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风俗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向，是经历了一个风俗事象的规范化、礼仪化的过程。如果说隋唐前期的风俗文化承袭魏晋，更多地表现为广纳并蓄、异彩纷呈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风俗文化则更显整合、收敛的态势。仅以婚礼为例，虽然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修成的《大唐开元礼》是当时社会礼俗的准绳，它规定：从品官至庶人均应仿《仪礼·士昏礼》之程序，行六礼而成婚姻，但它成书后并未广泛推行，而且它主要讲皇室和各级官吏遵循的礼制，与一般庶民习俗并不吻合。从《大唐开元礼》规定的婚仪来看，基本上以《周礼》为蓝本，因而这种官方规定的礼制与实际的社会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加上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渗入，“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14]，婚俗一时呈现纷繁杂乱的局面。然而，唐代的风俗文化毕竟是以两京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复合体，婚俗在大一统的广袤大地上的演进必然使得其地域差异愈益缩小，且更加完备划一。这样，诸如“乘鞍”、“障车”、“催妆”、“打婿”、“安帐交拜”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婚习，到了晚唐，便基本被纳入汉族婚礼范畴。《苏氏演义》曰：“婚姻之礼，女坐于马鞍之侧，或谓此北人乘鞍马之义。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今娶妇家，新人人门跨马鞍，此盖其始也。”[15]从苏鹗的记载来看，唐朝末年这种习俗已经在民间广泛流行了。再有催妆，《酉阳杂俎》载曰：“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16]封演《封氏见闻录》曰：“近代婚家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原有下地安帐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整合同一的婚俗不仅品官俱齐遵循，且为庶人接纳，成为全国上下普遍认同并施行的礼仪规范。
4．宗教浸俗
隋唐风俗的丰富而又整一，开放中有收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的输入。正如胡汉文化在魏晋南北朝展开冲突而在隋唐逐步完成了整合而自成一体一样，东汉末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亦在魏晋一隋唐经历了输入、扎根，依附于中国文化到全然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运动历程，从而使隋唐文化在融合儒道佛的基础上实行了再造和创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宗教文化对风俗的浸濡和渗透经历了渐进的漫长过程，在隋唐时期则逐渐达到了自然天成的程度。儒道佛思想演绎而成或包容了这三教思想的各种风俗事象，不断互相交合、融会，结出一批批更具生命力的风俗文化硕果。
隋唐佛教音乐的发展趋势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佛教音乐的主要功能在于以音乐形式“赞佛功德”，弘扬佛法。故为了“知时众”，不得不向风俗文化渗透，以适应俗众好习：“若为悠悠凡俗，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17]。佛教音乐经过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改造，变成“俗讲”，逐渐普及到民间社会，并在盛唐时达到了高潮。韩愈《华山女》曰：“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闻宫庭。”姚合《听僧云端讲经》曰：“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可见其时俗讲之盛。这些佛教音乐活动受到俗众的热烈欢迎，所谓“士女观听，掷钱如雨”，所谓“未及吐言，掷物云奔，须臾坐没”，皆反映了俗众狂热的程度。除佛曲外，与宗教有关的隋唐舞蹈、美术、戏剧、体育亦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再造、创新过程，逐渐成为隋唐社会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风俗形式。
此外，宗教的传播和普及不仅使隋唐汉族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风俗事象，如听僧讲经、带发修行、结社修行、斋僧、放生、供奉佛像等；而且对传统风俗进行了改造，如丧葬风俗中被加入了“七七高”，僧尼的火葬等。
以上从宏观上梳理了隋唐时期汉族风俗发展的轨迹和脉络。一个时代风俗的流变受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情况极为复杂，我们无法详细描述其全貌。事实上，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隋唐风俗的演进还有一个胡化和奢靡的过程。简而言之，隋唐风俗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传承，闪烁出绚丽多彩的耀眼光芒。
三、隋唐汉族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经济繁荣、政权统一、生活安定、内外交流频繁、佛道二教兴盛以及科举制度的建立，酿就了隋唐风俗鲜明的时代风格，开放、奢靡、胡化、务实，是此期风俗的主要特点。
1．开放
隋唐处于封建社会上升、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的社会；其开放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民间礼仪和风俗习惯上。
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特点的莫过于此期的婚嫁习俗。隋始已有诏令禁止女子再嫁。《隋书·高祖本纪》有诏曰：“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这诏令尽管只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但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社会风气的冲击下，很快变成了一纸空文。《隋书·李谔传》曰：“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受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仍是“初嫁王奉孝，后来嫁柳述”。这种限制再嫁的诏令，不但未能“治国”，连“齐家”都未能达到。到了唐代，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耻，据《唐书·公主列传》的记录，当时再嫁的公主有28人，其中嫁过两次的占25人，嫁过三次的也有3人。统治阶级如此，民间百姓更是如此。对此唐人小说中多有描述。除此以外，隋唐婚嫁风俗的开放还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以及民族婚姻频繁等方面。这种婚嫁状况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风俗全面的开放特征。
隋唐社会的开放特征，还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能积极吸纳外来风俗的包容性方面。唐王朝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政治上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使唐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大都会、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周边不少民族归附唐廷并迁居内地，西方不少国家的商人、学者慕名涌入大唐，有的甚至长期定居下来。他们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王朝的社会生活，丰富了隋唐风俗文化的内容，使固有的本土风俗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备，而更加大放异彩。
以唐代体育风俗为例，当时不少体育项目都是吸收外来文化而广泛开展起来的。像唐代最为盛行的马球活动，就是唐太宗在街上见“群蕃街里打球”后，“比亦令习”[18]而普及开的。足球虽系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但一直未为女子涉足，唐代女子蹴鞠之所以开展普遍，是受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好蹴鞠”[19]之风的影响所致。在中国体育史上极富健身意义的导引、按摩术以及武术，亦受佛教的熏染。极具健身意义的舞蹈，是唐代宫廷里常备的娱乐活动，其中有的就传自西域诸国和朝鲜。如唐舞中的“高丽使”来自朝鲜[20]，唐十部乐之一的“天竺乐”传自印度。此外，诸如踏球舞（胡旋舞）、剑器舞等，都是从西域传来的[21]。唐代对外来风俗文化的广泛吸收，正体现了唐人的开放精神。
2．奢靡
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把汉魏、隋唐五代，均列入浮靡时代，认为民风之奢之浮之靡在我国历史上莫过于这个时代，而隋唐尤甚。他列举唐人食品、服饰之华美，名目之繁多，说明当时社会风气之腐败。其实，隋唐风俗的奢靡还有多方面的表现。譬如“隋唐婚娶之习，大约务奢侈”，“至于丧葬，唐人尤奢侈不堪，仪仗之盛，前世所无也”[22]。又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曰：“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当然，唐代奢侈风俗的形成随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唐初武德、贞观时，天下俭朴。高宗武后至玄宗朝，奢侈之风便愈益浓烈。神龙二年，有敕云：“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23]这反映官僚中蓄女乐者很多，逾越了旧制，故需申明制度加以约束，但事实上没起什么作用。天宝十载九月，又有一敕云：“五品以上正贞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行，覃及中外。”[24]这里就放弃了女乐人数的限制，说明社会上奢侈之风已盛，官僚普遍蓄养女乐的潮流已无法控制。尤其是中唐以后“时风侈糜，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25]，如晚唐咸通年间任宰相的路岩，“既承委遇，稍务奢糜，颇通赂遗”[26]；“世贵出入裘马鲜明，妾侍且众”[27]；杨收，“率爱奢侈”，“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饮馔极水陆之珍”，女儿出嫁，“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28]。
侈糜之风不仅在宫廷和权臣宅第里鼓荡，甚至连那些为政清廉、崇尚名节的官僚士大夫也不免受其染习，如杜佑、白居易、李德裕等人，亦竞相以“广陈妓乐”，购置“竹木池馆”，追求“树石幽奇”为乐[29]。上行下效，豪饮、嗜赌、雕饰、厚葬等奢华之习尚在唐代社会极盛一时。如“长安坊中，有夜栏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30]，游乐活动通宵达旦。长安妇女首饰，“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笑”[31]，“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32]。奢侈之风延及一般城市居民中，就连时人也不得不感叹：“人杂五方，淫巧竞驰，侈伪成俗。”[33]可见中唐之后的社会风俗奢靡到何等程度。
3．胡化
隋唐两代是继承北朝的政权，唐朝最高统治者更是胡化的汉人。李唐皇室从李渊之父李呐开始。连续三代与鲜卑族人结婚，故唐初几个皇帝均是混血儿。可见，李唐政权虽号称汉族政权，实质上是胡汉混血政权。无怪乎朱熹发出“唐源流出于夷狄”[34]的慨叹。
上层如是，下层亦然。李德武妻尔朱氏；元宽夫人荥阳郑氏；寂照和尚“俗姓庞氏，父诠灌，母窦氏”；郭思谟妻元氏；白道生“其先呼韩之宗”，显然为匈奴之裔，他娶西域康氏；元子上妻郑氏；宇文琬妻赵氏，等等[35]。实际上，唐内地人胡汉通婚蔚然成风，在正史笔记、小说、墓志、诗词、野史、杂记中大量保存着有关资料，上述仅为数例而已。
这种朝野上下的胡汉混血，使得唐朝文化虽然主体上仍是华夏衣冠文化，但风俗习尚方面不免杂有胡风。“这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及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36]所以，在隋唐风俗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其中胡族风俗所占有的分量。例如太宗所迷恋的马球、玄宗所倾心的羯鼓，西域乐舞进入深宫禁苑，胡医胡药流行于城乡各地，西域幻戏演出于街衢巷里，俗讲变文融入了中国的民间文学，障车、催妆、青庐、跨鞍等胡族婚俗为唐人接受，火化之类的丧俗也为人熟识，等等。可以说，隋唐风俗已是一种兼采汉胡风俗因子融会一体的复合型新质文化。它既保持了汉族传统风俗文化体系的主导因素，又充分吸收胡族风俗生机勃勃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汉族风俗自秦汉基本定型以来的第一次转型。
唐初，汉人一反士大夫阶层（尤其是进朝士大夫）那种“崇文鄙武”的风气，无论男女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尚武精神，此亦胡风之沾染。好骑即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时尚。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王公百官，除了陵庙巡祀，拜受册命，婚丧大礼须乘车之外，其他时候外出，皆为骑马。平民百姓，也多骑马。骑马成为唐代社会主要的日常交通工具。而这种社会风气之形成，是受到了北朝好武的胡风的影响。
唐玄宗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轻便胡帽；还有在日常生活方面，开元末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女士皆衣胡服[37]；此外，唐人对女性的审美观似乎也因习染胡俗，而由魏晋时期的尚纤瘦，转变为尚健硕丰腴。前文提及的隋唐婚嫁习俗“开放”之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胡风的渗入所致。唐皇族中常常出现后世所谓的乱伦之事。如高宗以其父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昭仪；玄宗以其子寿王妃杨玉环为贵妃；肃宗女郯国公主竟嫁其舅父张清[38]。这与鲜卑、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妻后母”等习俗有相通之处，或说是这一习俗之变异，如同《朱子语类》所曰：“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4．务实
隋唐文化之所以光辉灿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弥漫全社会的务实精神。隋唐不论是对前代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是立足于自身主体文化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所以风俗文化又有鲜明的务实特点。
隋唐风俗的务实特点，首先表现在此期的风俗已基本从前期的禁忌、迷信、祓禊、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变得更为现实、实用，成为引导人们娱乐、享受的日常行为规范。
以节日风俗而言，在元旦，爆竹不再是驱赶鬼魅之手段，“噼噼啪啪”的响声已象征着欢乐与热烈，“驱傩”转化成街头演出的小戏。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赏灯盛会，上巳节祓楔为踏青所替代。节日还是人们饱享口福的良机，大多应节食品在隋唐都已变得精美可口，它们已不再用来取悦神鬼，而是供人自己享用的。大量的体育活动也出现在隋唐人的节日里，荡秋千、放风筝、蹴鞠、打马球、拔河、射箭、走马、游猎、斗百草、斗鸡等等，形式多样。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许多节日风俗已向娱乐型转变，但远不及隋唐变得这样彻底。
隋唐时期风俗文化的务实特点还表现在婚姻上虽以娶名家女为尚，但娶名家女并非只为图虚名。按理当驸马是最能光宗耀祖的，然而当时许多士子以做驸马为畏途，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公主骄恣，不守妇道。根据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子与升平公主的故事改编的戏剧《打金枝》，生动地展示了唐代公主骄纵，驸马受气的生活画面。唐朝士族子弟希冀门庭孝悌和睦，自己科举仕途坦荡，妻子贤淑柔顺，而不以娶公主为荣，显然，这也是有唐一代特有的务实的社会风俗现象。
隋唐的道教习俗，也是在当时务实精神的感召下而风靡于世的。在宗教文化中，惟道教最备一种现世务实的内在精神，它追求人世，现世享受，推行“长生术”、“房中术”、“神仙术”等，与信奉轮回思想的其他宗教不同。因此，道教在隋唐两代，得到统治者的热心提倡。这种倡导，也是出于统治者“惩罪劝善”、“训导氓黎”的务实需要。唐玄宗曾说：“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时臻寿域。”[39]他认为，“道教之设，淳化之源，必在宏阐，以敦风俗”[40]，从而使民风淳朴无争，“清静”无欲。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需才孔多，政治上则尚制度，重才略，而文学、艺术、儒学亦分途发展，不可以一道求也”[41]。其时风俗何尝不是如此。以上四点并不能涵盖隋唐风俗的所有特征，只不过它们是最具普遍意义的罢了。
四、隋唐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空前丰富的生产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