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报》就小学语文教材问题作过系列报道，自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小学语文教科的研究报告出台以来，一场针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打假运动”方兴未艾。小学语文教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谁有资格创编“教材体”文章？选文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一套好的教材应该怎样坚持儿童本位？好作文是教出来的吗？？ ？
继北师大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主编马新国之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以及语文教材主编朱家珑首次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日前在扬州的亲近母语儿童阅读研究中心，7位学者针对小学语文的一系列问题，各自从儿童文学阅读、语文课程论、课堂实践等专业领域出发，进行了有效的碰撞和深入的探讨。
教材编写者：弘扬主流价值观
2010年元旦前夕，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同志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材修订按教育部的进度，现在在等待新课程标准出台。目前，他们正在做一些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对国内外教材进行比较，结合语文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做好编写前理论准备工作。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同志还深入到教材实验区进行调研，倾听一线教师的建议。
2010年元旦前夕，江苏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主编朱家珑致电《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对教材编写问题，以及前一段时间本报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编写问题的报道作出回应。
朱家珑介绍说，1994年，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编委会正式成立。迄今，已经有三代教材出版问世，从最初的大纲本、大纲修订本，到现行的国标本，苏教版的教材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现行国标本教材，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遵循母语教育的规律，注意从我国丰富的传统语文教学经验中汲取精华，并且注意学习国内外其他版本的母语教材，走出了一条以“民族化、现代化、简约化”为特色的教材建设之路。
朱家珑对媒体关于教材问题的报道表示欢迎。他认为这对教材编写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同时，他也对前段时间浙江三教师对教材“挑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说，他们对于《陈毅探母》一文的来源和真实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对有关提法作了修正。他说，陈毅探母，在陈毅的传记中确实没有记载。该故事是陈毅的侄子亲口跟陈毅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讲的，工作人员整理成文后，被收入了由中宣部、团中央和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推荐的一本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书里。苏教版教材上的文章，正是从这本书里引用的。关于爱迪生救母一文，是从199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十部青少年教育小故事影片中选用过来的。“该影片由江泽民同志题词。”朱家珑说。
朱家珑认为，浙江三教师“教材以美德绑架儿童”这样的提法，模糊了对儿童进行美德教育的概念，这种提法有负面作用。党中央非常重视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作为小学教材，应理直气壮地弘扬传统美德。《乌鸦反哺》，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美德故事，却被“挑刺”的教师冠之以“母爱寻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极端的。对于这些观点，我们虽然没有给予及时回应，但我们也作了积极的应对和反思以及修正，如将《陈毅探母》一文中‘你也五十多岁了’改成‘你也五六十岁了’。”朱家珑如是说。
朱家珑说，教材中有些故事的推理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和建设教材，开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如《孔繁森》《蝴蝶谷》《美丽的南沙群岛》等课文，体现的是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对国家、对儿童负责的精神。
针对小学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12月9日，记者采访了浙版小学教材主编张天孝。张天孝说：“现行教材普遍关注学生的现实性，而很少关注开发学生的可能性，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播课本知识，而是要使受教育者的智慧即思维和智力得到真正发展。自新课程改革以来，比较强调大众教育。我认为大众教育固然是要的，但也应该关注英才教育。任何一个成功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英才教育。因为英才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会出现“教材体”？
教师和家长关注的是教材编写如何从儿童出发，而教材编者可能更需要关注客观的语文知识体系以及其他诸多非语文、非教育的因素。编辑课文，要考虑语文教学的生字、词语、造句，难易度、字频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就不得不删改修订。
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江苏省特级教师周益民举例说，一些教材的编写非常严格，规定每篇文章字数不允许超过多少，甚至连在哪篇课文中必须出现哪几个生字都有规定？ ？重重限制之下，再好的文章也都慢慢走样了。因为这样的创编，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教材体”。
“如果是选的文学文本，我完全反对教材体的选用。坚决反对，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曾任情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的李庆明认为，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打破框框，让具有真正的语言创造力的人能够把自己创作的好作品放到语文教材里面来。进入到教材里面的文学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三者是必须要有的。在这之后，就要和教学的规划、设计，教学的环节，教学目的相适合。
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语言发展的规律，需要找到合适的文体来对应。就目前比较流行的四五套教材来看，在整体质量上存在着短小轻薄的问题：篇幅上短小，思想性、艺术性上轻薄。为什么孩子到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语文能力还那么差？恐怕和其没有接触过复杂的文章有关。
专家们举上海教育出版社四年级第一学期教材中的《最珍贵的礼物》为例：一个8岁的孩子过生日，他妈妈送他一架手风琴，希望孩子学琴，可是孩子说：“我不想拉琴，我为什么要拉这种蠢玩意儿？”然后他妈妈就说了：“因为它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不会让你放弃这样的礼物！”然后强迫他学琴。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学校组织演出，孩子上台表演，爸爸妈妈坐在下面感到非常满足。许多年后，这个孩子做了爸爸，他的孩子们发现了这架积满灰尘的琴，就拿出来让爸爸拉。爸爸勉强背起手风琴，拉了几首简单的曲子，这时，母亲的话又在耳畔响起，是的，能给你所爱的人带来快乐的礼物是最珍贵的。
朱自强教授批评道：“我质疑的是什么呢？就是文章里大人的愿望和孩子的愿望的冲突。母亲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原来不是为了给孩子，就是这个8岁的‘我’带来快乐；给孩子礼物，为的是让他拿着这个礼物去给别人带来快乐。你怎么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呢？你就要下苦工夫去学习。我们质疑的是，母亲这么做时，是不是考虑了孩子自身的愿望和孩子自身的快乐？”
成人雨衣，最好不要拿给儿童穿
关于经典和选文的问题，周益民说：“《红楼梦》今天孩子不读，明天会读；《木偶奇遇记》孩子今天不读，也许他明天就不会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者如果让我推荐一个进入教材，我从面上来看，面对的是大众儿童，不是面对个体，我宁愿放弃《红楼梦》而推荐《木偶奇遇记》。我愿意把适合儿童的成人文学作品带到儿童面前，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儿童文学作品里面无法找到，就是无可替代的，没有类似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那么我把适合儿童的成人的东西拿过来。就好比下雨天，因为一时无法找到儿童雨衣，就穿成人雨衣吧。”
他还举了一个真实的教学课例来说明成人本位和儿童本位的区别：“苏教版二年级（上）语文教材里面有个口语交际练习《我长大了做？ ？》，教材呈现的方式就是给了一些图，画面显示是教师、医生、战士等的职业形象。有一本日本的图画书叫《长大以后做什么》，非常好玩，问蒲公英说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蒲公英说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大狮子，问小鱼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小鱼说长大以后要做大鲸鱼，蜡笔长大以后要做一片大森林？ ？ 图画书带进课堂后，这个课的面貌就全变了。第三次修订的时候，除了用图画书做资源，我们又补充了一首加拿大的童诗《我将做一个什么》，任溶溶翻译的，很好地催发了学生的想像、思维与表达欲望。”
“我觉得成人本位和儿童本位有一个区别标准，就是是否张扬孩子的天性。像那种教材，其实是把儿童引向成人的一个规范化的话语方式。”周益民说。
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名师、吴江实验小学副校长张学青指出了语文教材中残存的暴力倾向，她举了苏教版中《卢沟桥的烽火》一文为例，其中描写战斗场面的一处段落，是这样写的：“英勇的中国守军举起明晃晃的大刀，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杀声中冲破县城，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顷刻间，刀光闪闪，鲜血四溅？ ？到了桥头，大刀队员们齐声大喊‘小鬼子看刀’，日寇猝不及防，一个接一个人头滚落，尸横桥头。”真的很暴力。
张学青说：“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去血淋淋地呈现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的不尊重。在文本里，日本兵的生命，就像马蹄下的几茎细草。我不是说不能呈现战争，而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安妮的日记》出版后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们能不能以一个很平民的视角，贴近学生的视角去呈现战争呢？”
她还指出教材隐蔽的价值观里，还有一些默认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性别定位。比如，低年级教材中《我爱爸爸妈妈》中所设置的场景：妈妈扫地，爸爸看报，其间的暗示就是女人做家务、男人看报就是合理的角色定位。“这种正面的本质化和负面的陈腐观念一样，否定了人成长和发展中的种种可能性。”
老师学科知识树立与形成的关键是教材
“我们聚焦到教材问题，讨论并要打破这种背后隐含着、潜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用个比较专业化的术语叫做‘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或者叫PC K。”语文课程论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如是说。
教师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受他本人的学科教学知识的影响，现在很多小学语文教师没有儿童文学的素养，那么肯定会影响到他对文本的解读。另一方面，如果大部分的教师认为目前通行的教法是好的，那就不能责怪某一个具体的实施者，而是整体的专业知识出了问题。
老师的PC K是怎么形成的呢？老师学科知识的树立与形成中，教材是关键。必须通过对教材的改变，来改变教师对课程、对教材、对教学、对学生的理解。
通过教材来改变实际上牵扯到很多问题，低段、中段、高段情况也不相同。王荣生说：“比如说低段的拼音一直作为学习的目标，也就是声母、韵母、声调，以及它的会拼、会写，这本身就是有问题。这就跟我们当时废除汉字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有关。现在拼音的实际作用，一，查字典、认字、认读音；二，打字、输入法。用过输入法的人都知道，不可能一拼正确，也没有必要一拼正确。写字现在要完全按照那种格式，用田字格来写，类似于钢笔书法那种。那是要在小孩子生理相当成熟、识字相当多，对字的结构有相当的认识之后才能进行的一个工作。”
值得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思考的问题
教育者为学生准备的教材怎么样？教授这些教材的方法是不是切合小学生自身的那种语言的天赋？能否激活他们的语言潜能？课文与写作如何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值得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思考的问题。
徐冬梅老师是亲近母语课题组主持人，也是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她的观点发人深省：“按照我们现行政策，孩子七周岁入学，每一个孩子站在小学语文学习的起端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一张白纸，他从一个幼儿变成一个小学生，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生活中进行会话，和在一个复杂的母语情境中生活的基本的能力，也就是他具备了一些简单的口语能力。中国这么大，其实孩子们状况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在入学前，已经由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给了很多阅读的教育，他已经能用耳朵去听很多的书，虽然他不一定识很多字。有的孩子呢，可能没有经过很多的阅读，但是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语言能力。”
一般情况下，翻开现在的教材，大多数都是这么编的：先是一些良好学习习惯的教导，然后就是汉语拼音，然后开始识字，集中识字，以及一些随课文识字，顺带一些小短文、童谣、小童话。我国大多数地方把教材和课程混为一谈，教材几乎成了课程的全部。
孩子们虽然刚刚入学，实际上已经有了很旺盛的语言学习的欲望，他已经可以听一些很复杂的语言系统的东西，可是在教材中，他们只能面对一些非常短的、简单的语言材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实在是索然无味的一个学习，关于这种索然无味，无论作为一名教师还是一位母亲，我都有特别深的感受。”徐冬梅感叹。
的确，编小学语文教材的人，首先应该对儿童的心理，特别是儿童的语言能力，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小学语文教学应该在儿童掌握了简单口语以后，发展他复杂的高级口语，帮助他学习初步的书面语，并且对他进行初步的文学教育。
教育专家李庆明对儿童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赞成把儿童文学教育变成儿童文学的教育，认为孩子读大人的书同样可以沉浸其中：“拿我女儿来说，她其实在小学就读了《聊斋志异》，全文言的；四年级开始读《红楼梦》；到六年级的时候，我没考过她，但她可能是背过《红楼梦》的，因为她写作文的时候随时能够写出《红楼梦》里面的诗，非常熟练。因为她有一次参加作文竞赛拿了特等奖，人家就告诉我这可能是我女儿的作品，《评论王熙凤》。她读过好多遍《红楼梦》，她告诉我她读过起码六遍，全部是在小学读的。”
关于儿童本位的问题，李庆明认为，既要适应儿童，也要引领儿童。有时成人的好作品是能够引领儿童的，如果通过文学的通道来进行成人精神的指引，通过历史经验积累下来的很多东西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向导。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朱自强教授特别欣赏挪威音乐教育家布约克沃尔德的《本能的缪斯》，书里讲到未来的老师，尤其是小学语文老师，应该是内心能够保持孩提时代的“缪斯心性”这一传统的人，“这样的教师能在教育教学层面和孩子同处于同一个空间，所思、所想、所感和孩子能有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交流。并且把成年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巧妙地纳入你的教学之中，然后来影响孩子，或者是引领、提升孩子。”朱自强说。
新生代教师代表，近期小学语文教材发起人和组织者郭初阳老师认为，小学教材的写作体系与课文没有直接的关系。低年级是写话，可是到了六年级，还是那种提供话题与例文的习作，这样的设计缺乏层递性。他举了一则百试不爽的写作范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丛中》，讲了一个离奇的谋杀故事，前后七个人物，以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分七小段陈述，方法就是多角度叙事，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事件的叙述工作分摊给几个人，每人讲述一个方面，按多角度叙事的方法来写，学生肯定会有好文章。小学教材的写作要求，要么是观察一种动物，要么是写喜欢的一篇课文？ ？缺乏技术含量。郭初阳认为，作文一定要讲评。每写一次就得讲一次，这样才会有反馈，才会有比较，才会有进步。“中小学阶段，我主张多读少写，每写必讲。”郭初阳总结道。
编后
在现行的教材体制下面，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教材对老师有着种种限制。很多有创造性的中小学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有一套自己和学生都喜爱的教科书，有的老师甚至会自己动手编一套教科书。
编一套真正以儿童为本位的，适合孩子们的，也适合老师们的教材，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但提供好的文本与材料，而且提供恰当的方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拥有一套无论教师、孩子、家长都真心喜欢的，会收藏一辈子的珍贵的语文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