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我们在比较经济学的发展中看到比较制度分析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占有重要的地位。本章我们将着重说明比较经济学，特别是比较制度分析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若干重要理论基础或重要原理。
（第一节）资源配置理论
比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资源配置理论。所谓经济运行就是指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产品如何分配，归根到底，就是资源如何配置。例如，大家需要吃东西，满足物质需要，又需要看电影，满足精神需要。但是，究竟用多少人力和物力生产食物，又用多少人力和物力生产电影，这就是资源分配或配置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去生产食物，就会没有电影看；相反，大家都去生产电影，就会没有饭吃。究竟按何种比例分配资源，可以达到最优，这是一切经济学都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说明了由“看不见的手”即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私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在他看来，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这样做，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引向和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结果却使整个社会达到最大的利益。关于“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的原话是：“他既不试图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正在促进之，他只关心他自己的所得，然而，他是……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以促进他并未试图促进之目的……经由其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他所促进的社会利益，时常超过他真正企图促进的程度。”
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通过社会分工和交换，即通过市场而实现的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这种调节是通过支配交换价值的规律，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而实现的。价格机制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写过：“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贱之徵贵，贵之徵贱显然是指通过价格涨落，以达到似水流自高而下的自然调节作用。拿我们前面所说食物和电影生产以何种比例分配资源的例子来说，食物生产少了，食物价格就会高，于是增加食物生产，电影生产多了，电影票价格就会下跌，于是减少电影生产以此达到这两种产品的合理配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资源配置问题的，把他们的答案同亚当·斯密的答案作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鲁宾逊时写道：“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宾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这些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宾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明了……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他继续写道：“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在那里，鲁宾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和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在马克思1868年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资源配置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可能被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和亚当·斯密相同的是马克思肯定市场的交换价值，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把交换价值所反映的内容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看作是根本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
和亚当·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为了揭露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曾把衡量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作为决定价值的依据，而暂时撇开了技术生产力和供求因素。
这种情况一度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了误会，似乎等量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彼此交换，花了等量劳动时间，可以得到等量的消费。
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虽然也谈到社会要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棉布里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但强调指出：“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
恩格斯还指出：“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4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凡是读过《资本论》第三卷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从抽象逐步接近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现象的时候，就分析了同技术因素、竞争、供求有关的社会需要即效用对价值形成所起的作用。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过，忽视劳动耗费和效用的比较，新社会会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展开懒惰的竞争”。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已指出了劳动耗费同效用的比较在新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最后决定的作用。这种比较在市场竞争中表现为交换价值即价格。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新社会保留这种价值概念，并主张进行计算，但他们并没有指出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
后来，对各种产品效用的比较以及它们的效用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的比较作出详细说明的，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他提出了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三个原则：
第一，社会上每个人对两个产品间边际替代率相等。例如，有人愿意少吃水果，多看电影，那么多少水果等于一张电影票呢？当然，一个人不能完全不吃水果，能少吃到多少程度总有一个极限，所以，实际上存在一个边际替代关系。反过来，有人愿意多吃水果，少看电影，情况也一样。这反映着人们对水果和电影效用的比较和评价。如果两个产品间边际替代率相等，那么，从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角度来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第二，每个生产要素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中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对各个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相等。生产要素通常指劳动、土地、资本，按马克思的经济用语，也可称作活劳动和过去耗费的劳动。任何人的劳动既可用于生产这种产品，也可用于生产那种产品，但是，要电影工作者和果树栽培家都生产电影或都去种水果，那么，两者对这两种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不相同，但是，由于电影和水果的需求会发生变化，这两者的生产率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这两者的投入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只要投入这两者的边际生产率或边际转换率相等，投入品的分配就处于最优状态。这实际上反映了各种效用和劳动耗费的比较。如果生产要素在各种产品中的边际生产率或转换率相等，那么，从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第三，某两种产品（如水果和电影）在生产上的产品转换率等于这两种产品在消费上的边际替代率。这是综合以上两种情况而得出的在生产和消费上的资源配置最优状态。
帕累托说的这三个条件可以适用于任何经济，但是，在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经济中，在纯计算或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实现这些条件就困难重重。但是，在自由竞争的货币经济中，因为有价格机制存在，这些条件却容易实现。说明如下：
（1）每个人对于X和Y这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就是说，只要每个人都按它们的价格进行比较，他们对X和Y的边际替代率就会相等。
（2）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归根到底是劳动边际生产率，而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率和各该产品的价格比率。这就是说，生产者对于X和Y的边际转换率也取决于X和Y的价格比率。
（3）既然消费者对于X和Y的边际替代率，等于X和Y的价格比率，X和Y的边际生产转换率也取决于X和Y的价格比率，所以，这种价格比率也反映消费边际替代率和生产边际转换率均衡的情况。
由上可见，有了价格比率，以上条件就容易实现。帕累托的资源最优配置公式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耗费同效用的比较的资源配置理论是一致的。他们比亚当·斯密的进步在于从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揭示了其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必须保留的价值概念当然包含价值比率，实质上也离不开价格比率。
问题在于，这种价格制度是怎样决定的呢？李嘉图强调价格决定于供给，决定于生产成本，马尔萨斯强调价格决定于需求，马克思则主张供求对价格都有影响。继马克思之后，马歇尔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说明价格决定的含义。供给曲线测度供给量对价格的影响，一般说来，两者呈同方向变动；需求曲线则测度需求量对于价格的影响，两者往往呈相反方向变动。如图所示。
这两条曲线具有不同的斜率，但必定会相交于一点，在此点上，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而形成均衡价格。所谓均衡就是供求的平衡。在均衡价格上，市场可以清理，也就是说，供给者愿意卖出的数量恰好等于需求者愿意买人的数量。否则，不是供过于求，就是供不应求。由于市场竞争，在供过于求时，卖者之间互相竞争，使价格下降；反之，在供不应求时，买者之间竞争，致使价格上升，而恢复平衡。
根据上面帕累托所说，无论在生产和消费上对各种产品都有一个边际替代率或边际转换率，因此，供给线通常是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需求线通常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线。供给线的斜度是测定供给弹性的，所谓供给弹性是指价格上升（下降）百分之一时，供给量上升（下降）百分之几。而需求线的斜度则是测定需求弹性的，所谓需求弹性是测定价格上升（下降）百分之一时，需求量下降（上升）百分之几。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决定均衡价格，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斜度也会引起均衡价格的变动。均衡价格就是由此决定和变动的。均衡价格及其变动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马歇尔继帕累托之后对资源配置理论的极富概括性的说明，被称之为新古典理论或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经过以上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苏联20和30年代关于价值规律的争论同西方2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争论，其焦点都在于资源的配置问题。布哈林主张价值规律起统一调节作用，其实质就在于主张由均衡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原始积累规律起支配作用，其实质就在于主张由国家垄断的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他们的共同点是主张由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史角度来看，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价格的性质及其形成上，两者是不相同的。前者主张由国家计算和市场共同形成均衡价格，而后者主张通过国家同市场进行斗争形成垄断价格。
在西方的争论中，从米塞斯、哈耶克到泰勒、兰格都共同明确地主张由均衡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他们的理论渊源都来自帕累托，当然，泰勒和兰格受巴罗尼的影响，不过，巴罗尼本人也是首次把帕累托的均衡理论引到社会主义的计算中来的。但是，他们的分歧在于均衡价格的形成方法上，前者强调离开市场，就不能形成均衡价格，后者试图用国家模仿市场的方法来建立均衡价格，并通过供求的变动来修正均衡价格。只有道布主张国家用行政手段决定资源的分配，这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多少有些相同。
我们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作出判断的是，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决不是国家垄断价格，而是市场均衡价格。国家垄断价格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规定限制价格，另一种是国家规定保证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对资源的配置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分别说明如下。
在限价情况下，价格必然低于市场供需力量决定的均衡价格，必然会引起供给量减少，需求量增加，使供需缺口更加扩大。限价偏低，使卖者不愿卖，以致宁可囤积。买者出钱买不到货，于是出现黑市或灰市（半公开，半合法的市场，如我国前些年双轨制下的市场就属于灰市）。因为有了限价部分，黑市或灰市价格必然高于均衡价格。即使黑市价格大大上涨，对生产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供需矛盾反而扩大，致使政府为维持市场秩序成本有增无减，加重社会负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本意是保护消费者，以维护社会公平，但结果却使投机倒把者获利，并且由于价格的补贴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对低收入者补贴的实际效率就大大打了折扣。
在保证价格的情况下，价格必然高于均衡价格，以致供过于求，政府支出庞大，产品堆满仓库，一旦政府无力负担，限量收购，价格又会降到低于均衡价格。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补贴。政府的本意是保护生产者，但其结果却损害了生产者。
以上所说明的是唯有借助于市场价格机能而不是用统制价格取而代之，才能做到合理的资源配置。通过比较经济学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一点也是完全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