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胡适，朋友众多，他周围的友人无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感到骄傲。
关于胡适有一段很有名的轶事：珍珠港事变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胡适与史密斯曾有过一饭之缘，遂邀请他到大使馆聚餐以示庆贺。这位众议员应邀前来，却忘了大使名字。宴毕，胡适礼节性地邀请他在适当的时候到中国旅游，史密斯欣然作答：“我到贵国，第一要拜访的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哪里？”
我的老师陆永龙与胡适相似，认识他的人无不以“我的朋友”而自豪。
“我的朋友”平易近人，待人极为宽厚和善，因此我们这些晚辈从不拘泥礼节，一而概之称呼他为老陆。
第一次见到老陆是在1984年2月11日。那一天，老陆自舟山老家探亲后来杭州，和我们同赴北京参加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老陆当时还是光明日报驻内蒙记者站的站长，他身高1米70左右，身着一件暗红色皮夹克———当时这样的皮夹克极为罕见，敞开衣襟，脖子上搭一条格子围巾，足下是一双发亮的皮鞋，清秀挺拔俊朗，行动敏捷自如，谈笑风生，言谈举止透露着成熟和自信，浓黑的双眉下，一对明快含笑的眼睛闪烁着亲切的光。
彼时我刚到记者站，还未去过报社，还没有报到，没有办过手续，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记者。在这位精明精干的中年记者面前，在长辈面前，我是钦佩有加，尊敬有加，同时也很拘谨。但我的拘谨很快被他的亲切和热情驱散。他没有因为我是晚辈，并且还不是一个正式记者而摆架子，而是亲切地一手握住我的手的同时，一只手一把把我搂住，并且用力地搂了搂：“年轻人，好好干！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顿时，一股暖流使我的局促消散了。
第一次记者会上，我便领略了他的直率和敢言。他在会上提了什么意见我已忘了，只记得他发言后，是一阵爆响的掌声。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举行庆典，报社成立了采访小组，由著名女记者樊云芳任组长，老陆任副组长，我任组员，赴内蒙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采访。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我们开着车子在大草原上追黄羊，追狼，喝马奶子酒，吃手抓羊肉，听从牧民到官员的蒙族同胞为我们唱内蒙古民歌。一个半月相处使我更领略到“我的朋友”的魅力。
在内蒙，“我的朋友”友朋遍布，庆典期间，凡从小车上下来的官员，无不认识“我的朋友”，一下车就抢着与他握手打招呼，亲热得不得了；我们去一些部门采访，那些领导一见“我的朋友”就会两眼放光，马上丢掉官场里的俗套，拉住他亲切地聊个没完。“我的朋友”所到之处，无论是牧民还是官员，无不热烈欢迎。
“我的朋友”，天下何人不识君？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记者，什么叫社会活动家。
“我的朋友”乃快乐之人，终日春风拂面，脸绽桃花，每有他在的场合，必笑语弥空，欢声一片。即使是第一次见面，他也会热情地上前握手，“老朋友，老朋友”地自来熟，如故友重逢。他的朋友中有居庙堂之高的中央领导，也有处江湖之远的草根。
一日在家埋头敲键盘，忽听敲门声甚急，很少有人这样敲门。打开，乃一衣着土气，神态窘迫的农村小伙。“我是陆老师的朋友。”呜呼，老陆朋友遍天下，信然！
一次，我回报社公干。一日晚饭后在虎坊桥报社门口散步，忽见他匆匆而来，一见我，他上来一把攥住我的手，说：“走，陪我上××家去。”我一听，不觉愣住。××乃×××（老陆连他的姓都去掉了，可见其关系绝非一般），当今高官，岂我辈轻易见得！我们老总见了也要大虾般弯腰鞠躬如仪，礼让有加，我是谁？一介尘埃般小人物，何敢随便出入如此豪门？
“走，怕什么，他是我的朋友，没事！”
果然是“我的朋友”，果然没事，非但没事，反而让我大长见识。
通过严格的武警岗哨，仔细地验明真身，然后才来到一栋楼前，按了门铃，有人答话。但见“我的朋友”对着对讲器气冲牛斗：“我是老陆！”门啪地开了。
登上楼梯，还没到门前，老陆用他那经常唱美声的嗓子高亢地呼唤起来：“××，××！”直呼其名。门打开，那在电视上经常见到的脑袋伸了出来，居然还含着笑：“老陆，请，请进来！”
一次，我陪时任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浙江义乌小商品集团总裁、货真价实的“我的朋友”陈勇去北京。那天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很少吹牛的我竟情不自禁吹牛说曾到过×××家。陈马上问，能否见见，约出来一起聚聚？
我大窘。
覆水难收。遂硬着头皮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请求火力支援，小心翼翼地询问有没有可能把×××请出来“聚聚”。
“这有何难！”他在电话里豪气干云。
但愿不是吹牛！
果然，当天晚上，×××就和我们大家坐到了一起。岂止一起，同时“一起”还有五六位平时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部级领导。
这顿饭吃得我感到平时很细的腰板粗了许多。
老陆与柴松岳省长的交往让我领略到“我的朋友”的独特魅力。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柴松岳任浙江省省长。柴省长与老陆是老乡，都是浙江舟山人。但他与柴省长交往不多。有一次，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徐光春与柴松岳在北京聚会，老陆作为老光明人陪同参加。那是他第一次与这位省长老乡见面，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数月后，老陆来杭州，在一个小旅馆住下后，便寻到我家聊天。聊着聊着，忽然想到了他的老乡，说：“到杭州不给老朋友打电话不礼貌！”拎起我家电话就给才见过一次面的“老朋友”家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柴公子。
“柴省长在家吗？不在？你是他儿子？孩子啊，你多大啦？在哪里工作？我是你爸老朋友？ ？我路过杭州？ ？对？ ？对？ ？你跟你爸说一下，就说光明日报老陆来了？ ？对，就这个电话！”
一会儿，我家的电话铃爆响起来，是那个浓重的舟山口音。我把听筒交给了老陆。“？ ？老乡啊，你好你好！我路过杭州，能不来看你？当然是我来看你？ ？啊？你来看我？哪？ ？”他忙捂住听筒问我：“到哪里？到你家？”我忙摇手，“宾馆？”他转身对着话筒说了自己住的宾馆名字，省长可能听都没听过有这么个宾馆，老陆便让我接电话，我费了好多口舌才使电话那头搞清楚了宾馆的位置。
省长要来拜访，我们赶紧往那个小旅店赶。此时老陆也感到让省长到这么个小旅店来看他太唐突了点，但已经没办法了。一会儿，省长的车子在小旅店门前停下，省长手拎一兜舟山土产钻了出来，在宾馆服务员好奇地为这个“经常在电视里见到的领导”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时，老陆已一把握住了老朋友的手。
从此，老陆与他的这位老乡的交往日渐频繁。这位老乡也显然以有“我的朋友”为乐。一次老陆和柴省长一起吃饭时谈论如何检验舟山人的方法，柴省长教给他一个妙招：让对方说“鸭”、“牛”、“鹅”，非正宗舟山人，一开口就会露出马脚。经多次试验，果然屡试不爽。再后来柴省长调北京任电监会主席，与老陆来往更勤了，我也曾多次被老陆拉去见这位父母官。
老陆后任光明日报工会主席，在任期间广受好评。他至今还担任着开发海洋振兴舟山促进会北京联谊会会长。他以自己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为乡友们办了不少好事，舟山老乡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合格的会长。
老陆乐于助人，别人有求于他，他无不应承，不管能帮不能帮，他总会乐于尽力去帮。如果助人而未能显效，他便会感到欠了别人一样地内疚。他的朋友中有院士、教授、作家、艺术家、博士、学生、工人、牧民、渔民。特别是对一些草根朋友，他更是以心相交、热心相辅。他的一个内蒙古朋友的儿子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年轻人来北京找他帮忙，他热情地挽留这位晚辈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期间他多方联络，东奔西跑，直到为其找到理想的工作。后这位晚辈成了某部门的负责人，对他自然是感恩戴德。对此我深有感受。一日，他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到杭州，为的是帮助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朋友联系工作调动。
借用林语堂评价苏东坡语，老陆也属于“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人。
“我的朋友”性喜热闹，爱唱歌，常做美声状扬首昂头，声震屋宇。尤其是，他爱喝几杯，每开怀畅饮，三盏下肚，耳热心跳，面红耳赤，已感不胜酒力，至此，他常会引吭高歌，音峰直达中音部顶端便上不去了，他伸了伸脖子，还是上不去，便红着脸，自我解嘲地笑笑，转而敬酒。他喜欢唱俄罗斯歌曲，更长于用俄语与懂俄语的熟人对话。
他更是一个坦荡的乐天派，从不知何为忧愁。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内蒙古记者站调光明日报记者部任副主任，50好几的人了，在北京没有一个家。一次我去报社，他拉着我一定要到“他家”坐坐，在虎坊桥老光明日报的五楼半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一张狭窄的床，一只书柜，屋子里已经挤得“未敢转身已碰头”，几只叠在一起的碗，那是他到食堂吃饭用的。看到简陋得令人心酸的居室，我很为老陆不平，但他的脸上却依然是春风欲度，了无半点忧愁。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磁性人格在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宗教领袖以及草莽英雄的性格之中都普遍存在。这种性格表现在与生俱来的人与人间的吸引力，是一种社交中难得的禀赋。老陆便具备这种难得的禀赋，只要和他见过面，谁都会被他身上的磁性所吸引，只要与他见过面，第二次见面必成理所当然的老朋友。
退休后的老陆依然是忙得满世界跑，2009年11月14日，报社50多位离退休干部到杭州旅游，老陆是报社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也参加了这次旅游。但是，当我和办事处主任潘剑凯招待大家吃饭时，却不见了老陆的踪影。老陆呢？
“他中途被朋友劫走了。”领队赵玉敏说。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