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行政命令中附加货币和价格信息流的控制，即在下达实物生产指标的同时，增加价格、利润、成本、工资、信贷等指标，这样，可以增加上级对下级的刺激和监督，消除各组织利益上和动力上的矛盾。中央控制机构在职能上要发生分化，有的机构负责生产计划，有的机构负责价格计划，有的机构负责财务和利润计划，有的机构负责劳动力分配计划，等等，而各种机构把有关指令下达给各种组织的控制领域，使企业的管理部门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一旦成立一个机构，就会赋予这个机构以生命力，给予它自身的经济利益。例如，完成了生产计划，生产计划部门领域的人可以得到提升奖励，其他部门也是如此。而且机构领导人的地位往往同机构大小成正比，机构会日益臃肿。更严重的是各种机构按各自的系统下达指令，必然扩大组织中控制领域职能分工的矛盾，例如，会增加提高产量和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各种机构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各种组织机构决策上的扯皮和混乱。
三是按行政等级进行分权，如划分中央、省、市、县、区、乡的隶属范围，即把某些经济组织划归中央管辖，把某些经济组织划归省市县等管辖。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用于控制经济实施领域的信息语言应当是共同的，无论货币信息流、价格信息流或者资源信息流，人才信息流等非价格信息流都应当有共同的、效用一致的语言，这样，才能使实施领域的投入产出流正常运行。按行政隶属关系人为地分割企业的控制权，就会产生地方语言，即各种经济信息带有地方特点，例如省属银行只向本省企业贷款和投资，凭借行政权力维护本地区产品的价格，不准外地产品进行竞争，等等。地方行政分权会减轻中央信息的负担，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又会使信息系统发生混乱，造成决策的失误。
以上三种是完全中央集中控制系统的主要变种，当然，其中每一种变种可以彼此交叉，而演变出更多的变种。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以上三种变种，可以推导出其他各种变种的特点。
完全分散的经济控制系统可以有如下的变种：
一是用经济手段加强集中控制。在完全分散的经济系统中，每个经济组织的控制领域不了解宏观总量的信息，单凭市场价格信号，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因此，中央宏观的经济控制部门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总量控制。这里的核心是货币流的控制，即发行与经济总量增长相适应的货币量。在市场萧条时，增发货币量，增加投资，降低利率，在市场过度繁荣时，紧缩银根，收紧信贷，提高利率。与此同时，还可以采用某些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给予某种优惠贷款等等。问题在于，中央宏观控制当局或者由于对宏观总量判断失误，或者由于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采取错误的财政货币政策，会造成经济的严重失控，导致市场交换秩序的混乱。
二是用行政手段加强集中控制。在完全分散的经济系统中，不能解决涉及社会利益的非经济因素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劳务上。公共产品和劳务不同于私人产品和劳务的特点是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水库、道路、码头以至国防设施等等不能像布匹或小麦那样按尺和论斤在市场上分割出售，同时不像私人汽车和住宅等为某些个人专享，而为公众共同使用。因此，公共产品和服务带有更多的非经济因素。私人产品和服务可用分散市场控制的办法，而公共产品则用公共机构即政府用行政手段集中控制和管理。但在政府用行政手段集中控制和管理公共产品时，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
三是用法律手段加强集中控制。例如，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对自然垄断的企业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实行价格管制。但在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时，也可能产生官员、律师受贿腐化等问题。
从经济社会系统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多样化，靠这种高度集中的控制系统或这类控制系统的变种，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向分散的控制系统过渡，这是必然的趋势。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如何过渡的问题，在向分散的控制系统过渡时，如何学会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控制。在向分散的控制系统过渡时，如何不失去控制，而在考察加强控制的时候，又不致回到旧的经济社会系统。
（第八节）复杂系统的进化发生在混沌和秩序的边缘
经济学对复杂系统的进化问题研究越来越重视。
这种研究有以下两点重要发现：
第一，在经济系统进化过程中既存在着优胜劣汰，也存在劣胜优汰的多种复杂情况，这里有着报酬递增现象，即获得者效应，一旦拥有，就不断拥有，如硅谷这样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就出现这种效应。但是，如果过时的系统或组织获得这种效应，就会出现劣胜优汰，即锁定在旧的系统中。
第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微小的事件被扩大和发展，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被称为蝴蝶效应，即北京的蝴蝶翅膀扇动，其作用不断放大，可以引起纽约一场暴风雨。当人们观察大量简单的原子和分子如何相互作用，研究蛋白和DNA相互作用时，就会看到最初微小的变化，会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这一切变化取决于分子之间正负反馈的作用，在经济中即表现为经济组织之间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作用，因而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经济不断处于变化中，经济结构时常在组合、进化和发展。
因此，经济社会系统作为复杂系统，同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等具有以下共性：
第一，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由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的网络：在细胞中，作用者是细胞核和粒线体，在胚胎中是各种细胞，在生态系统中，是生物的物种，在人脑中是各种神经细胞，等等。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作用者是个人，家庭或企业、公司等等，每一个作用者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由自己和其他作用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环境中。每一个作用者都不断在根据其他作用者的动向采取行动或改变行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控制力是相当分散的。在一个胚胎中，没有一个主要的细胞，在人脑中没有一个主要的神经元。这个系统所产生的行为结果，是产生于这些作用者的相互行动。在经济系统中，经济的总体效果也并不决定于某个中心的决策，而是取决于千百万个作用者的无数日常决策的结果。
第二，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层次的作用者对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比如一组蛋白、液体和氨基酸会组成一个细胞，一组细胞会组成生理组织，一组生理组织会形成一个器官，器官的组织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在人脑中，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语言控制中心，另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行动皮层，还有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视觉皮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个人之间组合，会形成企业，企业联合会形成公司，以致形成经济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
在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共同的是都能吸取经验，经常改善和重新安排它们的建设砖块。比如，生物体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改善和重新安排它们的生理组织，人在与世界接触中不断学习，加强或减弱神经元之间的无数的相互关联，企业、公司或部门也会不断重组，加强和减弱某些组织，提升工作卓有成效的个人，以适应经济、技术和环境等等的变化。
第三，所有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将来。从微小的细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中，具有这样基因的生物体才能与之适应。这种预测功能就像所有建设砖块一样，会不断吸取经验，完善和重组。在经济系统中，经济组织的预期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会有许多小环境，每一个小环境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每个作用者利用一个小环境的同时，也会打开更多的新的小环境，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是永恒的新奇。有时小环境的扩大，会引起大系统的变化，因而造成各种不同的结果。
从一种系统进化到另一种系统有其困难之处。这种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社会系统是一种自我繁衍的系统，陈旧的计算方法和计算预期，某种陈旧的信仰可以像DNA一样，衍生在下一代组织身上。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进化是群体组织的进化，而不是单个组织的进化。
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旧系统的繁衍和扩大，可能出现“锁定”状态，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保持秩序的稳定，也会出现“锁定”状态。
但是，克服这种系统转化困难的路径是使这种转化发生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从一种系统过渡到另一种系统，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在物理学上叫做相变，在生物学上称作“突变”，在神经生理学上称作“突触”。但是，“相变”、“突变”、“突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发生在混沌的边缘。
例如，把冰块加温到华氏32度，冰块会化成水。在低于发生转变的温度下，分子保持结晶体秩序（冰块），在高于发生转变的温度，分子处于混沌（水）。如果温度恰好在转变点上，秩序和混沌相互交织，呈现出复杂永恒变化的状态，叫做“相变”，这种“相变”发生在混沌的边缘。
作为生命起源的“分子池塘”，大概在40亿年前发生了某种分子的“相变”，生命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上保持平衡，既不能陷于过度的秩序，又不能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才得以形成和进化。
至于神经生理学中的“突触”，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如果固守某种旧的知识秩序，那么思维就会僵化，但是，如果头脑里一片混沌，一片混乱，那么也不可能获得新知。只有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上，会突然感到有所发现，出现“突触”或顿悟。
在混沌边缘上的进化有助于解决经济社会系统进化中的两个难题：
一是从旧的系统向新的系统过渡中总会有旧的计算和动力规则转到下一代组织身上。但是，一旦出现了新的计算和动力规则，旧的计算和动力就会对此作出反应。这时就有可能激活原有的组织，或者刺激在旧系统下受到压抑的因素复活，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往往压抑了一些组织和人才，出现了劣胜优汰的情况，在向市场体制过渡中，使一些组织和人才受到激励，从而释放出其活力，这样就能在体制转换中出现“路径依赖”，而不是使旧系统处于锁定状态。
二是自下而上的组织创新有助于组织群体的系统转换。一方面，在组织群体中存在着网络的联系，一部分组织的进化，会引起其他组织的连锁反应，会促进系统的转变。另一方面，上层组织是下层建设砖块形成的，下层组织的变化对上层组织的变化会起到催化和促进的作用。“所以就出现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阶梯上推的作用，每一个层次的上推都要经过某种类似自动催化的相变阶段。”这也是体制转换中的“路径依赖”，而不是使旧的系统处于锁定状态。
总之，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同生物系统进化一样是某种共同演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演化的过程。真菌为海藻提供了住食，海藻为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合欢树为蚂蚁提供住食，蚂蚁又保护了该树，花朵为蜜蜂提供了食物，蜜蜂传授花粉，把种子撒向田野。这同达尔文时代简单地看作优胜劣汰的过程是不同的。这种过程是一种共同优胜的过程，而避免共同劣汰的过程。这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在强调系统自下而上的作用时，并不是忽视上层（或者具体地说是政府）在系统转换中的作用，体制转换决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上层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掌握好秩序和混沌的边缘。我们常常说“统而不死，活而不乱”，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度，统是一种秩序，统得太死，变成僵化，就要使之处在混沌的边缘，使系统活起来，但也不能导致混乱到破坏秩序的程度。其实，在各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游戏中，游戏高手都懂得这一点。例如，踢足球，弱队往往采取边线进攻的战术，进可攻、退可守。下围棋，总是先走角、走边，其目的都是使自己处于混沌的边缘，以寻求胜机。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巩固农村根据地道路，使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过程中，重视特区建设和农村改革，都是很成功的实例。
第二，领导者应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加强它们的力度，以使它们在系统进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无论在企业改革中，或在农村建设中，都出现许多优秀的砖块，甚至板块。如果能进一步放大它们的作用，目前改革中的不少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同时，领导人必须负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因为任何微小事件的放大，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结果。
生命的特点在于分子的组织，生命可以比喻为一种计算法，就是分子之间类似于计算机作出的开和关，即正反馈和负反馈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物体无非是由许多基因组成的，这些基因类似于小计算机形成的网络。这些小计算机相互作用的程度完成生物体的计算任务，这是有机体进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结构。
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系统也可以看作是许多并行操作的小计算机的网络，它们之间像计算机一样，开和关，发出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各种信号，形成了经济社会系统的计算功能，这也是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和进化的结构。
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涉及计算工具的变化和正负反馈功能的变化，例如，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中，在经济系统中，货币作为计算工具和反馈功能会起较大的作用，在政治系统中，选票作为计算工具和反馈功能也会起更多的作用，等等。
在这种系统的转化中，进化发生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就可以使这种计算工具和正负反馈功能逐渐放大，不致引起系统转化中失控，或者因担心失控，而使系统转化停顿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