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力的文明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的外表，而在于它拥有多大的胸襟和宽容度。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雨而不衰，是因为它选择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以海纳百川之势，遵循“拿来主义”的原则，兼收并蓄，吸收包容道家、法家、佛家等各种思想文化，纳天地精华于宇内，汲万千变化于淡然。中华文明也在这种包容的文化氛围中，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傲然绽放于世界舞台上。
历史选择了这块“海绵”——儒家文化
当尼罗河的金字塔孤单地守护埃及风化了的古老文明，当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只能靠后人想象来维持对古老盛世的眷念，当印度恒河水流淌的记忆几经外族入侵而中断，当玛雅的最后一个城邦在西班牙人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时，只有中华文明能描绘出一条清晰的起伏脉络呈现给世人。站在那些只剩下干涩想象的文明废墟上，回过头来看世界文明的漫漫行程，整个过程如同一场剪辑过的电影，片中的配角在情节结束后便隐匿了行踪，只有主角伴着观众直到最后。
文明始终是一个庞杂的东西，和人一样，从不同的侧面来看都有不同的表象，只有把这些不同的表象综合起来，才能更靠近真相。因此，在这里我们只有从已逝的古老文明中嗅出风化后的味道，才能发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当西班牙的炮火让玛雅人闻到脖子下黄土的味道时，中国人却从百年忧患中重新张开眼睛看世界。印度文明则像极了一个上身穿西装，下身穿短裤，脚上穿着拖鞋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视觉断层的感觉，缺少连贯性，中国文明却一直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在这里，中国人并非在自我夸耀，只是想从事实中寻找文明深处最坚韧的核心。
每一种文明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有人说日本是洋葱头文化，一层层地往里剥，到最里面发现没有核心，外面的那些皮都是从别人那里借鉴过来的，散发着不同的味道。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它的学习借鉴能力恰恰说明了儒家文化开放的特性。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段儒家文化和各种不同文化水乳交融的结晶。不管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以怎样的形式传入中国，其最终的结果都是被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融合。文明如同一眼泉水，需要不断地更新，才不会成为死水。它的活力不在于有多强大的外表，而在于拥有多大的胸襟和宽容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相对独立及封闭中发展起来的，但在遇到不同文化时总是以其开放性和兼容并蓄的姿态不停地接纳。这种包容性来自儒家求同存异的诉求，而求同存异的胸怀来自于儒家的天下一家思想。亲睦众生、和合万邦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论语·学而》有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泛爱众”便是爱所有的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万国一人，这便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后来发展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论前身。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道兼具不同韵味的菜，但不是简单的拼盘。从角色上来讲，儒家文化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厨师，取东家之长，融西家之妙，方成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大菜”。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占据着封建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它就像一块可以不断吸水的海绵，不断地从道家、法家等文化中吸收养分，最后，这些文化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它们作为文化的主体和各个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汇成中国传统文化。锄头和犁耕耘出来的中原文明远比四方“蛮夷”文明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因此，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仪之邦”的美誉，由此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虽然儒家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异土文化有过冲突和交流，但儒家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及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难免失去自身的优势。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所谓“儒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因此，游牧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儒家文化发生交融，便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如同太极拳，太极拳刚柔并济，聚力量于无形，藏大气于胸中。儒家文化则纳天地精华于宇内，汲万千变化于淡然。
宋朝时，开封曾有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上再也没有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高悬着“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家正宗。犹太民族是三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旋涡中的软木塞”，他们受尽鄙夷欺压，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犹太文化本身的流浪气质赋予了它较强的凝聚力，但犹太人来到中国后，犹太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融合。如今看来，它基本被儒家文化同化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在全球显赫一时，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崩溃。但是当它在明末清初踏上中国时，却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和文化体系，相反，基督徒不得不顺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家的纲常伦理，才能在中国待下去。
中外文明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即佛教传入中国时。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曾受到本土文化——儒、道两家的抵抗与排斥，后来，佛教逐渐与儒道文化相融合，一步步地中国化。其实，站在历史的一个制高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虽然采取了抗拒的态度，但它还是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或先秦以来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东西，最终创造出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形态。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时表现为谦虚，有时表现为固执，有时表现为顺从，有时表现为认命，有时表现为果断，有时表现为迟疑，有时表现为进取，有时表现为保守。这些特性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包容能力更有弹性。这种包容性与开放性在“胡服骑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原看来，四方非“蛮”即“夷”，而赵武灵王的举动实属非常之举。过去史书多赞扬商鞅变法，其实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能展示中原文化的气度。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条大河，其上游是儒、道两个支流的汇合，在中游处又有佛教支流汇入，与大河的原有水流相互激荡。它没有固定的支流，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能汇入一股新鲜的支流。涨落是河流的本性，不可能永远激荡，但川流不息并非每一个文明都能做到。短暂的停歇未必换来明日的光明，很多时候是漫漫的黄沙夹着后来者敲打土地的声音作怀古式的拷问。自然灾害、战争、侵略、文化渗透，当这些摆在文明面前的常规考题一道道砸来时，中华文明依然缓缓前行，不是关起门来修炼绝世武功，而是敞开胸襟，坦然迎接挑战。
这一滴水，藏着中国人的品格
遥想那一年，有一位老人坐在波澜起伏的泗水河畔，看着活泼欢快的泗水从大山中滚滚而来，又不知疲倦地奔腾而去，心中有一种情绪涌动。恰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大声地问道：“你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老人凝望着自由、畅快流动的泗水，意味深长地说：“看这奔流不息的水，正是哺育一切生灵的乳汁，它就好像有德行一样。水没有一定的形状，或方或长，流必向下，和顺温柔，它就好像有情义一样。水穿山岩，凿石壁，从无惧色，它就好像有志向一样。万物入水，必能荡涤污垢，它好像善施教化……所以君子看见浩大的流水一定要观赏它。”
小伙子似有所悟，老者独自沉思。
这位老人就是孔子。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爱水，道家亦然。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包容一切，宽容地对待一切。它尊重差异，包容万物。就像儒家思想，兼收并蓄，为中华文明打上开放的烙印，同时，也给了中国人一颗包容而坚强的心，这颗心如水。
水有它自己的品格，遇崇山峻岭或阻碍物就会转个弯，即使辗转千里，流向依然不变，坚持涌入江海。《易经》认为人应该自强不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应该有一种自强自立、开拓创新的品格。中国人为了繁衍生息、安身立命，在任何灾难面前都表现得无所畏惧、不屈不挠，而不是安于现状、坐以待毙，正如那一刻不停、奔流入海的水。确实，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活，即使遇到崇山峻岭，遇到艰难险阻又如何？只要心中的向往不变，追求的脚步不停，就会有一片新天地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自远古以来，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披荆斩棘，铺路搭桥，和恶劣的环境抗争。黄帝教民养蚕，制作舟车，炎帝斫木为耒耜，课民以农桑；尧帝设官定历，率民战胜旱灾。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拼搏奋斗、改革进取。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擦干眼泪昂起头，大灾面前精神抖。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屈不挠硬骨头。昂起头，精神抖，山河可摧志气不可丢……中国人，硬骨头，昂首挺胸精神抖。山河可摧志气不可丢！中国人，硬骨头，自强不息往前走。”
水乃天下至柔之物，最具包容。它可以藏污纳垢而心不染尘，可以不择细流而纳百川，可以“利万物而不争”。而中国人正是以“水”之柔消融、平衡来自异域的文化。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一直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对待其他各民族人民。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在中华民族处于扩张的强势时期，经常提倡的是国人皆一家，以消弭民族矛盾，而不像其他文明那样，在文化与宗教冲突下，各种群体矛盾不断。当然，中华民族处于弱势，受到其他民族的侵犯时，就会提倡华夷有别，以鼓励人民奋起抗争。这其间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一以贯之的是尽可能使更多的人生存下来的人本思想和振兴古老中国文化的意志。
著名历史学家葛健雄先生曾提出，当游牧民族侵入时，中华农耕文明区与游牧文明区就得到空前的统一。两种不同的文明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进行长期的文化经济交流与共同生活。汉族正是以这种包容的品格和其他民族融合。在融合过程中，汉族又将自己的文化品格传递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品格。
水最具适应性，放入圆形的容器之中就成为圆形，放入方形的容器之中则成为方形，无论对方使出何种方法或手段，都能从容适应，即使洗涤了天下的污垢，依然自在快乐，在至柔之中隐藏着刚强，最具有耐性和弹性。中国人的勤劳、忍耐和适应性特质与水相似。马六甲，这个留下中国明朝威名、郑和足迹的地方曾经被荷兰人、英国人占领过，最后在那里留下来生根发芽的只有中国人，其适应能力可见一斑。
漫长的中国历史，用《三国演义》中开篇的话来概括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间，是无数个社会变迁的惨烈片段，正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所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天下如何兴亡，苦的始终是百姓。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成为战乱的主战场，广大民众为躲避战火，纷纷迁徙到相对安宁的江南。特别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大量百姓背井离乡，来到江南所谓的“蛮荒之地”，辛勤劳作，顽强地生存下来，重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慢慢转移，直到现在，南北方的经济格局也没有改变。
这就是中国文化塑造出来的中国人的品格：执著刚强、不屈不挠、宽厚包容、柔和从容。
在泗水河畔沉默的孔子，依然沉浸在那一片水带给自己的震撼与启示中，他双唇微动：“水哉，水哉！”就是这一片水，让孔子动容，他将水的品格融入儒家文化中，写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呜呼，水哉！观水，即观中国人。
孔子的文化远航
马可·波罗在17岁时，离开出生地威尼斯，到处游历。25年以后，他带着一大堆财富和东方的故事回到家乡。他告诉家乡的人，他大半的游历岁月在蒙古帝国生活、旅游，甚至当官。人们都不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把蒙古帝国形容得天花乱坠、富丽堂皇。70多岁的马可·波罗，面对一名教士的质疑时，曾表明他并没有欺骗这个城邦的人，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马可·波罗到底到没到过中国，没有人能确定，但是他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却使西方人睁开了看中国的眼睛。
在中世纪的欧洲，《马可·波罗游记》一跃成为畅销书。在欧洲人掩卷深思的时候，冒险家们从字里行间发现了新目标，对这个东方古国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中国，这个飘着茶香的国度彻底占据了欧洲人的视野。可惜的是，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走错了，他把荒凉的新大陆看做是中国大地，否则中西方的交流史便会有个极大的颠覆。但是时间和地理上的差距，根本无法阻碍人们的脚步。
今天，行走在北京的高校里，时不时会听到林荫处传来洋味十足的汉语，这些马可·波罗的后来者在方块字的一笔一画中零距离地接触中国文化，比起几百年前冒险家们的动机，少了铜臭味，多了文化的纯真。
古老的中国文化从来不缺青睐者。几百年来，滚滚波涛里，航船颠簸，瓷器轻碰的美妙声音传向远方；大漠的夕阳余晖下，驼铃和丝绸的影子落在商队的来路上。这个从瓷器之都“昌南”（现景德镇）衍生出来的“china”一词在全球风靡了好几个世纪。它不仅仅镶嵌着精美的瓷器，更添加了茶道、饮食、功夫等独具东方色彩的元素。这些沉甸甸的东西曾让外国人无数次目瞪口呆。在这条生生不息的文明长河里，它们如同映衬在其中的斑斓星点。这些文明的纪念物和中国人一起走过苦难的岁月，历经磨难，方有今日足以璀璨千年的记忆。
苦难锤炼出民族坚强的品格，也锻造了文化的韧性。只有光鲜的外表、缺少深度的文化如同一个穿着华服，但精神委靡的病人，经不起细细打量，更不可能跨洋越海，在异地生根发芽。没有岁月沉淀，就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生硬地抹去抵抗民族灾难的努力，中国功夫将失去生命的舞台，空留花拳绣腿。时间造就中国文化的厚重，苦难则塑成中国文化强大的韧性和影响力。以中原为圆点向外画圈，你会发现在东亚范围内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影子。
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和服，便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在日本被称为“吴服”和“唐衣”。日本在中国唐朝时，大量向中国派送使者，将唐朝大量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带回岛国。日本几乎复制了唐朝的形神，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置、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唐朝为参照。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韩国也不例外，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是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那些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和五经。
在中国文化中，最受到世界欢迎的就是儒家文化。近些年来，擅长讲述家长里短、青菜豆腐的韩剧在中国颇受欢迎，其实是我们被其中表达出来的儒家文化的“人情、礼仪”行为所吸引。
比起东亚地区，儒家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同样深远。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让欧洲人看到了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尽管山河阻隔，但儒家文化的穿透力并没有因时空而消减。18、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道德。伏尔泰曾拜读《赵氏孤儿》，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拜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则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文化影响力归结起来还是从文字开始，文字是文化生存的心脏。像日本、韩国、朝鲜这三个国家首先在文字上师从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秦朝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
如今，汉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韩国首尔，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正式挂牌，目前，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而中国也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当前，世界各国中学习汉语的总人数已超过百万人。汉语教学正逐渐走进国外的大、中、小学课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世界各国学习汉语正逐步从普通民众的个人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许多国家的教育部门对汉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增加，据教育部统计，目前，美国、新西兰、日本、泰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已将汉语成绩列入大学升学科目。
孔子及其思想从春秋战乱的时代走来，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开始了面向世界的远航。“瓷器、饺子、唐装、春联”这些印刻着中国特色的名词，在英语中都有专有名词。18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制造瓷器，因此中国尤其是昌南镇的精美瓷器备受欢迎。欧洲人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久而久之，欧洲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却了，只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一个坚强的传统文化来支撑，忘记历史就是忘记自己的根。孔子在世界上所赢得的尊重，让我们自觉地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当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一个人的穿着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或许他将对突如其来的眼光聚焦手足无措。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现象，没有受宠若惊，也没有狂热不已，五千年的积淀给我们留下的是面对变化的坦然和冷静地反思。
远航是文化的生命力。走出去对任何一种文化而言，都是碰撞和融合的机会。1840年的惊涛骇浪几乎把中华民族的自信连根拔起，汉唐盛世所深植的大国心态进入煎熬的岁月，国人的自信缩水，一轮轮的自我否定，唾沫和骂声掩盖了传统文化的光芒，把它反锁在历史的冷宫。没有根的树容易被吹倒，失去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没有面对沧桑巨变的淡定沉着。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受到世界的广泛尊崇。今天，“孔子的乘风远航”翻腾了150年前的那场巨浪，在这一刻，中国人开始对历史的文化精神认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