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受到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逐步实行计划体制并且实行受这种体制制约的由国家确定投资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同这种体制和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种理论集中地体现在1954年出版的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所以根据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主要论点编写的这部教科书对我国影响很大。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得出了一系列的经济规律，这些经济规律并不是从经济体制实际的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而是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抽象比较中反证出来的。这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刚诞生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践后，再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不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了，这造成理论的僵化，从而引起体制的僵化和经济发展的停滞。
应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像孙冶方、顾准等经济学家，已经对这种计划体制的经济理论提出过质疑。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后来在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作了解释的论点大致如下：
“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些比起往往赢利很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许多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在其中的劳动不能产出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对于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追随着这些同志们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消灭我国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不同时实现了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就不可能造成国民经济不断的增长。”
顾准等引用马克思的话进行质疑；
斯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个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作价值，在对国民的财富上应看作财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能像个人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按照它能够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第19页）
第一，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条件下，价值决定就仍然在下述意义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接着，顾准指出，斯大林认为“价值规律调节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的分配”这种不正确的论断是不是就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决定，对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仍然有支配作用”呢？就调节一辞，占支配作用一辞而言，可以认为是同义语。从本文（第二节）的引文，我们也可以知道，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决定与价值规律意义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若认为，上述斯大林的论断与马克思的论断是直接互相反对的，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种理论上的质疑实际上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含意：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忽视价值规律或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企业不计盈亏，不追求利润，工人不流动，不能从赢利低的企业转向赢利高的企业，这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就不可能具有合理性，所谓计划经济只能靠长官意志来推行，谁的决策权力大，谁就可以决定资源的分配和调节，尽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强调客观经济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实际上是在经济运行和发展都存在着某种唯意志论。
但是，孙冶方、顾准等人的质疑被批判为“利润挂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更上纲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路线，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实际上就是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把计划体制改为市场体制，开放实际上就是把封闭的计划体制改为开放型的市场体制，同世界经济接轨，以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在1978年，在我国比较经济学之所以获得了发展，就是因为它突破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框框。
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对自己的学说有一个概括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为基础，即希望通过社会革命，藉以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达到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中即出现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用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即社会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则更出现了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
我们并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而是根据我们的目标和理想，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出发，探索适合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运行体制和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的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而且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比较经济学摒弃了把姓资和姓社简单对立的研究，即摒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那种认为凡是资本主义下发生的一切在社会主义必然相反的简单化的结论。而着重开展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态度，这有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启发智慧，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比较经济学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经济学。从经济体制和发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市场体制明显地优越于计划体制，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发展经济，明显地优越于用计划行政手段发展经济，因此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和开放的任务就是要从原有的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体制。在1978年改革和开放之初，在讨论计划和市场关系时，要明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还有不少障碍，但是，过了20多年的今天，向市场体制过渡，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不能不说，通过比较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资源配置方式、决策权力的划分，对产权理论的研究等等，都对市场体制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
但是，即使在今天，虽然向市场体制过渡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我们从计划体制向发达的市场体制的过渡的任务仍远远没有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经济体制的变革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1978年初到今天20多年的最大变化，是原苏联发生了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科技发展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创造经济奇迹后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比较经济学看来，这都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而涉及深层次的体制和发展模式，这些变化正是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把英国同西欧大陆国家对比时指出：“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就是说，通过比较研究，是可以出现某种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的。使我们增强经济改革的自觉性。
比较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多科性或科际性的学科，它需要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也需要政治学、社会学、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同时，比较经济学的发展也会推动各有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比较经济学虽然经过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但在我国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又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它同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密切联系，而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化也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关于比较经济学产生的历史以及当前的新发展，我们将在下一章作专题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