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日本不久就要向世人宣布采取基督教的说法，并不是何等没有理由的，正和从前别种预期的说法差不多。可是事情似乎还不止没有理由，因为给这样大希望作根据的前例，从没有发生过。东方民族已经信仰基督教的，一个也没有。甚至百列颠的统治之下，那天主教在印度的努力宣传，也终归于停滞。在中国，教会已有数世纪的根据，基督教这名字还是被人深恶痛绝——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借着西方宗教的名义而作侵略之举的，并不是在少数。和我们近一些的东方民族，我们要使他们信从的努力，也没有什么大进展。对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摩尔人或任何回教民族，要他们信从，简直是绝望的；要使犹太人信从的布道会，结果只好令人一笑。不过就是将东方民族存而不论，我们实在也没有传教的成绩可以夸张。在近代历史中，基督教国家，对于能够有希望维持自己存在的民族，从来还没有力量能够勉强他们信从基督的教义过。在那少数野蛮民族，或已就消灭的毛里人（Maori）中，宣教事业得到了一些名义上的成功，也不过证明上面的话；除非我们承认拿破仑罪恶的宣言，说宣教士是可以有极大的政治利用的，否则我们要想断定国外宣教事业的全部工作，不是枉费极大的气力，光阴，和金钱，而一无所得的，这简直不是容易的事。
在这十九世纪最后的十数年中，各方面看来，那理由格外地明白了。所谓宗教这事，决不是单指着那些讲说超自然的经典；它是一个民族全部的伦理经验的综合，在许多方面，也是那民族较好些的法律上最初的基础，更是那民族社会进化的纪录和结果。因此它完全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不能在任何的自然情况中，由一个完全陌生民族的伦理和道德经验来自由替代的——那就是说，不能为一个完全陌生的宗教所替代。一个社会情况很健康的民族，决不肯自动舍弃那和它的伦理生活非常调和的信仰的。一个民族，也许要改变它教条的形式，它也许甚至要接受别种信仰；可是要它自动的放弃它所有的旧信仰，即使那旧信仰已失了它那伦理上，或社会上的用场，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接受佛教时，伊没有放弃伊那诸圣先贤所遗留下来的道德信条，和伊那最初的祖先崇拜；日本接受佛教时，伊也没有排斥“神道”。古欧洲的宗教历史上，同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只有最宽大的宗教，才能为完全陌生的民族自动的所接受；而且这样的接受，也不过他们已有宗教的一种增添，决不是他们已有宗教的一个替代。因此就有了古时佛教宣传事业的大成功。佛教只是一种吸收而非排挤的力量；它将种种陌生的信仰并入了它的大组织中，然后给了它们新解释。可是回教和基督教——西方的基督教——便不如是，他们是完全不宽大的宗教，不肯并入什么而只排挤任何别的宗教。要介绍基督教，尤其是介绍到东方的国家里去，非但必须破坏本地的信仰，还要破坏本地的社会制度才成功。而历史的教训则说，这种完全的大破坏，只有用武力才得实现，而在高等复杂的社会中，更只有用那最残暴的武力。因此从前基督教宣传上重要的工具，武力，现在还仍旧是我们宣教事业背后的武力。我们只不过将金钱之力和恐吓，来代替了比较显明些的锋刃；有时为了商业上的理由，得了我们基督教职业的证明，竟至实践了恐吓。例如，我们藉着用战争得来的条约，竭力将宣教士派到中国去；我们自己应许用炮船帮助他们，要是他们被杀了，就为他们的生命要求巨额的偿金。所以中国必须按时偿付着血染的金钱，每年渐渐的格外知道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有些什么价值。伊漠生（Emerson）曾说过，有些人总不会想到真理，总要等真理之光照到了事实，这句话，最近经若干对于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不道德；加以反对的抗议，明白的注明了——这些抗议，在发见纯粹的商业利益，将为宣教的扰乱所反击之前，是谁也没有人肯听从的。
不过虽然已有上述的种种情形，相信日本在名义上仍有改教之可能，有一时却也有过很好的理由的。谁都不会忘记，自从日本政府，不得不因政治的需要，用力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耶稣会教会，加以根本铲除以后，所谓基督教这个名称，早就变成一个深恶痛绝的名词了。可是自从那时以后，世界已改变了；预备在日本竞争着宣教的基督教宗派，总在三十以上。在这大宗的教派，代表着各种正和邪的教派之中，日本总可以选定一种合胃口的基督教了！而且国家的种种情形，对于传入什么西方宗教，的确已好不少。全部的社会组织已经彻底的崩溃；佛教也已经站立不定，还正在那打击之下宛转着，神道教显出了不能抵抗的形势；大军阀已经消灭；统治的制度已经变更，各省区都已为战争所摇动；数世纪来，堂帘甚高的天皇，已在惊奇的百姓面前出现；新思想的大潮流，恐吓着要扫灭一切风俗，破坏一切信仰；而基督教的宣传，也已经重新为法律所容许了。这样还不算。政府在重行改造社会的种种大努力中，已切实的考量过基督教这问题——正和研究外国的教育，军事，和海军各种制度的那样精细而公允。有一个委员会，专门报告着外国因基督教影响，而减少犯罪的事实。结果则证实了十七世纪开普耳（K·mpfer）对于日本伦理的公平判语：“他们对于他们的诸神发着极大的尊敬，用种种方法崇拜着诸神。我想我可以确定说，在德性的实现上，在生活的纯洁上，和外表的虔诚上，他们远远超出了基督徒。”
简单说来，外国宗教，除了不适合东方社会的情形以外，就是在西方，也不能有什么显著的伦理影响，远不及佛教在东方所有的成绩，这是一般的公论。的确，在柔术的大精神中，为了是一个家长制度的社会，那社会是建于互助的宗旨之上，而又根据着男子必将离别父母与妻子同处的教训的，施舍要比给与来得多些。（最近有一个法国的批评家说，在日本的公共慈善机关，为数很少，可见这民族是欠缺人道主义的！现在须知事实却是不然，旧时日本互惠的教训，已足使那些机关归于不必需了。另外一个事实，乃是西方这样的机会这样许多，而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上所显出来的，不人道要比慈善格外的彰明较著呢。）
用天皇的敕令，来使日本成为基督教化的希望，已是过去了；因着社会的改造不论要用什么方法，使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机会逐渐少起来了。宣教士们，虽然他们也干涉他们职业以外的事情，也许还能存留下去若干时；可是他们再也做不成什么道德上的好事了，那时候，他们将为利用他们的人所利用着。一八九四年中，在日本的宣教士，属改正教的有八百人，罗马天主教的九十二人，希腊天主教的三人；所有外国宣教士在日本每年的费用，至少必定有一百万元——也许还要多些。这样大费用的结果，乃是信从改正教各宗派的大约有五万人，信从天主教的，人数也差不多；此外未信教的，则尚有三千九百九十万人。习俗上，和一般存心不良的人，是不许人对于宣教的报告加以攻讦的；但是我管不到这些，我必须说出我公平的意见，上面的数目，我看不是可靠的。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值得我们注意的，乃是他们自己说，比他们的竞争者，事半功倍；还有，连他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工作非常稳固——那工作合理之至，是从儿童开始的。可是教会的报告，终不无可疑；在日本人的最下等阶级中，有不少人，为了能得到特别的帮助或工作，才都预备信教；贫苦的儿童为了要学习些外国言语，得些教育，才假意的作了基督徒；时常有许多少年人，信了若干时期的基督教，公然的又回到了他们古神之前；每次水旱饥馑，火灾地震，宣教士作了许多用外国捐来，赈济的慈善事情，便忽然有许多的人信从了基督教，凡此种种，谁要是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谁就自然地不单要疑到那些信教者的忠实性，并且要疑到那些方法的道德性了。在日本一年一百万元的费用，已是经过一百年了，当然总有些极大的影响，虽然，那影响的性质不足尊重，总还是应该注意到的；而本国的宗教，在自卫的教育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有弱点，又引起了别人的侵略。幸而现在政府将在佛教的教育事业上，给以援助，已不是一种徒然的希望了。在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会不久就要决定将伊那最富有的事情，变成互益的大会社这也至少总有些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