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约束的情况下，为金融中介创造经济租金有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由于这些租金为银行的持续运营创造了一个利润流，银行就有动力成为一个长期的经营者，使它们积极有效地监督企业。其次，由于中介的收益提高了，银行就有强烈的动力增加其存款基数。因此，银行将增加投资，吸收更多的存款。
在金融约束的条件下，当然会限制金融市场的竞争，但可防止竞争引起的经常性银行倒闭，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尤为重要，这样，有利于金融系统进行长期投资，把资金投入于发展重工业。
这种金融约束同金融抑制有本质差别，它不是把租金转入政府部门，用来补贴金融部门的亏损，而是让银行等金融机构用于发展长期投资，取得更好的回报，发展金融机构自身，并吸收更多的存款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
为了规制银行业的竞争行为，政府需要控制向该行业的进入，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禁止进入金融业，而是使进入者必须达到有效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对金融业放宽限制，这里有一个金融深化的过程。
此外，政府在规定贷款利率时，可以为生产部门创造租金，但这种租金恰恰可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表面来看，贷款利率高，银行收益率会高，但实际上可能收益率反而会降低，其原因有三：（1）由于利率提高，导致申请借款者的平均质量下降；（2）较高的利率，鼓励将资金用于高风险活动，导致道德风险问题；（3）较高的利率意味着企业拖欠贷款的可能性更高。如果存在破产成本，投资的社会效益反而减少。
因为银行和企业的合同具有债务的性质，企业必须还本付息，所以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存在着代理成本问题。如果能提高申请借款人的整个质量，减少企业投资的风险，降低破产的概率，就可以减少代理的成本。
在日本和韩国发展重化工业时期，政府实际上制定了定向信贷的产业政策，谁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石化等行业，就可以得到优惠的信贷。
政府干预的理由有以下两点：（1）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业社会效益高于私人收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总体效益，促使民间企业展开竞争，以谋取租金的激励效应；（2）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信息不如银行掌握得多，政府只能瞄准某个部门，使银行利用其信息在该部门中挑选较好的企业，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某种缓冲，减少了代理成本，而鼓励和促进生产力的竞争而不是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
这种金融约束政策既不同于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的金融压制，又不同于美国这种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日本和韩国的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日本和韩国建立的重化工业不同于前苏联的重化工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而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当然，从长期来看，这种金融约束政策也可能会演变为金融抑制，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体制也在不断深化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暴露了日本和韩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缺点，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讨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和韩国在先发展重化工业时期采取金融约束政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四、农业向工业转移资源的方式不同
前苏联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人为地压低工资，并扭曲汇率，实行进口替代，从而实现农业向工业转移资源。
日本和韩国在发展重化工业时，自然也实现农业向工业资源的转移，但是，方式同前苏联完全不同。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发展重化工业时主要依靠金融约束，从而依赖于银行和工业部门本身的效益和国际出口的效益，因而无需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和工资，并扭曲汇率，无需用低价出口农产品和原料，用这种差价形成的租金来补贴本国的金融业和重化工业。相反，日本和韩国建立的重化工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在农业税中取得的资金可以用于改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把东亚地区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农村的电力灌溉系统和道路密度最高。由于有了灌溉系统，导致水稻和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有了发达的公路系统，农村经济作物才能大规模发展，由于农村市场的扩大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为银行的信贷系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在这些情况下，农民不会离开土地，拥向大城市，而相反，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工业的发展。这一切都会导致城乡发展工业的成本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这一点上，东亚地区实现了工农业的均衡发展。
当然，日本的农业部门，特点是产大米的部门现在已经成为颇受保护的部门，长期以来，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国家对大米采取了干预定价的改革，大米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都被定得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同时消费者价格又定得低于生产价格。二者之差成为巨额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也显示出这一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探讨。
（第三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体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同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体制有关。在前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计划体制，这种体制是靠政府设计的。在日本和韩国则似乎不同，它是靠体制本身演进的，当然，也是由政府提倡和鼓励的，用青木昌彦教授的话说，是“无意的吻合”，或者，也可以说成是成为一种共有的理念。
日本军政府为了增加战时生产，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股东权利、由政府挑选高层经理，对大股东财阀家庭征收三倍重税，在战争后期关闭股票交易所。
2．政府关闭大量商业银行，由30年代初的2000多家减至战争后期的65家，政府对每一家军需企业指定一家银行作为惟一的结算中间人。
3．建立受政府官员监督，由企业派出人员组成的各种产业协会，作为企划厅和企业之间从事信息收集、计划制定和计划实施的中间人。
4．对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指定由具体的大企业给予技术帮助。
5．产业爱国者协会在企业建立了由白领和蓝领工人参加的支部，以鼓励士气，并使服兵役农民相互援助。
在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改革措施包括：
1．财阀控股公司被宣布为非法，其股份连同财阀家庭私人持股一起转交给一个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股份民主化”政策把转交的股票私有化，在购买公司股票时，本公司职工有优先权。
2．每一军需企业（大多数为大企业）都与单个一家银行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解决政府拒付战时债务造成的不良债务问题。
3．产业协会仍继承下来，并与通产省的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4．战时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大企业仍把这些中小企业作为排他性或半排他性的供应商。
5．爱国者协会的企业支部作为好战组织被解散，转变成企业工会。
日本的战时动员资源体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实行的民主改革，这二者无意中形成了同前苏联计划体制的纵向等级制完全不同的横向等级制。
1．由于个人分散持股和公司集团内部成员交叉持股，公司集团演变成横向等级制，经理人员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用实行终身雇佣制从雇员中挑选出的。经理人员不存在外部接管的威胁，因此，它对工人长期雇佣的承诺是可信的，这也是构成横向等级制的重要特点。
2．日本这种横向等级制并不存在企业经理和工人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因为在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低于某一界线时，控制权就从内部经理人员转移到主银行，主银行或者拯救该企业，或者通过关闭企业，来惩罚内部人，这种治理结构对防止内部人控制是有效的。
3．在这种横向组织结构中，不仅工人和企业经理人员有着共同利益，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在公共政策上也有着共同的利益，各部门的官员和产业协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官员退休后或提前退休，可以到产业协会或企业任职。
4．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着供应商网络，中小企业对零部件的生产必须按时交货，并且保证质量，这也是横向等级制的重要特点。
5．企业工会推动职业轮换和联合工作责任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特点，因为当时企业的生产环境非常恶劣，许多现场发生的问题，要靠班组集体解决。
韩国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不过，演变的轨迹同日本不同。
李承晚时代实行的是现在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的体制，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把国有资产出售给同李承晚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界人士，以便支持李承晚的自由党执政。
2．把银行演变成由这些企业界人士控制的“附属银行”。
3．把美援和明显低估的美元分配给愿意回报自由党的工商业人士。
朴正熙是在李承晚政权因学生运动抗议而垮台后上台的，因此，他采取了同李承晚时期不同的措施：
1．军政府把同李承晚有密切联系的工商界人士送上法庭，控告他们是非法“敛财者”，但是，政府并没有直接接管这些企业，而仍表示与实业界人士合作。
2．军政府冻结了非法敛财者在银行中的股本，事实上把银行重新国有化，而且在以后银行法的修改中明确地把货币政策机构划归财政部，由政府直接控制。
3．军政府顺应美国要求，将韩元贬值，以鼓励出口，同时，提高存款利率，鼓励国内储蓄。当时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信用，不能独立筹集资本，政府决定国有银行为私人部门的国外借款提供贷款，并决定将国外贷款担保延伸到私人企业。
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使韩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政府、银行和企业形成一种“风险伙伴关系”，形成韩国模式。
在韩国的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并不直接干涉银行和企业的具体经营投资活动，但是，要以私人企业的出口业绩作为评价标准。商业银行可以自动批准对那些持有出口许可证的企业发放贷款，出口业绩好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总统亲自主持每个月的出口促进会议，这些会议由主要的政府官员和实业界人士参加，为解决紧急问题提供了一个达成共识的论坛。
由上可见，韩国的经济体制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纵向等级制，而是属于日本式的横向等级制。
1．企业的经理人员，并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由出口业绩决定的，实际上是由国际市场检验的。因此，在面临着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经理人员的眼睛并不是向上，而是面向市场的。
2．对企业的经理人员的监督也主要来自市场，一旦企业发生亏损，不能偿还外债，企业需要整顿，在职的企业经理层会被换掉。
3．为了鼓励出口，韩国成立了企业界人士组成的韩国贸易促进会，以及各种出口商的协会，等等。上至总统，下至各部门，都同这些促进会和出口商协会经常举行会议，共同商讨扩大出口的对策。政府官员退休或提前退休，可到企业界或各种企业协会任职。这同日本是相同的。
4．韩国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时期主要是支持大企业，但是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鞋帽和服装等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5．韩国的工会由于军政府反共的原因而被取缔，但是，由于韩国面对国际竞争，韩国的民族主义比较强烈，这种风险伙伴体制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
日本和韩国的横向型层级体制比前苏联的纵向层级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种体制也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对加快重化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政府过度干预金融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以至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这种体制的弊病就显示出来了。
（第四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显示出来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体制的弊病
1997年前的30年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但是，到了1997年出现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先看看下列事实：
到1995年，韩国前30家大集团的债务股本比率平均达到347．5％，到1996年，则上升到386．5％，到1997年债务股本比率上升到519．0％，其中三大集团的债务股本比率已上升到2000％。但金融机构仍在支持这些债台高筑的大企业。到了1997年，终因大企业集团资不抵债，引发了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