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与作者探讨选题时谈到现在教材的质量，这触动了杭州语文老师郭初阳的灵感。于是，郭初阳向浙江省内语文教育同行吕栋和蔡朝阳发出了邀请，他们打算把全国使用最广泛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一些课文进行梳理、核实，用现代公民的视角重新审视。
郭初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跟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我们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来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以期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中小学教材中存在“伪文章”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郭初阳和他的研究小组的成员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文艺类的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等六大类。前三者都属于文学艺术，都是生活的扩展，可以用想像的方式追求艺术的真实，有虚构的特权。后三者的写作必须严格尊重事实本身，否则就是捏造。
在美国，各个杂志都设有“事实核查员”一职。“事实核查员”只做一件事，即查对所有的来稿中涉及的事实，复按所有来稿中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保证杂志所传达的知识准确无误。而在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文体混淆，有很多历史不像历史、传记不像传记的散文体篇目，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不符合基本的事实，这样的文章，可称之为“伪文章”。
郭初阳说，中学语文教材也是问题重重。有伪小说（契诃夫《套中人》被删掉将近一半，变成了半通不通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伪诗歌（连作者舒婷本人都已经接受不了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伪童话（模仿拼凑，情节设计拙劣，没有童话真实感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
研究小组成员刨根问底用事实说话。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郭初阳翻阅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为了解《陈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阳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谱》，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的书翻了个遍，从而证明了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我不明白，编著者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实事求是地讲述陈毅同志孝顺母亲的故事，就不感人了？”郭初阳说。
三套教材的四大缺失
综观这三套教材的问题，郭初阳概括出四大缺失。
经典的缺失。因为孩童所处成长阶段的特殊性，因为经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们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经典作品。但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且时有篡改。苏教版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裹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累赘；《少年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只要翻开原著对照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被改动，已是面目全非。
北师大版倒是有《游子吟》的原文，但包括这首诗歌在内，24篇课文中，真正属于公认的经典的也只有4篇。人教版中则更少，22篇课文中，属于经典的只有2篇。
目力所及，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可谓众矣：《诗经·邶风·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论语》“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顾城《安慰》、于坚《纯棉的母亲》、泰戈尔《飞鸟集》、密斯特拉尔《母亲的诗》、川端康成《母亲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时刻》、帕索里尼《祈求母亲》、塞弗尔特《窗旁》？ ？舍这些优秀文本而不用，是何道理？
儿童视角的缺失。仅就这三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 ？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都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妈妈的爱》：“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是的，我们诚然爱妈妈爱祖国，但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快乐的缺失。在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中，快乐并不多见。最不快乐的孩子，莫过于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个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个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但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要说根本原因，在一篇评论课文《小狮子》的文章《药》中有尖锐的分析。《小狮子》这篇北师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课文，可以被看作是集不快乐之大成的“典范”之作。《药》一文的点评直击要害：对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试比较一下泰戈尔《小大人》片段：“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我的老师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每一个孩子，若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因为这才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事实的缺失。这是最不可原谅的。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十分荒唐。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已经忘记去质疑其真伪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陈毅孝顺母亲的故事，也属作者虚构。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云雀妈妈似乎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中写道：“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来什么汗水？还有《乌鸦反哺》，生物学已经证明，乌鸦没有反哺习性！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创作可以虚构，但是虚构编造出目击证人，等同于说谎。
家长有权知道孩子在读什么
无独有偶。继郭初阳、吕栋和蔡朝阳之后，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加入到了这支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队伍中来。作为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五年级孩子的家长，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放厥词’，实在是看不过去这些课本的编写质量。想到我的孩子要通过这样的课本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接触文学、体会人生，我深感悲哀。”
郭初阳也认为，一些课文的价值判断也有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这些，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识字、作文，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郭初阳说。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有一篇课文《黄河象》，是一篇科学小品文。文章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头早已灭绝的剑齿象骨骼化石展开想像：“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 ？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于爱群说，现存的大象，不论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为首领的。不知道这个作者有什么根据认为200万年前的剑齿象是以公象为首领的。
在另一篇课文《他发明了什么》中，于爱群发现，文章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应该算是一篇历史小品文了，可是却又在时间顺序、人物关系、历史背景、事件进展，甚至数据等各个方面遍布错讹。她认为，这篇文章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主题先行，人为地改编历史以塑造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
《成吉思汗和鹰》这篇课文讲述成吉思汗在打猎途中口渴，想接泉水解渴。但是他的宠物鹰却一次一次地撞翻他接水的杯子，最终惹恼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射死了自己的鹰。之后成吉思汗发现，这泉水的源头处有一条“粗大的剧毒死蛇”，“几乎占满了整个池子”。成吉思汗明白，是鹰救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却杀死了它，不禁追悔莫及。于爱群说，人人都知道蛇毒可以致命。但是蛇毒一般是通过进入人或其他动物的血液和神经系统而发挥毒性的，死在水里的毒蛇还有毒吗？退一步说，就算这条蛇在临死之前分泌了毒液溶在水池里，那么这水是否就被毒化了呢？她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她认为，这个有名有姓的“传说”既没有史实依据，更没有科学依据，很容易让孩子误解。为了教给孩子一个道理而顾此失彼，对教育而言是得不偿失。
于爱群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册中发现了一篇课文《草帽计》，讲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贺龙使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但是读完后于爱群却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她查遍图书馆内和长征以及与贺龙有关的十几本传记和历史文献，找不到任何关于“草帽计”的记载。这篇课文本身没有出处、没有作者，时间和地点也极其模糊。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于爱群提问：“红军长征中有那么多英勇不屈、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战例，我们的孩子需要读这样一篇于史无据、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是凭空杜撰的文章来学习什么是‘智谋’吗？这样的文章能入选小学课本，不知道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怎么审定的。作为家长，是否有权利要求该委员会给出一个解释呢？”
“读书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善、求美。伪文章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益？”于爱群说。
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
《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教材的好坏事关孩子教育的成败，事关民族的未来。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和作为家长的“于爱群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难能可贵，对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的提醒和警示作用不言而喻。
在谈到对教材编写部门、出版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时，郭初阳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学术独立，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团队是独立的，编写经费并不依赖国家提供；编写的意图在于普及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70多年前，“商务”巨擘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精选出十几篇文章译为白话文，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意在呼唤慷慨悲歌之士抵御外敌，同时也希望在新一辈少年身上养成坚忍昂扬的意志。同在“商务”的王云五则主持“万有文库”，“日出一书”。他们就是教材编写者的典范。
在北师大版教材的后记中有一段话也引起了于爱群的不满。文中说：“本册教科书选编的课文，有的作者佚名，有的根据教学需要进行了修改。受时间和条件限制，来不及与作者联系，在表示诚挚歉意的同时，一并致谢。”于爱群问：“教科书里的课文已选了好几年，怎么来不及联系作者？今年来不及，第二年还来不及？几年都没找到作者，这作者怎么这么鬼鬼祟祟啊？这样的文章可信吗？”
于爱群发现，有硬伤的课文几乎都是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这样的文章，来路不明、无法考证、文责不能自负，还可能有人浑水摸鱼、随意增删，导致错讹。因此她呼吁：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三无”文章。她建议，所有文章要标明作者，并尽可能对作者作简单介绍；不收录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经过改编，应该同时标明作者和改编者；所有文章应该标明出处、发表时间和是否节选。
于爱群表示，做教科书的义务核查员，本身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她会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职责是对现行教材进行监督和审察，及时提出批评，促使教材进步。郭初阳认为，教科书“事实核查员”职责的保障有赖于“专业的素养”、“独立的身份”和“有影响力的传媒”。郭初阳说：“我们担任‘事实核查员’一职，只是出于岗位责任感，是为中国教育做义工。如果现状不够理想，这个岗位我们只能继续坚守下去，并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仁加入我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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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题研究发起之日起，以浙江的郭初阳、蔡朝阳和吕栋3位老师为中心，迅速汇聚了30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于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他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分别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语文教材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们在杭州市萧山区开了碰头会，明确分工与任务，之后的问题讨论都在QQ群里进行。在这一群富有激情的“事实核实员”为期半年的努力下，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今年2月的《读写月报·新教育》上，当报告转帖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点击率高达20多万。《南方人物周刊》等全国多家媒体也对几位老师进行了采访。
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9月18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