和八宝饭等。粥,常见的有绿豆粥、莲子粥、米仁粥、红枣粥、南瓜粥、芋头粥、藕粥,及各种肉粥等。糕,有松、软之分,样式多达百种,尤以苏州的松子糕、薄荷糕、赤豆糕、桃仁糕、百果糕、九层糕为着名。团则有汤团、蒸团。

北方面食,其炊法有水沦、笼蒸、炉熟、锅炒和油煎等。水沦者,有“蝴蝶面、水滑面、托掌面、切面、挂面、傅托馄饨、合络、拨鱼、冷淘、温淘、秃秃麻失”之类;笼蒸者,有“毕罗、蒸饼、蒸卷、馒头、包子、兜子”之类;炉熟者,有“烧饼、麻饼、薄脆、酥饼、髓饼、火烧”之类;锅炒者,有“棋炒”、“烧饼面枣”;油煎者,有“卷煎饼”、“馓子”。此外,又有“扁食”,刘若愚《明宫史·火集》载:正月初一日,“五更起……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即今天之饺子。嘉靖以后,漕运发达,南米渐输北方,京师士庶兴吃“老米饭”和“米面合小豆枣肉,蒸而切之”的切糕,以及“以糯米饭夹芝麻糖”的凉糕,并有“以果米杂成之”的“腊八粥”等。

明代民间菜肴,仍以蔬菜为主,肉食为副。蔬菜品种大抵如宋元,而少有变化。肉食品种,则依然南鱼北肉。嘉靖后,南方鱼腥渐人北方餐桌,京师已盛行“蟹宴”。以花卉人馔的传统食风,到了明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人馔的花卉逐渐增多。高濂《遵生八笺》收有栀子花、鹅脚花、金雀花、芙蓉花、锦带花、玉簪花等人馔花卉20多种,该书记“萱花人馔”云:“夏时菜花,洗净用汤淖过,拌料可食,入配素品,如豆腐之类,极佳。”明时,豆腐的制作和食用已十分普遍,并有了揭制豆腐皮的习俗,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豆浆“其面上凝结者,揭取晾干,名豆腐皮,人馔甚佳也”。

明代社会,上下均以饮酒为乐事、快事,故明代的酒品明显多于宋代,常见的名酒有金华酒、麻姑酒、秋露白、景芝高烧、金盆露酒、古井贡酒、三白酒、闽中酒、莲花白、德州罗酒等近百种。《酒小史·酒名》则云,当时市卖之酒,以金华酒和麻姑酒最负盛名。

饮茶之俗,明初承宋元遗风,“茶加香物”,谓之“香茶”。《金瓶梅词话》所提及的香茶有20多种,其中有熏豆子茶、芫荽芝麻茶、木樨青豆茶、胡桃松子泡茶、果仁泡茶、桂花茶、八宝青豆木樨茶、姜茶、土豆泡茶等。

此外,明代日常饮料还有各种“汤”和“水”,如不老汤、香糖渴水、林檎渴水、杨梅渴水、葡萄渴水、木瓜渴水、天香汤、暗香汤、桃叶汤、三妙汤、稻叶熟水、紫苏熟水、沉香熟水等。大多属于药膳饮料。

万历时,烟草自南洋传人,始则闽粤,继之全国,汉族官民人等遂有吸烟之俗。姚旅《露书》记烟客吸烟,“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人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陈宏绪《寒祖录》载,崇祯末年,吸烟之俗风行,“男妇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

明初,居室有制,规定官民房屋,“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及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朱门红窗”;“庶民房屋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其余从屋虽十所二十所随宜盖造,但不得过三间”。受此约束,明初民间居室,等级森严,其俗拘礼近朴。江南苏州,“非世家不架高堂……小民咸以茅为屋”,“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山西等地,“积千斤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

明中叶后,越礼逾制者日增,房屋居住追求宽敞豪华,富裕之家,“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翠碧相”。苏州,“富民之室也缀兽头”;江阴,“富者之居,僭侔公堂”。民间居室已突破礼制的束缚,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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