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建筑家宅讲究避“五虚”、求“五实”。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处，四虚；宅地多屋少庭院广，五虚。”五实”则为：“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墙院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中水渎东南流，五实。”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69]。盖房前，仍有卜宅风俗，如杜甫《为农》诗曰：“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房屋动工时要举行奠基仪式，宣读《建宅文》，祝愿工匠建宅成功；房屋落成要行上梁仪式，唱《上梁歌》。最后，还要请人念《镇宅文》，以镇妖除怪，确保宅舍安宁。敦煌文书中即有《建宅文》、《上梁歌》和《镇宅文》留存。如果认为宅屋不祥，则用石头镇宅。敦煌文书伯3594卷中之《用石镇宅法》曰：“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个，镇鬼门上，大吉和！。”
隋唐时期，桌子和椅子已被广泛使用。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已出现了大型宴会时供多人列坐的长桌和长凳，以及方桌、腰圆凳、鼓凳、扶手椅、靠背椅等。本为坐卧兼用的床榻，退而成为专供睡卧的卧具（图67）。随之垂足而坐的习惯从上层阶级起逐渐普及全国，使人们的坐姿更加舒适。
隋唐时期的陆路，在史籍记载中名目繁多，如有驰道、御道、御路、帝道、官道、官路、官街、天街、禁街、国路、驿路、县道、村路、饷道、饷路、贡道、运路、大路、次路、便道、便路、私路、马道、堤路、盘道、栈道、甬道、夹道、复道、山路等等。水路，见之于史籍的有水道、海路、海道、御河、官河、漕渠等。
隋唐时期的桥梁，已有石桥、木桥、浮桥等。石桥又分石拱桥、石梁桥，其中建于隋大业年间的赵州安济桥即为石拱桥。南方则有竹桥、藤桥、绳桥和笮桥。
隋唐时期的车舆之制基本沿袭前代而来，如规定天子出行时的卤簿有“五辂”、安车、金根车、四望车、羊车、属车、指南车、计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黄钺车等。官员百姓的日常用车有轩车、轺车、辎车、斋车、辆车、柩车、丧车、卧车、奚车、毡车、钿车、山车、宝车、画戟车、拜扫车等。其中的奚车源于契丹，“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70]；毡车，本自突厥，唐代传人中国，奚车和毡车都属于高等车辆。
以上均为马车。此外，还有牛车、驴车、驼车等。隋代社会牛车盛行，即使朝廷重臣如牛弘，出行也乘牛车[71]。唐时，朝士出行已不流行坐牛车；只有妇女才喜坐牛车，贵者如杨贵妃妹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72]。百官赴任，朝廷则提供牛车载其家眷、行李。普通百姓则多用牛车运载货物，白居易《卖炭翁》中的卖炭老人，即以牛车运载木炭。
唐代社会崇尚武功，上层社会男子出行均喜骑马。开元天宝年间，一度风行女士骑马，史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73]但妇女出行还是坐车为多，若是夫妻同行，则是“女檐男马”。平民出行则大多骑驴，故许多隐士往往骑驴，以示超脱。如宰相裴度未显时常骑驴出行，杜甫、贾岛、李贺等出行也常骑驴。此外，民间出行也有骑骡或骆驼的，如哥舒翰“每遣使人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74]。
唐代辇舆流行。辇，《隋书·礼仪志》曰：“制象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主要为皇族所用。唐高宗以后“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舆又称肩舆，“制如辇而但小耳”。起自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均流行乘舆。此时舆的种类已有软舆、板舆、竹舆、篮舆、彩舆、绿舆、藤舆、卧舆等。并有“檐子”，亦名竹篌、编舆，用竹篾编扎，妇女多坐之。《新唐书·车服志》曰：妇女“坐檐以代乘车”[75]。又有兜笼者，四周有遮蔽，门上有帘，初现于蜀，唐肃宗后，普及于京城，多为女子所乘，史称“京城……兜笼，代于车舆矣”。黔地又有“背笼”，《太平广记》曰：刘隐诣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76]。
隋唐水路舟楫，常见的有木船、竹船、竹木筏、皮船、海船、轮船、小斛底船、小舸子、大河船、篷船、舫船、舴艋舟、小舫、大舸、画舸、楼船、舶船、棹船、米船、粮船、盐船、租船、漕船、饷船、转运船、龙风船、竞渡船、行酒船、采花船、彩舫等。水路搭乘舟船已成隋唐官民士庶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唐诗中提及舟船者颇众，如“轻舟已过万重山”、“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可见当时出行乘舟之普遍。
唐代社会实行开放政策，人们出行率高，对代步工具的需求量大，故以出赁车马、舟船为业的车坊、车子家应运而生。如长安东市就有赁驴处[77]，胜业坊有出赁车辆的“车子家”[78]，光宅坊有“车坊”。也有舟船出赁者，如天宝年间，崔县尉欲去吉州赴任，“乃谋赁舟而去”[79]；长庆中，裴航“因佣巨舟，载于湘汉”，游历鄂者[80]；会昌年间进士颜睿，“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81]，等等。
隋唐时在职官员出行，沿途由官办的馆驿招待食宿；而普通人出行，则要投宿旅舍。旅舍，当时又称逆旅、客舍、邸舍、馆舍、旅馆、旅邸、旅店、邸店、村店等。如阎济美到洛阳赴举，“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82]；《李娃传》中，郑生应举赴长安，“居于布政里”邸店。当时出行，也有借住寺院道观者，如白居易和元稹为应付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作《策林》[83]；元稹《莺莺传》中崔氏母女则借住普救寺。
唐朝社会爱好歌舞，每遇节日喜庆，或礼仪社交场合则有歌舞表演，平时也多以歌舞娱乐（图68）。唐代胡舞流行，传自西域的《胡腾舞》、《胡旋舞》、《枯支舞》等曾在长安等地盛行一时。民间则盛行“歌舞戏”，《旧唐书》曰：“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儡子等戏。”[84]当时民间的自娱性舞蹈有“踏歌”，对此唐诗多有提及，如“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85]；“连袂踏歌从此去，风吹香气逐人归”[86]等。此时，民间说唱开始流行。西安西郊唐墓即有“说唱俑”出土。（图69）
隋唐时期是宫廷百戏极盛的时代，按唐代旧制，“承平无事，三、二岁必于盛春殿内赐宴宰相及百官，备韶蠖九奏之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87]；同时，每逢节日及其他喜庆之事，也要盛陈“百戏”，其品目有参军戏，是戏剧表演的前身，起源于秦汉，以插科打诨为主，演员在台上调谑取乐，以言词和动作，博观众之笑；傀儡戏，分悬线木偶、盘铃傀儡等，由人操纵木偶作种种表演；此外，有女子走索、缘竿之戏、蹋球表演等。
隋唐时期的博弈娱乐活动主要有围棋、弹棋、双陆、樗蒲、叶子等。其中叶子戏系后世麻将之鼻祖，苏鹗《杜阳杂编》曰：“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88]清人褚人获曰：“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89]均认为叶子戏起源于唐代。
隋唐时的竞技娱乐项目主要有蹴鞠、马球、拔河、相扑等。唐时蹴鞠有两人对踢、三人“角踢”和若干人参加的“员社”等[90]；马球则为“军中常戏”，唐代帝王多好之，如唐宣宗“每持鞠杖，乘势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拔河，唐时改竹索为绳索，已流入宫中，《景龙文馆记》曰：“景龙四年，清明，中宗命侍臣为拔河之戏。”相扑，即古代的“角”，唐时宫中有专业相扑队，名曰“相扑朋”。另有步打球和“十五柱球戏”，前者为我国古代的曲棍球。唐代宗时的宫女们常于寒食日表演“步打球”；后者又称“木射”是唐代的“保龄球”，场地上布置十五个分别写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朱字和“傲、慢、佞、贪、滥”墨字的平底木柱，参赛者以木球用力抛击木柱，以击倒朱者为赢，击中墨者为输（图70）。
此外，隋唐时社会上流行较广的娱乐游戏习俗还有士大夫的投壶之戏、行令之戏和妇女的抛球之戏、秋千之戏，以及斗鸡、斗鸭、斗鹌鹑、斗蟋蟀和斗草等。
3．婚丧铺张的礼仪风俗
唐代时，胎教习俗已进入当时医家的视野，如隋代巢元方首次从胎儿发育以及周围环境对孕妇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胎教原理；唐代名医孙思邈则在其医学名着《千金方》中设“养胎”专篇，胎教习俗被赋予科学的意义。隋唐社会的孕妇仍有许多禁忌，除旧时的忌食兔肉之外，还有忌食狗肉、羊肉、鱼肉、鳖肉、雀肉、鸡肉、豆酱、糯米，以及忌饮酒，忌食生冷之物，忌在非常地大小便等习俗[91]。
唐时风俗，新生儿要用父母的旧衣服包裹。唐王焘《外台秘要》认为初生男婴儿要用父亲旧衣包裹，女婴要用母亲旧衣包裹，而不能用新帛；如此，可保孩子长寿。唐时得子，民间尚有悬弧报喜之俗。刘禹锡《送张盥赴举诗》曰：“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包何《相里使君第七男生日》诗曰：“他时干蛊声名着，今日县弧宴乐酣。”
婴儿出生三日之洗儿礼，又称“洗三”，初见于唐代史籍。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曰：“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朱络衣并玉龙子赐焉。”这是现见最早记录洗儿礼风俗的文献，所记为唐太宗李世民为其贞观二年（628年）元月出生的儿子李治举行的洗儿礼。洗儿礼习俗在唐代文献中的大量记录，表明此俗在隋唐时已经定型，并已由民间进入宫中，成为礼俗。
唐时育儿，有哺乳三年之俗，敦煌文献《父母重经讲经文》曰：“三年乳哺诚甚叹，十月怀胎足可哀。”《季布诗咏》曰：“三年不食胸前乳，六尺长躯何处长。”若妇女产后无乳，则有“催乳”习俗，《千金方》录有当时催乳方二则：“治乳无汁方：取母猪蹄一具，粗切，以水二斤，煮饮汁，不出更作；又方：烧鲤鱼头末，酒服，三指撮。”唐时，民间已很少流行冠礼；小皇帝冠礼则只加一冕，皇太子、亲王等仍用“三加”。
我国关于生辰的确切记载，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如战国时期孟尝君“以五月五日生”。但庆贺生日之俗却迟至隋唐时期才出现。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感伤。”[92]说明当时做生日要设宴奏乐。《唐实录》曰：开元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张说等上表请定唐玄宗李隆基生日（八月初五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享乐，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从此，每当帝王的载诞之辰，百僚命妇咸集宫殿，举行诞受降贺之礼。上行下效，唐代民间“作生日之风渐盛”[93]。宋人《猗觉寮杂记》曰：“唐人生日多俱汤饼，世所谓长命面者也。”说明唐时过生日已有吃面条祝长寿的风俗。
唐代婚龄尚早，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敕令曰：“男年十五，妇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图71）缔婚犹重门第，并多求聘财，如贞观初，“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此系六朝风俗之余绪。为此，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朝廷颁《禁卖婚诏》曰：“新官之辈，丰富之家，竞慕世家，结为昏姻，多纳财贿，有如贩鬻……自今以往，宜悉禁之。”自唐中宗以后，社会选婿标准已由重门阀而转向重人才。每年三月“曲江宴”时，“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94]。
隋唐时期男女缔婚要双方互通婚书。婚书一般格式为：“（某）自第几男，年已成立，未有婚媾。承贤第（某）女，令淑有闻，四德兼备，愿结高援。谨同媒人（某）氏（某）乙，敢以礼请。伫听嘉命。（某）白。”[95]送婚书需“函使”二人，择亲族中体面伶俐的青年充当，兼送聘礼。隋唐民间聘礼讲究用六礼，即雁、羊（羔）、酒、黄白米、玄埙、束帛。到女家后，要当众朗读婚书，交接礼毕，女家设宴款待来者，并以衣服缎匹赠之。
唐代婚礼，承袭古代传统在晚上举行。如唐僖宗时，江西钟传以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螟”[96]。唐人认为，婚礼若不在夜晚举行，则为“黩礼”。“亲迎”日，新郎家要于室外用青布幔临时搭一屋，称青庐，以便新郎和新娘在此“夫妇并拜或共结纽镜”[97]。亲迎前一晚，男女双方都要告之家庙。告庙后，男方亲迎队伍出发。新郎到女家，要接受女家亲友的调笑杖打，称为“下婿”。新妇临行，父母赠言，并以“蔽膝”（又称“盖头”）覆女之面，出门后乘幌车（用围幔妆饰的车子）。新娘上车后，新郎须骑马绕车三匝。喜车起程，有障车风俗。障车，即阻挡车子，不让新娘动身。新娘到了夫家，有跨马鞍之俗。《封氏闻见记》曰：“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此北人尚乘鞍马之义，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并有新娘转席风俗，即新娘进门脚不能着地，而以毡席接连承之，象征传宗接代。
新婚夫妻牵“同心结”人洞房后，有坐床撒帐的风俗。景龙年间，唐中宗下嫁山荆公主，特别铸撒帐钱，梅花形，重六铢，文曰“长命守富贵”[98]。然后是夫妻“结发”和共饮“合欢酒”。结发，唐朝又称“合鬓”或“合发”，敦煌唐代婚礼上有唱“合发诗”的。合欢酒则为古代“合卺”之余绪。
据敦煌文书，唐朝时候，在敦煌地方举行婚事，几乎每一程序都要念一首婚俗诗。如新郎骑马来到女方迎亲时，女方要念《请下马诗》：“窈窕出兰阁，步步发阳台，刺史千金重，终须下马来。”新人进喜房，要念《至堂门咏》：“堂门筑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此外，撤帐、遮扇、去扇、同牢、去帽、脱衣、合发、梳头，以及第二天的拜公婆、祝愿新婿等，都有专门的婚俗诗。此当为后世婚礼歌之滥觞。
婚后次日，新娘要拜见舅姑。婚后三日，新娘要试厨，王建《新嫁娘》诗曰：“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隋唐时期，离婚基本上是男子的专利。隋唐男子提出离婚，大体按古礼“七出”休妻。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妇女也可提出离婚。唐代法律明确规定：夫妻“义绝则离”。
隋唐时期社会上贞操观念较薄弱，妇女改嫁较为普遍。据《中国婚姻小史》曰：唐代凡出嫁公主123人，再嫁达到24人，占1／5，其中三嫁有4人。另，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自高祖至中宗四朝共51位公主中，有8位公主改嫁。在民间，妇女再嫁也较普遍，如《柳毅》中的男主人公柳毅，先后娶张氏、韩氏二房俱死，最后续娶范阳卢氏新寡小姐，“男妇二姓，俱为豪族”，“金陵之士，莫不健仰”，丝毫不因柳生娶了年轻寡妇而看不起。
隋唐丧葬礼仪基本尊从古礼，据《开元礼》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的丧葬程序是：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饭含、赴阙、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宾吊、亲故哭、州县官长吊、刺史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朔望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谥、亲宾致莫、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循、循在庭位、祖奠、輴出升车、遣奠、遣车、器行序、诸孝从柩车序、郭门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泣、行次奠、亲宾致赗、茔次、到墓、陈明器、下柩哭序、人墓、墓中祭器序、掩圹、祭后土、反哭、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拊庙等，共60多道仪式[99]。
这一时期佛道盛行，人们笃信灵魂不灭，相信有鬼神存在，因此魏晋以来形成的薄葬习俗难以相继，厚葬重新流行。故高宗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100]要求禁止厚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