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圈内，我们是特殊的一伙，这特殊之处是我们的单位都不在当地，属于外地驻此间的机构。于是我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天高皇帝远，单位管不着，当地又不管，属于边缘人，属于孤单的个体户。孤独，寂寞，无助。
孤独中，我们这些外地单位的当地人渐渐走到一起，大家真诚团结，互相帮助，一起采访，一起切磋业务，一起玩乐。有人称我们这群人是一伙的。没错，我们这一伙是那么的团结友善，互相信任，和谐相处。
快乐的高
在我们这一伙中，高是个领头者，他豁达大度，胸襟开阔，平和快乐，很富有亲和力。
大约在1995年，高调沪工作。我们大家都感到一种群龙无首的悲伤。好在尽管离开了，他还是我们这一伙中的一员，只要一回来，大家便都相聚在一起，倒也并不太寂寞。
高长得高高大大，是个美男子；高妻也姓高，长得大大高高，夫妇俩夫唱妇随，其乐融融，趣事甚多。
某周末，高告知妻不准备回家，例行公事、漫不经心地打个电话问候：“喂，干啥呢？”
“正在看濮存昕的《洗澡》呢！”
“啊！”高大惊———他把“的”字听没了，于是就变成了“正在看濮存昕洗澡”，濮存昕可是个美男子，是中国著名的“少妇杀手”，妻子在看他洗澡，这还了得！
高的担心事出有因。其妻性格豪爽，有男儿之风，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她是某大报文教部主任，她曾在众人面前坦陈，男演员中她最喜欢的是大陆的濮存昕，港台的周润发。并公然对其部下宣称：“今后凡是男明星来，女记者去采访；女明星来，男记者去采访；濮存昕、周润发来了，我自己去采访！”
其妻的话筒刚放下，电话铃声又急剧响起：“我马上回来！”高焦急地说。
高的担心已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一次，濮存昕来杭州，那位文教部主任果然践行诺言，当仁不让，亲自披挂出马。采访结束，像所有追星族一样，像小姑娘一样抢着和濮存昕合影，濮存昕非常大度，搂着她拍了一张极亲密的照片，这大大满足了这位追星族的心愿。她兴奋之极，竟忘了丈夫有时也会生出山西那著名特产的味儿，大喜之余，拿着照片得意地去向老公炫耀。高认真地看了照片，努力克制心中的不快，可很大男子的他又不便表现得太小肚鸡肠，于是连嚷：“不好，不好，太不自然！”
从此，恨死了这位“少妇杀手”；从此，再也不喝濮存昕做形象代言人的××葡萄酒。
我向他证实此事，被他斥之为“荒谬之极”，及至我说了此消息来源为他的爱妻，方不语。
奉调上海之前，弟兄们为高饯行。那天，高夫妇皆在，也许是喝了点酒，高对妻子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忽向我放言：“好好照顾高燕！”我心中一动，“如何照顾？”
“就像对你老婆一样对高燕！”
我大乐。
众皆大乐。
忽转念一想，不对，此君爱妻之情若此，若照顾不周，稍有闪失，如何向他交代？于是断了“照顾”的念头，放任自流如初。
幸亏———这厮后来当了新闻官，若我有辱使命，岂不被他穿小鞋！
高有个儿子，身高1米92，每每见到，我必浩叹“优良品种”。这儿子虽身高体壮，在妈妈面前依然是个儿子，每天妈妈进门，他必然要冲上前将她抱起，在房子里转一圈才满意地放下。有一段她上夜班，儿子上学去，她还在南柯梦中。于是每天必要上演这样的一幕：那1米92的庞然大物小心地趋向母亲床前，俯身与母亲吻别，他两手捧住母亲的面颊，左边“啧”一口，扳过右脸再“啧”一口，这才满意地离去。
每言及此，其妻必得意非凡。
每言及此，高心中竟溢满酸溜溜的液体———妻子心中已只有儿子。
5年后，高离沪调杭，初闻此讯，儿子不乐。“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回来？”
“夫妻双双把家还”
陈是个活宝，精瘦精瘦的，一笑起来，眼角向下弯，嘴角往上翘，活脱脱一张娃哈哈卡通形象，此君是我们这一伙中的长者，是个小老头，因此也常常倚老卖老。
小老头瘦，头顶上透露出的信息是日见聪明，那小脑袋上，周边芳草萋萋，圈着中间一个足球场，常常是边上茂盛的几缕横跨撒哈拉大沙漠。
“地方支援中央！地方支援中央！”李一见他就快乐地嚷嚷。
李是我们这一伙中唯一的巾帼，她个性柔顺可亲，相貌俏丽动人，亭亭玉立，一笑俩小酒窝，是个乐天大度人缘极好的俏女子。她在我们中最小，因此也最受宠爱。大家之所以都很喜欢她，是因为你怎么开她的玩笑她都不生气，声音柔柔的，绵绵的，不紧不慢。每次集体采访活动只要有她在，大家就会格外开心，大家也乐于和她开玩笑。只要她在，大家便都特别开心，就会肆无忌惮地开她玩笑，而她从不气恼。
小老头是个乐天派，他风趣，幽默，特别爱开玩笑，尤其是李在的时候更甚。
1996年，娃哈哈在北京举行一个活动，邀请我们这一伙参加。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吃的饭，当时正时兴吃饭时唱歌，于是大家起哄，非得嚷小老头和李合唱一曲。唱什么呢？他们商量后合唱了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别看这小老头瘦精精的，竟然声如洪钟，响遏行云，颇有点专业的味道，一曲终了，喝彩声四起，大家公认他是我们中唱得最好的一个。
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众弟兄终于逮住了一个可资玩笑的话题，于是“流言四起”，穷开这一对“夫妻”的玩笑。也自此，陈在众人中奠定了与李铁定的“合法”的“夫妻”关系，别人全都望尘莫及，即使是美男子如高辈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从此，凡是有唱歌的节目，《夫妻双双把家还》就成了他俩的保留节目。
从此，大家只要聚在一起，就开这“两口子”的玩笑。每逢这种场面，小老头总会眉飞色舞，对大伙的玩笑照单全收。
西藏之行
2001年，娃哈哈邀请我们这一伙去西藏考察，一行近10人前往梦魂牵系的西藏。
西藏是每个中国人神往的圣地，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此言应改成“不到西藏非好汉”，到长城何难之有？到西藏才不容易呢。西藏的生存环境太差，生命极限啊，一般人谁吃得消？
去西藏前，报社军事部的小李告诫道：“部队组织一批记者到西藏采访，进藏途中，有人因缺氧几乎休克，有人大口大口吐血。你身体不好，可得小心啊！”
进藏前，有人提醒道：高原缺氧，千万别感冒，一个感冒足以置人于死地；到了西藏，走路要小心，行动要缓慢，任何大的动作都可能导致缺氧。
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一下飞机，一看到处女般纯净的蓝天，洁白无瑕的云，刀砍斧凿般的山，早将“老人言”忘到九霄云外，拍照，欢叫，不亦乐乎。
专程前来迎接我们的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阿朱按照西藏的风俗向我们每个人献了哈达。脖子上挂着洁白的长长的哈达，我们全都孩子似的乐坏了，拍照拍照！于是大家摆出各种姿势猛拍一阵。等乐够了登上车，大家相互对视，不由得都愣住了。西藏乃圣地，圣地给这群俗人的洗礼是，人人唇上都被涂上了靓女才有的紫色唇膏———缺氧反应出现了。
登车落座，我这才感到呼吸急迫，胸口发闷。阿朱给我们每人发了2支红景天，说，这是治疗高山反应的良药。
我们被安排在喜马拉雅宾馆。已经有了高原反应，住下后，大家便听从劝告，不洗澡，下午就卧床休息。西藏与内地时差起码2个小时，吃过晚饭已10点钟，好像没什么大的反应，大家又蠢蠢欲动，在拉萨街头逛了一圈，回到宾馆就开始神聊。入睡后，却辗转反侧，开始感到头疼欲裂，心跳加剧，呼吸急迫，翻来覆去到凌晨4点，渐感体力不支，耳内出现幻觉，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气透不出来，眼看就要休克过去，只好叫起室友万，万又喊起带队的单，单又找来氧气卡，于是发动制氧机，吸了半小时的氧，这才勉强睡了一会。
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没了缝，脸也肿了，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收集起散了架一样的骨头，还好，勉强还算是个囫囵人，于是重新抖擞精神上路。
次日，万发烧了，经济研究院的杨也发烧了。怎么办？上！大家就都去游布达拉宫，逛八角街，一路气喘吁吁，行则不敢大步流星，攀则不敢一鼓作气，连转身都小心翼翼，生怕幅度太大会喘不过气来憋死。我是“重伤员”，纤弱的李竟什么事也没有，于是她成了我的专职保健护士，拿着氧气袋随时为我服务。哇，我希望天天是“重伤员”，气死那个瘦老头！
此行“夫妻俩”同行。这本是大家大开两人玩笑的好机会，谁知陈也忒没出息，也许是不耐边地驿站深宵的孤寂，也许是因为平时拖欠妻子的感情债太多，竟偕夫人同行。这下，大家感到开不成玩笑了。谁知他竟依然故我，主动出击与李打趣，这下众弟兄逮住不放，当着他夫人的面，什么妻妾成群，一妻一妾的玩笑雨点般向这瘦老头身上砸去。逗得这厮乐不可支，拼命在妻子面前展示自己的魅力。李一边笑得直不起腰，一边乐得赏赐给他一个俏外号：花老头。
“花老头”人瘦，到了西藏竟然毫无反应，依然行动如常。他的藏族同学来，居然一起喝酒———在西藏是不能喝酒的。
到西藏自然要吃藏菜。我们来到了藏餐馆。酥油茶，青稞酒，糌粑，血肠，手抓羊肉，大家吃得尽兴。吴是新华分社副社长，这位厅级摄影师极不安分，连顿囫囵饭都没吃成过，手持小型数码摄像机不停地朝着大家扫来扫去。次日在汽车上，他打开摄像机，再现头天的情景，当大家为某个镜头兴奋不已时，他那千沟万壑的脸上，每一条褶皱都填满了得意。
没有不散的宴席
在我们这一伙中，数我最无能，口讷而不善言，基本上是大家忠实的听众。而那位姓高的，每次没事，便拿我开涮。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这一伙关系一直不错。可是，10多年下来，走的走，调的调，这支队伍已今非昔比。那个人缘极好，诙谐幽默爱开玩笑的高已不耐新闻界的寂寞，登上了局长、部长的宝座，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个有着“半仙”之称，常用八卦和数字替人算命的青年记者全也难耐新闻界的清贫下海淘金去了；《中国日报》的绅士李先是成为炙手可热的证券公司的国际部主任，后又登上讲台，成为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中的一员，只有我们这几个没出息的，还在充当喉舌，终日鼓噪个不停。
（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