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战的各社会”《社会学要旨》说，“必须要有一种爱国心，将他们社会的得胜，当作最高行为的结果；他们必须要有忠义，由那里流出向上的服从来——而且他们要服从，他们必须要有丰富的信仰。”日本民族的历史，将这些真理扩张得非常的有力。从来没有别的民族，他们的忠义会有那样更含刺激，更为非常的形式的：从来没有别的民族，他们的服从会有那格外丰富的信仰来鼓舞着的——那是发源于祖先敬拜的信仰。
读者可以明白，孝心——家庭中服从的宗教——在社会的进化中，扩张得何等大，究竟则分成了两枝，一枝成了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服从，一种则成了军阀所逼成的军事服从——服从的意义，不单是依顺，更是热烈的依顺，不单是强迫的感觉，更是本分的热情。这种本分的服从，它的来源大概是属于宗教的；就像在忠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它保持着宗教的性格——成功了一种自己牺牲的宗教时常的显明。在一个好战的民族中，忠义早就有了；因此我们可以在日本的早期史记中，找得若干动人的例证。我们可以找得若干可怖的例证——自己牺牲的故事。
侍臣对于天潢贵胄的主人，每一样东西都不能作为他自己的——事实上理论上都是如此：货物，家当，自由，和生命。他所有的一样或全部，只要是必要的，为了他的主人，他就可以不发一声的尽量贡献出来。而这种对于主人的本分，正像对于祖先的本分一样，不以死亡而停止。既然父母的灵魂，必须要由活着的子女供给祭享，所以主人的灵魂，也必须由那些应该直接服从他的人，终身敬拜奉祀着。主人的灵魂而且不能在黄泉之下没有侍从：伏侍他的诸人中，至少总有几个人，必须要随着他同死。因此在早期的社会中，就发生了殉葬的风俗——起先是强逼的，后来便成为自愿的。在日本，曾在前一章中说过，大出丧的事情现在还盛行一时，有许多烘干的泥像（埴轮）替代了应有的殉葬活人。强逼的殉死取消之后，自愿的殉死继续到了十六世纪，成了军界的习尚，这些情形，我已经提起过了。那时如有一个侯王死了，十五个或二十个的侍臣，自愿切腹以殉，那是很普通的。家康决意将这种自杀的风俗取消，在他著名的遗嘱第七十六条中，有这样的话：
“虽然殉葬之事，自古已然，然而绝无理由，人所共知。孔子诽及作俑之人，尤为明显。此类事实，均须严禁，无论直接之侍臣，侍臣之侍臣，以及最低级诸侍臣，一应在内。违者即非忠信之士。财产人官，子孙听其贫乏，以为犯法者戒。”
家康的命令，果然将殉死之风，在他自己的陪臣中取消了；可是在他死后，此风依然继续着，复兴着。一六六四年，幕府将军发布了一个法令，凡是殉死的人的家属，必须严办；幕府对于此事，非常热心。那时有一个右卫门兵卫，自己切腹，殉了他主人奥平忠政的死，违背了法令，政府立刻就没收了那自杀者全家的土地，将他的两个儿子处了死刑，又将全家其余诸人都发往边远充了军。虽然殉死的事情，就在明治时代还是有得发见，而德川政府的坚决态度，的确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后来即使是最热烈的忠义之心，大概也只好在宗教上作他的牺牲。侍臣当它的主人死时，不切腹而只削发为僧了。
殉死的风俗，只能够代表日本忠义的一方面；此外还有若干同等显著的风俗——例如军人自杀的风俗，不是殉死，乃是历来武士训练所传下来的自惩方法。对于这种自惩的切腹，为了显然的理由，还没有什么禁止的法令制定出来。这种自毁的方法，早期的日本人似乎是不知道的；它也许和别的军人风俗一同是由中国传进来的。古日本人的自杀，照《日本记》中所有的证明，大概只有缢死。以切腹为风俗，为特权的，只有军界最通行。从前的败军之将，或者破城的守将，为了免得落人敌人的手里去，就往往这样的结果自己——是一个直传到现在的风俗。大约在十五世纪之末，允许一个武士切腹自尽，免得他受着正法的羞辱，这样的军界习俗，早已是风行一时了。后来一个武士的受命自杀，竟成了他公认的本分。所有的武士，都服从这个教训式的法律的，甚至各省区的长官也如此；在武士的家庭中，男女儿童，都受过教训，知道不论何时，为了自己的尊严，或者家主的志愿，有所要求，应该怎样的自杀。……妇女，我也应该注意到，伊们则不切腹而抹颈——那就是说，将刀子刺入喉间，轻轻地一拨，割断了大动脉。关于切腹仪节的种种情形，看了密福（Mitford）译自日本书籍的记载，大家都已知道，所以我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应该记得的要点，乃是尊严和忠义要求那武士的男妇，准备在任何时间，以兵刃自毁，至于战士，任何不信任（自动的或非自动的），任何困难使命的失败，一件愚笨的错误，和甚至是主人一些不快意的眼色，都是切腹的充分理由。在最高等的侍臣中，因为主人失德，无法使之向善，以切腹来死谏，也是一种本分——有好几出剧本的事实，就是以这种英雄的风俗来作为题材的。至于武士阶级中已结婚的妇女——直接向伊们丈夫，而不向主人负责——抹颈的事，时常当作战时保持尊严的手段，虽然有些时候，为了丈夫的猝死，也作为向丈夫的灵魂表示忠义的一种牺牲。（日本道德家益轩写着说：“妇女是没有封建之主的；伊必须尊敬服从伊的丈夫。”）至于未结婚的少女，为别种理由而死的，也不是少见的——武士的少女，时常算作全家荣辱有关的重要分子，因此有什么阴谋诡计，很容易弄得一个少女自杀，或者为了对于女主人的忠义所激发，也会有舍弃性命之事。因为武士的少女，在服务上必须忠于伊的女主人，正和战士对于他的男主人一样；日本封建时代的女英雄，为数甚多。
在古代，定了死罪的官太太，可以自杀，早就相习成风了；古代的史记中，充满着许多的例证。不过这种风俗，或者一半也是为了古代法律和现在两样的缘故，那时一个人犯了罪，全家都要受罚的，不管事实的究竟如何。然而一个丈夫已死的妻子，不因为失望，而因为希望随着伊的丈夫往另一世界去，在那里和生前一般的侍奉他，因之而自杀的，的确也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女子自杀，代表着古时对于已死的丈夫的旧观念的，在最近代也还有得发生。这些自杀平常总是照着封建时代的规例而实行的——妇人死时，身上都穿了白衣服。最近和中国战争的时候，在东京就发了这样一件无名的自杀；死者是战死的浅田中尉的妻子。伊那时不过二十一岁。伊一听见伊丈夫的死信，伊便立刻准备伊自己的死路——写信和伊的亲族辞别，整理伊的一切事务；仔细地收拾清楚了伊的家室，都照着古时的规例。然后伊穿上了伊的死服；在客室中，壁龛的对面，铺下了席；将伊丈夫的画像放入了壁龛，在它的面上摆好了祭物。等到各样事情都已安排好了，伊就坐在画像之前，取起了短剑，轻轻地很熟练的一刺，就将伊喉间的大动脉分了开来。
武士妇女自杀的本分，除了保持尊严以外，还可以当作道德的诤议。我已经说过，在最高等的侍臣中，往往因为主人有了过失，苦谏不从，不惜切腹而死以为尸谏，也是一种道德的本分。在武士的妇女中——以封建的意义说来，伊们是认伊们的丈夫为伊们的主人的——丈夫有了不端的行为，妻子苦劝不听，也就只好以抹颈为道德的诤议。按着妻道，逼得只好走上这条道儿的理想，到现在还仍旧存在着：这样好好的生命，为了要改正错误的道德，就此弃之如鸿毛的事实，要引证起来，在眼前便不止一件。或者最动人的一件例证，就要算一八九二年长野地方选举县长时那一回事了。有一个名叫石岛的富选举人，起先曾对人家说，他将帮助某候补者得到被选的地位，不久却就改变了宗旨，反去帮助了那个竞争的候补者。他的妻子一听见了这个消息，就穿上了白衣服，按着古时武士的仪节，自己抹颈而死。这位勇敢妇人的坟墓，现在还为本县人民用鲜花装饰着；在伊的墓前焚着馨香。
奉了命令自杀——任何忠义的武士所不敢梦想发生怀疑的本分——在我们看来，比了别种也是完全听从的本分，觉得要少困难些：所谓别种本分，便是为主人之故，而发生的儿童、妻子，以及全家的牺牲。有许多日本著名的悲剧都是讲的这样牺牲之事，为侯王的侍臣或倚赖者所造成的——男子者或妇女，将他们的子女，来替代他们主人的子女的死。（极好的例证，可以参看东京长谷川出版，上有精妙画图的剧本《寺子屋》的译文。）我们不能说，在这些剧本中的事实，未免言过其实，其中大都是以封建史为根据的。当然所有的情节都已重新安排过，扩大过以便适合剧场之用；可是用这种方法将古社会的一般影像反映出来的，大概比了真正的事实却还要近情些呢。人民还是爱着这些悲剧；外国的戏剧批评家，往往所注意的，只是那些流血之事，以为大众别有喜欢看着流血的嗜好的。——作了民族天性残忍的见证。我想起来却不然，我则以为对于旧式悲剧的爱好，恰正是外国批评家常常不明白的证据——那是极深刻的民族的宗教性格。这些剧本继续着给人以愉快——不是为了它们的凶暴可怖，只是为了它们道德的教训，为了他们将牺牲和勇敢，忠义的宗教，有所表扬之故。它们代表着封建社会的种种杀身成仁，作为它最高尚的理想。
由那个社会一直下来，在种种不同的形式中，同样的忠义精神，都已有了它的显明。就像武士对于他的爵主一样，学徒对于师父，伙计对于老板，也都是那样的。不论何处都是诚实可靠，因为不论何处，在主仆之间，都有那样互守本分的情感存在着。每种实业和职业，都有它自己的忠义的宗教——在这一方面，当必要之时，要求着绝对地服从与牺牲；在那一方面，要求着和爱与援助。死人的统治竟是弥漫了一切。
报杀父母或主人之仇的责任，和为父母或主人而死的本分，一样的早就有了。甚至在稳定的社会开始以前，这种本分就已存在了。日本最古的历史中，有好些地方，记载这样复仇的故事。孔子的伦理，将这种责任还要格外确定些——主张杀父兄杀主人的仇人，“不共戴天”；又规定了亲族的等级，在这些亲族之内，复仇的本分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应该记得，孔子的伦理，在早时期就是日本统治阶级的伦理，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就像我在别处已经提起过的，孔子的全部伦理，都是建筑在祖先崇拜之上的，正好代表了孝心的扩大与成功：因此这就和日本人的道德经验完全谐合了。既然日本的军人势力，渐渐发达了，所以复仇惯例，就普及了各处；它在后来更受到了法律和风俗的保护。家康自己也赞成这个——不过说，在要想复仇之前，应该呈文给地方刑事法庭，说明自己的意志。他对于这事的言论是有趣的：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圣贤（孔子）亦以为非报不可。有此欲报之仇者，应先呈文刑事法庭；虽然于所许之一定时期内，可以报仇而无阻，但不能以扰乱治安之手段行之。未经呈文擅自报仇者，乃系欺诈之豺狼或惩或宥，视其举动之情形，以为定夺。”亲属等于父母；师长等于主人，有仇都必为之报复。妇女复仇的著名小说和戏剧，为数很是不少；因为有时那被害的宗族，竟已没有一个男子，可以尽此责任，事实上就只可以由妇女或儿童为复仇者了。学徒为师父复仇；甚至拜把子的弟兄，也必须互为复仇。
为什么复仇的本分，并不限制在自然的亲属方面，看了那特殊的社会组织，当然就可以明白了。我们已经知道，家长制度的家庭，就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家庭的结合，不是自然情感的结合，乃是拜神仪式的结合。我们也已经知道，家庭对于社团的关系。社团对于部落的关系，部落对于民族的关系，都一样是个宗教的关系。最初复仇的风俗，为家庭的，社团的，或民族的拜神仪式那样的结合所约束，正和为血统那样的结合所约束一样，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此外则中国的伦理传进来了。军界的情形发展了。复仇为本分的观念就达到了更为广博的范围。承继的子弟，在责任上是和血统的子弟一样的；师长对于学生的关系，就是父亲对于儿子。殴辱自己的父母，须处死刑：殴辱师长，在法律之前，也是一样的罪名。这种对于师长也须孝敬的道理，是中国传来的：孝心的本分，扩大到了“心思之父”的身上。此外还有别种这样的扩大；探其源流，中国的或日本的，都一般的可以追溯到祖先崇拜去。
现在，在任何讲说日本古风俗的书中，所没有好好的提到过的，乃是活祭这事上原来的宗教意义。古社会中，以复仇的风俗作为宗教的起源的，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不过日本的复仇，内中有宗教性，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事实，却是很有趣味的。活祭大部分是一种赎罪的举动，看了它所举行的仪式便可知道——就是将仇人的首级，放在要报仇的人的墓前，当作赎罪的祭物。这种仪式中，从前举行时，最动人的特点，便是向那要报仇的人的灵前，所作的一番祝告。有时这祝告不过用口说有时也要用笔写，就将这所写的祭文放在墓上。
读我书的人，或者没有一个不知道密特福的杰作《古日本的故事》（Tales of Old Japan）和他的译作《四十七个浪人》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有否注意到洗濯吉良上野介殿的首级的意义，或者注意到那些勇士伺候好久，方得复仇，而向他们已死的主人，作一会祝告的意义。这篇祭文是放在浅野爵主的墓上的，密特福（Mitford）也曾译过。现在还在泉岳寺（sengakuji）庙宇里保存着：
元禄十五年壬午（一七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臣大石内藏助以迄寺坂吉右卫门等四十七人，冒死奉告于吾故君之灵曰：呜呼，去年三月十四日，吾故君攻伐吉良上野介殿一役，臣等草昧，未悉究竟。不意吾故君无幸，竟以遭害，奸人上野介殿，乃稽显戮。虽政府文告，不许复仇，臣等此举，或非吾故君所愿，然而食君之禄，尽君之事，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不共履地，他日泉下相逢，神天随侍，未报君仇，将何以自堪！用是此心乃快，夙夜侦伺，耿耿一日，无殊三秋。冒风雪，绝饮食，老衰疾痛，踵趾相接，濒死者数。螳臂当辕，弥为人笑，然此气未复，此志未敢懈。昨夜集合，幸告成功，兹将上野介殿，押送吾故君之墓前。匕首一柄，去年曾亲手泽，付与臣等保藏，今以奉献。唯吾故君之灵，大昭显赫，锋刃再亲，割彼奸人之首，义愤永息；尚飨。臣等四十七人谨启。”
这时间浅野爵主的祝告，就好像他在那里被人看得见的一般。仇人的首级，正是按着向活着的君主献馘的老例，仔细的洗濯过。在那坟墓之前，放着那柄匕首，这本来是浅野听命于政府，而自为切腹之用的，然后由大石内藏助动手，仍用它将吉良上野介殿的首级割了下来——这就算浅野爵主的灵魂，正是用那兵刃割下那个首级了，冥冥中的鬼怒气，也就算发泄完了。他们这四十七个侍臣，本来早已奉判切腹自尽的，现在才各各自杀，追寻故主于地下，埋在他们故主的案前。在他们的墓前，二百年来，有那些尊敬他们的游客，时时来将馨香凭吊着。（游客们将名片放在这“四十七个浪人”的墓上，好久以来，已经相习成风了。我最近到泉岳寺去游览的时候，坟墓四周的地上，一片雪白，遍是凭吊的名片。人必须要住过日本，能够感觉到日本古生活的真正精神，才能理会得这个故事中全部的忠义；但是我想谁将密特福君对于这事的叙述，和相关诸文件的翻译，加以仔细阅读了，就一定会受感动。那篇祝告，尤为动人心魄——为了它所显出的热情和诚信，和对于另一世界尽本分的感情。不论我们现代的伦理，怎样的看不起复仇，可是许多复仇的日本故事，却自有它们高贵之处；它们的感动我们并不是为了什么卑鄙的复仇的表现——乃是为了它们的感恩，自制，不怕死的勇敢，对于看不见世界的信仰，所显出来的揭示。这事的意义，当然就是我们无论自知或不自知，都为它们的宗教性所感动了。不过个人复仇——为个人损伤的延期报复——那是不合我们道德的感情的：我们已经熟习地知道，引起这种复仇的情绪只不过是残暴的情绪——是和畜生差不多的人所做的事情。可是为了本分所在或者对于已死的主人尽忠，所以不得不复仇，在这样的故事中，那就可以得到我们在道德上较高的同情——使我们感觉到不自私，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所发生出来的力量和美丽来。《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分子。……
不过我们还须记得，古来日本的忠义宗教，在殉死、切腹、活祭这三种可怕的风俗中得到了最高的表彰，而它的范围却是狭窄的。它有社会的习惯法限制着。虽然全国中这样的事不胜枚举，不论何处都可以找出性质相同的本分观念来，而那种本分的范围，以各个人而论，是决不会越出他所属的团体以外去的。侍臣不论何时都可以为他的主人去死；可是他若不是属于幕府将军的军旅中的，他就觉得他不必为了那幕府政府有所牺牲了。他的故乡，他的祖国，他的世界，都在他主人的领土之内。在那领土之外，他不过是一个流落者——一个浪人，意思便是无主人的武士。在这些情形之下，向国族发生爱心的较大的忠义——不照古代狭义而照近代广义而说的爱国心——就不会充分的发展了。什么共同的祸患，什么全民族的危险——依各鞑靼人的来侵——也许暂时可以激发真正爱国的情感：但是在另一方面，那种情感是不会进步的。伊势的礼拜的确和部落的或宗族的礼拜不同，可以算得国族的宗教；但是每一个人却都受过教的，都须相信，他第一个本分乃是对于他的主人。一个人不能周到的侍奉两个主人：封建制度将别方面的趋向都取消了。主人完全占有着侍臣的身体与灵魂，在对于主人的本分以外，对于国族的任何本分观念，于侍臣的心目中是没有一些影踪的。例如一个平常的武士，就不会将皇命当作法律：他只知道于他的侯王的法律以外，便没有什么别的法律。至于大名呢他就可以按照情形依从或不依从皇命了：他直接的高级长官乃是幕府将军；他不能不为他自己，在天皇为神，和天皇为人这两项事情上，作一个政治的分别。在军力得到最后集中之前，为皇帝而舍命的诸侯，固然不少；但是公然反叛皇帝的侯王，为数尤其多。在德川柄政的时代，依从或违抗皇命的问题，完全要看幕府将军的态度；从来没有一个侯王，会冒险依从西京的朝廷，而不依从江户的朝廷的。在幕府制度取消之前，从来没有过。当家光的时代，大名们到江户来时，是绝对不许走近皇宫的——甚至是应皇命的宣召也不能；他们也不许向御门（天皇）有所直接的请求。幕府的政策，乃是要防止西京和大名间的种种直接往来。这种政策，二百年来，遏灭了不轨的奸谋；不过它却也阻挡了爱国心的发展。
就是为了那个缘故，当日本意外地遇到了西方侵略的时候，侯王制度的取消，就觉得是最重大的事情。那绝大的危险，使社会的种种结合不能不熔合成一个坚体，以作一致的行动——部落或宗族的团体，就须永远的解散——所有的主权，应该立刻集中于民族宗教的代表者——服从天皇的本分，从此以后，就须替代了服从各地诸侯的封建本分。忠义的宗教，是千年来因着战争而发展出来的，并不就此丢弃了：正当的利用着，简直就是价值无量的国族遗物——倘使有聪明的意志向聪明的目的指导着，就是能成种种奇迹的道德力量。它不能因改造而受破坏；它只能受转换与变更。因此转换到了更高贵的目的上——扩充到了更大的需要上——它就成了信托和尽本分的全国新情感；现代的爱国心。在三十年中，它究竟作成了多少奇事，现在的世人，不能不加以承认：它将来能够作成多少，将来自然可以知道。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日本的将来，必须倚赖着这好久以来，由古人遗传下来的忠义的新宗教，有所维系而不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