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轶超
整理|周华诚
我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电影。看着看着，我感动了。
那个电影叫《放牛班的春天》。电影里，一群孩子在马修老师的指挥下，用童声唱出天籁般的《海洋》时，哇，我眼睛都湿了。当时我就想，我也要搞个合唱团！
那是2005年寒假的一个深夜。我研究生毕业，在浦东一个私立学校里教书，假期或周末，我必定是去久千公寓的活动中心，陪民工孩子们一起玩。
那个活动中心办了三年，民工孩子们很多。可是真要搞个合唱团又谈何容易，兴奋劲儿过去了，这个梦却留在了我心里。
我站在破旧的操场上，问想不想参加，下面就喊，想！有99个孩子来报名，实在太多了。
阿猫阿狗，拢到一起就是一个合唱团，开口一唱就是神曲。那是电影。我们的合唱团办不起来———什么都缺。后来有一天，我正郁闷着，在网上跟一个也做公益的朋友闲扯，聊着聊着，他说正好，有一个志愿者是学音乐的，要不试试？
试就试。2006年2月28日，我们去郊区的蓝鹰学校挑人。蓝鹰是个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去做过活动，跟老师也熟。教室原本是个旧仓库，操场坑坑洼洼的。课间操时，我站在操场前面空地上，跟大家说，同学们，有个好消息，我们要成立一个合唱队，想不想参加？下面就喊，想！
我朋友柯慧婕背了把吉他，站在操场上自弹自唱了一首歌，孩子们都看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人拿着一把吉他，唱出一个歌。后来有孩子跟我说起这一幕，说太帅了，帅呆了，跟明星一样。
当时的场景，在你想象中，一定是悠扬的琴声，和着歌声，在校园上空飘荡，对不对？其实不是。没有音响，也没有话筒。一幢破旧的平房，一个破旧的操场，一个人在唱歌，一群孩子在听。
中饭过后，就有学生来报名。唱一个歌吧。孩子摇头，不会。那你哼一句？也不会。能识谱吗？不会。就是想学唱歌！好吧，收。
99个孩子来报名，实在太多了，我们只好根据孩子们的声音条件挑了44个。
大城市的孩子忙着上名牌大学，那些外地来沪的民工孩子，却还在为抢一颗糖果而打架。
我做志愿者早了。2001年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整天和先秦诸子哲学流派打交道。偶然读到《联合早报》上关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故事，于是找上几个朋友，一起去城郊的民工子弟学校给孩子上课。杨浦区江湾镇，是农民工聚居的地方。
原本是冲着好玩去的。我想象的画面是这样———虽然学校很破，可孩子们很天真，我们给他们上课，他们听得聚精会神，高高兴兴；我们要走，他们依依不舍，挥手相送？ ？对，就跟电影里一样。
现实完全不是这样。整堂课非常吵，没有几个孩子认真听。最让我无法释怀的一幕，是一个朋友带了一后备箱的糖果给学校，校长直接把糖果撒向空中，孩子们开始抢，有人打闹，有人哭？ ？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心被刺痛了。难道我们带些好吃的糖果让这些孩子品尝，就能够改变什么吗？我太幼稚了。
上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它每年都在扩大，往田地中生长，到处在开地基、造房子，无数劳动者离开他们的土地，来到上海，从事最苦最累的活，维持这个城市的运转。可是人们往往只看到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华丽光鲜，很少人注意到那些隐没在灰暗角落里的面孔。
那些跟着父母来到大城市，却被城市挡在门外的孩子，真能享受到城市给予的荣耀吗？当很多上海家庭不惜代价，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的时候，那些辗转来沪的外地孩子，却还在为争抢一颗糖果而打架，而哭吵。
我开始为外来孩子做点事。我们去学校上课，为孩子募集图书、体育用品和电脑。2002年，我意识到这些孩子下课后还缺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地方，他们的父母也没时间管他们。我在朋友的资助下，租了国权北路久千公寓的一套三室两厅，作为活动基地。
我热情很高，复旦的同学也帮着来上课，开起很多课程。久千公寓热热闹闹，每天都有孩子们的欢笑声。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这个地方就撤了。没别的原因，钱没了。
有一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久千没了，我就去子弟学校上课。
44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完整地唱完一支歌。一张嘴，每个人都在比谁的声音更大。
2006年，“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终于拉起来了，名字就从电影里来。第一个月，我花在劝架和维持纪律上的时间最多。
终于可以安静地坐下来，可以唱歌了，一张嘴，每个人都在比谁的声音更大。这44个孩子，没有一个受过音乐训练，没有一个能完整地唱一支歌。
柯老师告诉他们，合唱，不是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合唱是每一个声音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相互构建，把一个最美好的世界用歌声表达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懂，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柯老师。我想他们会懂的。
合唱队找老师很难。专业的老师，上一次课就要500元费用，我们怎么请得起？都是靠志愿者在教孩子。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公司白领，短的教一个月，长的半年一年。到现在换过7个老师了。
一开始，我雄心勃勃，梦想着训练出一支非常棒的合唱队，跟电影里一样，去全国巡演，让所有人都关注这个群体。但是，现实并不像梦想那样美好。
外来孩子离开了村庄，上海又不承认他们是城市人。我想让他们多感受一些城市的美好。
我是地道的上海人，我爸是退休教师，我妈是仓库保管员，家庭条件还行。家里对我的期许，是好好地念完研究生，找个收入颇丰又安稳的工作，早日成婚生子，事业兴隆，家庭幸福———我们祝愿别人不都是这样说吗？这就是所谓的成功。
硕士毕业后，我在一个私立学校当了老师，待遇不错。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年学费8万元，上课用国外教材，高中毕业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参加海外高校的入学考试。
可我接触到的民工孩子，是另一个世界。学校都是临时租用的，教室灰暗潮湿，桌椅歪歪扭扭，师资也不行，有的老师的英文发音都不太标准。你去看了会产生怀疑，这竟然也是在上海吗？
我所受的哲学教育，让我思考得多一些。我也读了些书，愿意为更好的社会做出努力。
一切“果”必有“因”。我后来做志愿者，就是因为特别能感受那些外来孩子的处境———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的郊区，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家被征地，农转非了。可我上学，那些所谓城里的孩子还是会骂我“乡下人”。
外来孩子的父母在上海生活十几年、大半辈子，搞建筑、踩三轮、卖菜、修车，连进“宝钢”这样的大公司也是少数。外来孩子生活在上海，同上海的孩子一样，同一天考试，做同一张试卷，却只能填报中专，不能参加上海的中考和高考。
这是一条多大的鸿沟？我想做的，就是让外来的孩子能多感受一些城市的美好。
孩子们聚集到“久牵”，坐在地板上，跟着老师指挥的手势，唱出一串又一串跳跃的音符。
畏畏缩缩的孩子们终于挺起胸膛了。不敢开口的孩子们敢张开嘴了。只知道“喊”的孩子，也学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节奏发出声音了。“放牛班的孩子”的歌声响起来了。
一个月，就学一首歌。
3个月后，孩子们迎来了第一次公开演出。在中福会少年宫，合唱队唱了《让世界充满爱》、《拯救世界》、《童年》三支曲子。不能说唱得有多精妙，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专业合唱团的水准，但是我在舞台边，真听得泪眼蒙眬。
演出结束，掌声很响。有外国朋友站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是最棒的。”观众还捐了10万元资助合唱队。
这种生活新鲜，孩子们开心。合唱队让他们感受到一种被人尊重的快乐和自信。
为了合唱队，我越来越忙，私立学校的工作顾不上，幸好校长很认同我，同意我兼职，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扑在民工孩子身上。但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困难降临，因为不达标，蓝鹰学校关门了。学校关门，孩子们分散到不同的学校，合唱团还怎么排练呢？就这么解散吗？
我租下逸仙路一套两室一厅，建立了又一个“久牵”活动中心。嗯，我特意为它取名为“久牵”，跟以前的“久千”有个延续。
每个周末，分散四处的孩子们都会来到“久牵”。这地方不大，人却不少，孩子们七七八八地坐在地板上，昂着头，张着嘴，跟着老师指挥的手势，唱出一串又一串跳跃的音符。
我带孩子们去看星星、捉萤火虫。我养的昙花要开了，邀请孩子们，通宵，守着昙花开。
我带孩子们去看星星。
上海的夜晚是看不到什么星星的。不是因为星星少，而是尘埃太多，光污染太厉害。我和复旦大学天文协会的朋友带着一群孩子，去荒郊野外的江湾湿地看星星。
伸手见不到五指，受到惊吓的天鹅会从草丛里飞起，青蛙也在什么地方叫着。孩子们很兴奋，一个挨一个，透过天文望远镜去看耀眼的星空。
肉眼看吧，金牛座的昴星团不过是模模糊糊一团乱絮，可是透过望远镜，能看见一片繁星，几十颗堆在一起，又大又亮。还有发红的火星、遥远的土星、月亮上的环形山。孩子们很兴奋，我也很兴奋，我也是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星星。
我养的昙花要开了，邀请孩子们来“久牵”，通宵，守着昙花开。到了凌晨，花瓣慢慢地抖动，慢慢地绽放，那么白，那么美。
我也带孩子们去捉萤火虫。
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童年经历过的美好的事。只不过到了城市，这些孩子就感受不到了。城里小孩可以去欢乐谷、锦江乐园，可以玩航模、乐高，他们没有。他们本来该享有的农村生活的美好，也没有了。
现在江湾湿地已经变成江湾新城了。我们看星星、捉萤火虫的地方，遍地高楼。
我对她说，吴子璇，你不一定会成为钢琴家，但是钢琴一定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好朋友。
“久牵”就是一个“做梦”的地方，不仅仅是个合唱团。
六年前，有个女孩傻傻的憨憨的，叫吴子璇。刚进合唱团时，她不起眼，不调皮也不机灵。穿着也很土，头发总是乱的。
我注意到这孩子，是因为她老要去碰钢琴。那时孩子多，老师说谁都不准去碰钢琴。可是趁老师不注意，她还是会去用力按一把钢琴，弄出很大的声音，吓大家一跳。
她老家在江苏徐州，妈妈是保洁工人，爸爸是建筑工人。在学校里，她总是不声不响，学习成绩不高不低。除了练合唱，几乎每天她都会来“久牵”。跟着老师练了一段钢琴，她就自己摸索着弹了。孩子很多，吵吵闹闹的，我也没注意到，后来经常发现，别的孩子都走光了，她还在那里弹琴。
有一次，她忽然找我，说，“张老师，能不能请你录一首曲子，传给小徐老师？”
小徐老师是教钢琴课的志愿者，前不久去美国结婚。临走，她给了一个曲谱，让吴子璇练习。
我用手机摄像，她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梁祝》，像水一样淌出来，可把我感动的！我是第一次听她弹琴，惊讶极了，好像才认识她一样。
要考试了，学校压力大，别的小孩就会权衡利弊，不来参加合唱训练了，在家复习功课。她呢，照常来，照常在那里不紧不慢地练琴。
练琴会忘记时间的，只有她。我后来观察，发现她不会讨好别人，也不会说乖巧的话。平常都是在弹琴。只有当有人大喊一声要不要吃巧克力的时候，她会抬起头：我也要！
去年3月1日我生日那天，很多小孩子给我送了自己做的卡片，她说，张老师，我也送你一个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
我很惊讶，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信了？
她弹了一首钢琴曲给我听，那是一部美剧的主题曲。她会自己配伴奏了！我很感动，不仅因为她弹得好，还因为想起了她六年来的成长。
你看，这么一个单纯又执著的孩子，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帮她，支持她去追求她的梦想。
为了参加中考，她不得不回老家。其实她不愿意走。走之前，她来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回去？我说，如果要考高中，你必须回去。
她说，如果我给市长写信，是不是就可以留下来，参加这里的中考？
我只好说，那你试试看好了。
我是随口一说，可她真的给上海市长写了一封信。
我后来对她说，吴子璇，只要你真的喜欢弹琴，不管你以后能不能考上音乐学院，你总有办法继续弹琴。你不一定会成为钢琴家，但是钢琴一定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那两位拿全额奖学金出国的女孩，相反，我对每个孩子都引以为傲。
前不久，我们搞了一个庆祝会，庆祝一个叫王莉的孩子成为“久牵”第一个毕业并找到工作的学生。我特意订了个蛋糕，跟她说：“王莉，希望下次我们开par‐ty的时候，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蛋糕。”
王莉很开心，说：“张老师，我做的蛋糕肯定比这好吃！”我为她自豪，尽管在别人看来，她只是在面包店打工。
2011年，王莉读初三，跟别的外来孩子一样，她有三个选择：要么回老家考高中，要么留在上海读中专职校，或者干脆去打工。但她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她的出路就是打工。
她在“久牵”学画画、扬琴，她不愿意这样去打工。刚好，海上青焙坊（Shang‐hai Young Barkers，SYB）在招生。这是一家公益机构，专门给贫困学生提供免费专业的面包烘焙培训。我就鼓励王莉去报名。
一年后，王莉培训结束，是一个合格的面包师了。又有个机会，可以去法国免费学习一年，但条件是回来以后，要作为SYB的培训师服务三年。
以王莉的条件，她很有希望去。不过她放弃了。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因为我不想去啊。我说，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
她说，我就是想学做面包，做出大家喜欢的面包。别的我没有兴趣啊。
我愣住，去法国不就是学做面包吗？
她说，我在这里也可以学啊！
我很惊讶。这孩子不简单。既然出国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去不去法国，也真的不重要。别说孩子，很多大人都认识不到这一点。
在这个社会，一门心思只朝着一个目标走的人是很难得的。从孩子的身上，我也学到一种执著。
王莉从SYB毕业后，每周还来“久牵”上扬琴课，她还是那么笑眯眯的。她也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我在“东方直播室”接受采访时说，我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那两位出国的女孩———我们“久牵”有两个孩子，被世界联合学院录取，是全额奖学金，现在加拿大、波斯尼亚读大学预科———如果那样，“久牵”就不过是一家沽名钓誉的机构；相反，我对每个孩子都引以为傲。因为他们独立、自信，知道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然后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吴子璇，另一个是王莉。
音乐让每个孩子都改变了好多。唱歌时，每个人的眼睛都闪闪发亮，也学会了自信、自尊。
“放牛班的孩子”唱了六年，还在唱。
我们每年有几个专场音乐会，有新年音乐会。我们也参加了世博会的演出，东方卫视龙年的春晚上，孩子们还跟姚明一起唱了《快乐相随》。夏天，我们每年有一次“回乡之旅”，回到老家农村，给乡亲们演出？ ？
我发现，音乐真的让孩子改变了很多。他们变得热情、活泼；唱歌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闪闪发亮。他们也学会跟人打交道，自信、自尊。
音乐是润物细无声的。我相信，这种美的熏陶，也许并不会改变人生，但会让人生更丰满一些。
我也和六年前不一样了。我不会奢求他们成为一流的合唱团，那不是我的目标了，我只要他们快乐。
铁打的“久牵”，流水的志愿者和孩子。六年下来，合唱团进进出出一百多人，我一直在这里。
因为孩子们，我知道了自己的事业在教育，所以我很感谢那些帮助我找到自己的孩子们。
有时候，你会发现社会的力量远远超过个人的力量，我也没办法改变。但是，只要一想到孩子们的纯真和美好，一听到他们的歌声，我就立刻重新拥有了力量。
我是学哲学的。大家都觉得哲学很“虚”，其实哲学会告诉你，什么是生命里不那么重要的。它给你一个心理基础，让你更有力量抵御世俗力量的冲击。
我们每年需要募集55万元资金，以维持“久牵”的运转。这对我们来说有压力。我白天在一所国际双语学校兼职，晚上就在“久牵”。每天晚上9点以后，孩子们离开了，我才有一个人的空间。
有媒体报道我时说我“没房子车子，也没有娘子”。哈哈，其实我有房子也有车子，只不过房子小点，车子差点。没有娘子是真的。谈过几次恋爱，结果都吹了，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对方。
不过我相信，娘子总会有的。
也有人问我，说做志愿者这么多年，放弃了很多，不觉得可惜吗？
我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称之为“放弃”，就是不去追求内心的梦想，不去珍惜真正爱的人，却去做不是内心想做的事，迎合不喜欢的人。没有比放弃自己更可惜的了。
“放牛班的孩子”有一份自己的报纸，叫《小草在歌唱》。我和孩子们一起，每个人都在放声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