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向往这种社会的出发点，是反对兼并战争，反对阶级压迫，反对阶级剥削，反对统治者的腐败行为。因为老子被免官隐居以后，看到春秋末期各诸侯国兼并战争频繁、劳动者承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统治者奢侈腐败行为，抱着想把劳动者从“有为”的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构思着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他所理想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就其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阶级根源而论，都有其内在联系。
1.老子美化“小国寡民”社会的认识根源，是他对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发展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结果
老子认为：“太上下知有之（伏羲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各自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感觉不到政权的压力，人们仅仅知道有它的存在），其次亲之（炎黄时期定居中原，发展农业生产，使人们安居乐业，人们感谢领袖的丰功伟绩），其次誉之（传说中的帝尧时期，部落领袖和气谦让，同人民和睦相处，人民赞誉领袖的恩德），其次畏之（夏商周三代时期，统治者掌握着生杀大权，人们在畏惧中尊重君主的高贵），其次侮之（到春秋未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候国表面上服从周王室，暗地里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企图称霸，人们轻慢它）”。因此，认识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口不言德，实为上德），下德口不离德，是以无德（口不离德实行德治，实为假德），上德无为，而有以为（帝尧时期实行无为而治，不用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夏商阶级社会统治者已为己作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到周朝实行礼治，而没有人从内心里回应，到春秋末期已经扬着胳臂强引人回应了）”。老子以自然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直观地认识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义之薄而乱之首也”，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时代愈是向前发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他们，或者否认他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然，也不能说老子已经达到了精深的认识，可是老子确实认识了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披着爱的外衣的假圣人兜售的仁义礼智信，是压迫剥削劳动者的利剑。因此，老子中肯地提出要绝弃那些假圣人的巧智仁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是，老子当时也不可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指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发展的状况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体现。
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老子虽然也直观地认识到“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化而欲作”（随着父系制氏族公社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生活资料逐步有了剩余，公社成员有了掌上明珠的私人财产，同步进行着阶级的产生和原始公社的解体。由原始公社的均衡分配、平等互助关系演化为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但是，老子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看作是“众人之所过”，更认识不到一个社会的面貌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物的要素必须被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力，而主张“镇之以无名之朴”，“复众人之所过”，人们要返回到众人走过头的道路，而且把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直观地认为是统治者的私欲澎涨，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潜于欲得”，刚刚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又返回到自然唯物主义、机械唯物论的认识圈子里去了。
2.老子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索受到当时客观实践的制约。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
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等。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互相关系。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参见毛泽东《实践论》）老子步入探索救世方略时期的社会，是奴隶和农奴有的上升为自耕农，有的投入手工业生产和小型商业活动，使用简单的工具，根本没有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实践。老子从探索救世方略升华到宇宙本原的研究，揭示了自然现象、自然的性质和自然的规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社会实践活动对他的局限，在他刚刚触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边缘上时，就立即返回到他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上来，机械地以天道推论人道，要人道效法天道，按照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处理人类社会的问题，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没有弄清楚隐藏在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就只能直观地注意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或某些枝节问题，不可能深入到社会发展中的本质问题上进行研究。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必然陷入机械唯物论及历史唯心史观。
3.老子向往“小国寡民”社会的阶级根源
“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种。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参见毛泽东《实践论》）老子被免官归里以后，下降为自耕农，对农业小生产者的生活处境和政治要求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老子的认识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因为农民有一部分自己的私人财产，他们想过自给自足的安静生活，希望统治者不要过多地干预他们。老子代表农业小生产者的阶级利益和政治愿望，向往“小国寡民”社会，希望过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安静生活，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反映。
4.无为而治的救世方略，是他无力面对阶级社会剧烈阶级斗争现实的软弱表现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一致的。老子自然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回避斗争、消极退让的人生观决定他必然推导出机械唯物论，无力面对人类社会激烈阶级斗争现实的方法论。老子虽然直观地认识到“化为欲作”，进入阶级社会也揭露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的伪善面貌和“朝甚除，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的腐败行为以及“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的压迫剥削劳动者的罪行。虽然也推出了有扬弃地绝弃封建礼教假圣人的圣智、仁义和巧利的政治主张，得出“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德”的结论（以封建礼教的伪善的巧智治国是国之贼）。但是到最后提出了：“镇之以无名之朴复众人之所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为腹而不为目，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消极主张。最后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也”，“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回避斗争，消极退让，无为而治的救世方略，是他无力面对阶级社会剧烈阶级斗争现实的软弱表现。
老子在春秋末期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转型时期，劳动者承受着被压迫剥削和各诸侯国兼并战争双重负担的社会环境里，代表农民阶级的阶级利益为人民的生存设计了“小国寡民”的社会环境，老子尽量美化升华原始公社时期的社会环境的本质是个美好的幻想。在当时周王室腐败衰微，诸公卿争权夺位，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里，要以“无为而治”的政治手段去实现“小国寡民”的社会环境，是极不现实的。所以老子说：“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为什么天下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实行呢？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回答，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而在阶级社会里，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老子在剧烈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回避斗争，以“无为与不争”的政治手段，让那些热衷于争权夺位的诸公卿们和热衷于称霸的各诸侯国的候王们拱手让出统治权，和平地过渡到“小国寡民”社会，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幻想。
而老子还被蒙在因为受到社会实践和阶级利益局限没有突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境界里，说：“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老子说：正由于不理解这个道理，因此才不理解我。理解我的人越少，我就更可贵了。但是，从老子所向往的社会本质看，老子所设计的社会环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剥削，没有战争，没有奢侈腐败，公正平等，均衡分配，是和共产主义社会体系一个类型的社会，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老子社会历史观的内涵。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拥护并易于接受共产义社会的理想和不患贫而患不均、公正廉明的心理要求，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潜藏在中华民族的心态里。
我们看到老子处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所必然产生的坏事，视为社会的倒退，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便民不为盗”。最后主张回复到氏族公社的原始公社时期的生活环境中去。其认识论根源是老子虽然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转化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他没有认识到隐藏在人们思想背后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没能深入到社会发展规律本质问题上研究，只有直观地认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表面现象，把文明时代的社会进步视为社会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