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要想在他们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打破的地位上，代入他们自己的西方信条，真正没有想到，那可以用来反对旧信仰的言论，是也可以一样有力的用来反对那新信仰的。平常的宣教士，自己既不能达到现代思想的较高度，也竟不知他那一些些的科学知识，在一个东方人的心思上，自然比了在他自己的心思上更为有力。因此他一朝发见他的学生愈有理性，作基督徒的时期便也愈短，他不免就要大惊小怪起来。要将一个善良的心思，本来因为不知科学，对于佛教宇宙观满意的个人信仰，加以破坏，并非十分的难事。可是就在这一个心思上，要将西方的宗教情绪来代替东方的，将“长老会”或“浸礼会”的独断来替代中国的和佛教的伦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代的布道者，在事实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心理学上的困难。从前，耶稣会和其他罗马教徒的信仰，比了他们所要排斥的信仰，差不多没有什么不迷信的时候，同样的艰难阻挡早就有了；西班牙的僧侣，虽然用着他们非常的忠诚，火般的热忱，成功了许多奇迹，还是觉得，如果要完全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只有藉着西班牙军队的武力。现在的情形，比了十六世纪中，格外不适宜于任何种传教事业了。教育已经在科学的基础上世俗化而改换形式了；我们的宗教，也正在变成不过是伦理的需要方面所有的社会的承认；我们许多牧师们的功用，也正在渐渐变成道德警察的功用了；成群的礼拜堂塔尖，并不能作为我们信仰的证明，不过是我们对于习俗的尊敬加以扩大罢了。西方的习俗，永不能变为远东的习俗；外国的教士，永不能作日本的道德警察。我们教会中有若干最自由，在文化上最广大的，已在承认宣教事业的无谓。但是要将本来的自以为是放弃了来认知真理，也是不必的；完全的教育，便能将那真面目显示出来；世上教育最好的国家，德国，就没有差什么宣教师往日本的内地去。宣教的努力，远在他们每年报告新教徒的内容以上，而结果却成了本地宗教的改组，最近政府有令，本地的僧侣，必须受过高等教育。在这敕令之前，有许多比较富有的宗派，早就照着西方的计划，设立佛教学校了；净修宗已造就出若干学者，虽在巴黎或牛津受过教育，足以夸傲一时——他们的名字，世界上不论何处的佛教徒都是知道的。日本的确需要着比伊中世纪时所有的宗教较为高等的信仰方式；可是这些新方式必须是从古方式中出发的——从里面而不是从外面出发的。由西方科学保护得很结实的佛教，将来定能适应着民族的需要。
这位在横滨的少年教徒，果然证明了宣教事业的失败，立下了一个极可注意的榜样。自从他牺牲了财富，作了基督徒——或者还是说作了外国教派的教徒——之后，不到几年，他就公然宣布脱离他那以绝大代价换来的信仰。他已经格外比了他的宗教教师，研究和思考过当时代的大思想，他的教师对于他所发的问语已经回答不出，只好对他说他们给他读的书，只有几部分，对于信仰的全体是危险的。但是他们也不能证明这些书中究竟有什么不对之处，所以他们的警告，终于无用。他起先是由着不健全的理解，而皈依这个不二法门的；现在他由着更为博大精深的理解，在不二法门之外到底找到另外的法门了，他脱离教会了，公然的宣言说，所有的教旨，都和真正的理论或事实不合；说他觉得他不能不接受他的教师们称之为基督教敌人的这些人的意见。对于他的“反教”，当然有许多的辱骂。
真正的“反教”却还远着呢。他不和其他反教的人一般，他知道宗教问题对于他不过是一时的退后，更知道他所已经学习到的，不过是等他继续学习的一个开端。他在信条的相对价值上——在宗教是保守力和约束力的价值上——并没有失去信仰。一种附会曲解的真理——存在文明与宗教之间的真理——起初还能领他走入信教之途呢。中国哲学已教过他，社会没有僧侣就不能发达的定律，是近代的社会学所承认的；佛教也已教过他，就是种种谬误——为下等人说法的寓言、形式，和象征——在帮助人类美德的发展上，都有它们的价值和它们的理由。从这一个观点说来，基督教对于他并没有失去什么兴趣；虽然他看见了通商口岸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基督教国家的高尚道德，如他的教师们告诉他的，那样，免不了怀疑。他还是有意思要去看看西方道德上的宗教影响；去游历欧洲各国，研究他们发达的原因和他们强大的理由。
他这样的决定，竞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如愿以偿。使他在宗教事务上成为一个怀疑者的理智，也使他在政治上成了一个自由思想者。他公然发表意见，反对那时的政策，激怒了当时的政府；后来他也和外人一样，受了新思想的刺激，不很慎重，只好被逼着离开了故国。他注定要周游世界各国的命运，于是乎开始了。他先避到高丽去；然后到了中国，在中国过了一会教授生活；最后他就上了往马赛去的大轮船。他带的钱很少；但是他一些也不管自己将来在欧洲怎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年青力壮，刻苦耐劳，颇为可靠；他带着若干介绍信，那些海外的收信人，也许能给他一些帮助。
可是在他能够重新踏到他的故土之前，已经好几年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