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9日下午4时，浙江东阳市横店镇“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四共委）主席徐文荣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同时响了起来，此时，他的手里正拿着一支雪糕。
年过73岁的徐主席一时有些手忙脚乱。
他一边接通手机，一边示意他的助理兼发言人、浙江东阳市旅游局副局长厉红亮拿起桌上的话筒。两人同时“喂”了一声。
两个电话，一个是自称实力名列行业前茅的一家上海企业，想与横店合作，一个是徐文荣在省里的一位朋友想过来拜访。徐文荣推掉了前者、答应了后者。“来拜访和取经的人太多了。”徐文荣笑着对我说，“周一到周五我一般接待本省的客人，周末接待外面来的朋友。”
“可惜，不少人老质疑我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谋私利，这是天大的误解，”徐老爷子话锋急转，脸上随之掠过一丝愁绪，“我们从不想赚大钱。”
他的雪糕有些化了，差点滴落到桌上那台酷似笔记本电脑的 DVD 播放器上。
就是这位“从不想赚大钱”的徐老爷子，30 年来，硬是将过去只有一条主街道，几乎全靠种地为生的浙江一个穷乡镇，打造成了如今的全国经济强镇、旅游和影视名镇；在不久前发布的“2008中国企业500强”中，横店集团排在第274位，营收为170亿元。
前卫总招人骂
横店康庄路转盘旁边，一家名为“奔腾”的办公设备公司是由蒋美芳和她老公开的一家夫妻店，其业务包括代理品牌笔记本、维修打印机、复印剧本等，生意甚为红火。
可是10多年前，他俩还是村里的两位农民。
从农民到卖烧烤的小贩，再到摩托车修理工，直到2001年染指做梦都不敢想的“高科技行业”，蒋美芳夫妻两人的角色变迁背后，是横店经济发展和腾飞的一个缩影。“致富不能忘了徐主席。”蒋美芳对记者说。
她从她老公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枟徐文荣文集枠递给记者。书架上的书挺多，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是枟先做人后做事枠等。“徐主席当年的创业经历也非常不容易。”蒋美芳随手翻开枟徐文荣文集枠。这是一本发黄的旧书，书的陈旧并非因为沉睡书架太久，而是因为传阅的人次太多。
从1975年徐文荣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创办横店丝厂（横店集团前身）至今，徐文荣至少四次站到了风口浪尖上。
第一次是1979年，当发展起来的横店针织厂、麻纺厂生意兴隆时，徐文荣却想转做磁性材料，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徐文荣先是跑到江苏买机器，其间路过华西村，与同为支部书记的吴仁宝相见恨晚；不过当时的华西村已是名声在外。
之后，他又带领33个小青年到宝鸡等地取经，回来后创办了横店磁性器材厂。磁性材料后来成为“横店系”的支柱产业之一。
第二次是1984年徐文荣极力要求政企分开，当时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说：“我们乡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
直到现在，徐文荣仍对这一幕记忆犹新，他对我不无感慨道：“如果推动改革要被枪毙的话，我早被枪毙过好几次了。”
第三次是1993年，徐文荣突发奇想，想在横店搞旅游，这一想法被多人视为是异想天开。但他仍以 2 亿元的大手笔搞了一个“农民兄弟度假村”；3 年后又以导演谢晋到横店拍枟鸦片战争枠为契机搞起影视文化产业，此后一发不可收———炸掉山头，按1∶1比例仿建起故宫、清明上河园等。近几年枟英雄枠、枟夜宴枠、枟无极枠、枟满城尽带黄金甲枠、枟投名状枠、枟疯狂的石头枠、枟功夫之王枠、枟木乃伊3枠等电影均在横店拍摄，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横店集团的主业就是影视产业。
第四次是2006年，徐文荣产生了筹资200亿元，在横店重建圆明园的念头，这是一个异常浩大的工程。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结果招致了老伴和儿子的一致反对，但最后还是将他们“说服了”。
而媒体发布这一消息后，引起数轮激烈争议，不少历史和文化界人士群起攻之，有关融资和土地等方面的质疑紧随其后。
徐文荣正是这样一路被骂着走过来的。他常拿自己的年龄解嘲：“反正我都70多岁了，还有啥好怕的。”然而，具有双重性格的他，也常会突然郁闷起来，感叹自己暮年的伤感。
社团经济之惑
2000年，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了70 亿元。枟福布斯枠杂志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大陆50富豪榜”中，出现了徐文荣的名字。他被排在第8位，资产为27亿元。
徐文荣看到这一富豪榜单后坐卧不宁。他派人邀请制榜人胡润前来横店喝茶。
“横店是独一无二的社团经济。你把我放到富豪榜上很不妥，”徐文荣对胡润说，“如果要计算横店集团的财富，绝对不止榜单上那么多，如果要说我个人的话，我绝对没有那么多钱。”
“社团经济”是徐文荣于1993年独创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这是一种既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横店镇政府或徐文荣个人所有，更不属于企业其他高管和员工，而是属于横店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产权结构。
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浙江乡镇企业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所有制改革中，徐文荣并没有“顺应潮流”，而是独辟蹊径；他除了高举“社团经济”的旗帜外，还提出了“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口号，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四共会”。
直到今天，横店集团主要的上市公司横店东磁的大股东是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而后者的实际控股人，即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彼时，徐文荣的“另类”引起众人瞩目，并在国内掀起一场讨论热潮。经济学界和新闻界人士纷纷“组团”到横店考察、交流。徐文荣开始参加各种研讨会，并被戴上“学者型企业家”的帽子。
徐文荣在这些名号面前并没有欣喜若狂，他告诉我，1997年前后，有自称有深厚背景者希望和他合伙做生意，但都被他婉拒。“我没被套进去，我只是一个农民而已。”徐文荣说。
不过，徐文荣仍对横店集团当年并购青岛东方和太原刚玉耿耿于怀。在他的战略当中，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是“找抽”；他更愿意为横店当地百姓谋福利，而不愿为国有企业过往的经营不善埋单。
2003年，徐文荣将横店集团的帅印交给儿子徐永安后，于2007 年 11月底又将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法定代表人的头衔让出，自己做起“四共委”主席来，致力于“企业办社会”理念的推广。
横店大智禅寺旁边一家商店的主人鲍老先生今年（2008年）66岁，他向记者介绍称，“四共委”一直在推进一些福利政策，比如退休老人可以免费到镇内所有的旅游景点参观，一年可领到300元左右的补助，另外医保方面也享受一定优惠。
不过徐文荣的计划更长远，他说，将来圆明园如果建起来了，每年可产生30亿元的利润，若持续按一定比例捐给“文荣慈善基金会”，加上社会捐助，“到那个时候，向每个老人每年发放2 000元左右的补助金完全可以实现”。
问题的关键是，重建圆明园工程至今没有启动；坊间对横店集团产权结构不明晰的质疑时而有之。东阳市政府某熟悉横店集团的人士向我透露，徐文荣正在考虑改制，企业的资产量化，以鼓励众高管积极性。
然而当我就此向徐文荣求证时，他矢口否认，称横店独特的社团经济形式要“坚持一百年不变”。
幸存的标杆
横店当地人不追影视明星，因为司空见惯了；但如果徐老爷子走在大街上，大家都会围过去，打招呼、问好。
2007年年初，东阳市委常委申屠福华来到横店，头衔从副市长变成了镇委书记。据申屠福华回忆，他上任不久后，东阳市政府在横店召开了一次会议，徐文荣以“当地嘉宾”的形式出席，当徐文荣出现时，台下观众鼓掌的热烈程度压过了在场的所有市镇领导。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徐文荣在当地的影响力。”申屠福华对我说。
徐文荣并不像有些企业家一样神秘。他不用保镖，尽管已是73岁的高龄，他仍常开着自己的沃尔沃在横店“转悠”———或进工厂，或到景区；他是一个闲不住脚步、停不下思考的老人，因此他的“转悠”其实是“调研”。
徐文荣在把握政商关系方面有自己的原则，但如果就此认为他不谙世事，就大错特错了。他曾经大批量地将东阳市甚至浙江省的一些退休领导请到横店；倒不是为了帮忙“走穴”，而是帮自己出谋划策。他的朋友可谓遍布五湖四海，社会学大师费孝通为徐文荣的题词是“横行天下”，曾任枟经济日报枠总编的艾丰为横店的题词是“横空出世，店乃一城”？ ？
“我不会上网，但我耳听八方。”徐文荣说。
作为第一代的企业家，徐文荣的政治情怀非常浓烈。在和我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有近半时间在谈中国的改革之路。他甚至正在横店筹建一个新景点“历史长廊”，展出新中国四代领导人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
徐文荣同样任人唯贤。横店集团董事、副总裁徐文财曾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几年前被徐文荣请到横店，负责资本运营。许多人从名字上看，以为他与徐文荣是弟兄，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又如，2008年农村换届选举时，横店镇不少人找徐文荣帮忙，希望他向镇委书记申屠福华“通口气”，但徐文荣最后并没有对申屠福华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只是就选举程序提了一些建议。
形成对比的是，徐文荣的大儿子、现任横店集团掌门人徐永安与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徐永安非常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拒绝了不少政治头衔。
是徐永安本性使然，还是徐文荣家教如此呢？
徐文荣的回答是：“永安把社会给看透了，埋头做事最要紧。”
然而，说完这句话，他又叹息道：“改革的人弄不好会吃亏的。”
如果说到标杆性乡镇企业家的话，与徐文荣同时代的禹作敏，早已在 1999年保外就医中孤独去世，天津大邱庄也变了脸；华西村仍受热捧，但吴仁宝同样备受质疑；王宏斌也不能独善其身，2008年2月有媒体报道称，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将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 ？
然而徐文荣对这一切似乎不以为意：“它们的产权形式怎能与横店集团相提并论呢？比如南街村，他们的员工进去容易出来难，名义上工资非常高，实际上很穷，里面有猫腻，早晚会出事。”
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
2007年2月15日，我在枟上海证券报枠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枟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枠：
姜还是老的辣。失算的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此刻或许正黯然神伤，而她的老乡———东阳横店的徐文荣，似乎正在一个角落里偷着乐。民营企业之鱼欲跃龙门，徐文荣选择了“上蹿”，吴英选择了“下跳”，事实证明，徐文荣赢了。
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执掌的横店集团，与吴英执掌的本色集团，在包装手法上有着相似之处，都乐于制造媒体效应。2006年“200亿元重建圆明园”的轮番炒作，让横店集团更火了一把；而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界贸易城700多个铺位的大手笔新闻，也于2006年9月上旬出现在枟东阳日报枠头版头条的位置。
相似的媒体策划，其实为了“同一个梦想”———集资与扩张。而在集资策略上，两者手法则大相径庭。
徐氏父子采取的是“上层路线”。打出重建圆明园的招牌，但依靠的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融资平台。这个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筹资机构，拉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
吴英采取的是“平民路线”，向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老板与公众募集资金。据悉，吴英承诺的利息最高达月利1角，一些民营企业小老板，以5分利息向民间借贷，再转借给吴英，图的就是未来的高利息。
遗憾的是，伴随着2007年2月10日深夜东阳市政府的一纸公告，女大佬的集资策略即告夭折，当初宣称的融酒店业、家居、建材、广告传媒、娱乐业于一体的“本色一条龙”产业链旋即断裂。而徐文荣却稳坐钓鱼台，优哉游哉。
中国人向来有当事后诸葛亮和痛打落水狗的嗜好，吴英出事后，中国人民银行东阳市支行随即声称，他们早在2006年10月“已对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十分注意”，一些管理人士则称，“吴英的策略一开始就有漏洞”云云。这些行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995年的女富豪邓斌及新兴公司、2003年孙大午及大午集团等集资案发后，周围何尝没有站满了“明白人”！
而总是痛斥与批判民间集资等金融制度的缺陷，仿佛也无济于事。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下，我们从不缺少批判与呼吁，我们缺的是换位思考———既然吴英式的“下跳”之策是下策，那么，徐文荣父子的“上蹿”之策就一定是上策吗？
事实上，横店集团及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公益旗号为圆明园及民族感情计的做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实为横店集团通过公益基金跑马圈钱的目的服务。暂且不论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之做法之责权不明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会为这一“公益基金”慷慨解囊？
投资机构显然不可能为这一项目烧钱。事先要核算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慈善基金也不会盲目投入，中国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巴菲特们也不可能弱智到把钱投给圆明园这个假景观的地步。再说，公益资金的募集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比如由花旗、汇丰这一级别的银行为受托保管人、普华永道一类的会计师事务所全程监督、审计。现如今徐文荣操控的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虽以公益旗号募集，但200亿元的投入、建设必然与横店关联重重。而建成后还将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模式根本不会被投资人接受。
如此一来，甘愿为重建圆明园埋单的“英雄豪杰”已渐渐清晰，即横店集团的关联企业、“拉郎配”的国有企业及银行，甚至政府部门。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但别忘一句俗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在徐文荣们看来，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 。75 亿元贷款中，有8 。7 亿元成了不良贷款），只不过是运气差、动作技术不足够高超而致。
至此为止，徐文荣的老道之处可见一斑，即绝不轻易在法律模糊的民间集资地带行走，而是行走在“高处”。而这恰恰是“女富豪”吴英的软肋，即与当地行政部门及银行的关系不够融洽，东阳的金融机构不但不肯放贷给吴英，甚至不时讲一些“坏话”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东阳市支行某科室的负责人言）。
不久前，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枟跨越历史的河流枠，直言不讳企业树立现实性政治观的重要性。他选择的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者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脾气无一不温顺，与政治家关系“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而不取”。
同为东阳人，命运迥相异。从企业家角度而言，战略无所谓对错，只有优劣之别。吴英战略之劣，在于没有选择“择高处立”，或者欲立而不稳；而徐文荣战略之优，在于选择了“择高处立”，而且还立出了模样。
不过，老徐也未必有媒体想象中的那么风光。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横店集团滚雪球建景区、招眼球、花大钱引剧组的做法，收益与成本并不成比例。2006年中报显示，横店集团2006年上半年赢利能力依然有限，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利息保障能力有所下降，偿债能力仍旧不足。
然而吴英、徐文荣两人的财富寓言却给了我们鲜活的教训。托马斯· 弗里德曼在枟世界是平的枠中说，最好的企业是善于合作的企业，企业在平坦的世界要学会采取大手笔，使自己扩展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宽、程度更深。弗里德曼主要指的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经济急速转轨的中国当下，最先、最应当考虑的合作伙伴是政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上蹿”狙击“下跳”，而是在权衡哪一种路径更可行、更“安全”。现在看来，似乎只有“上蹿”才有可能鹤立鸡群，其实“上蹿”可为缓兵之计，绝非长久之策，而“下跳”则可能踏入非法集资的雷区继而被冠上原罪之骂名。
专栏文章发表后不久，横店集团副总裁徐文财便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到横店一叙。记得我问和我联系的横店集团新闻中心的主任施卫东：是真邀请还是假客套？他说是前者，我就去了。
但说实话，和徐文财的畅叙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问，重建圆明园这一浩大的工程，横店集团除了“上蹿”式的募资外，并没有更好的良策。横店之行唯一给我的启发是，徐文荣敢于用人———一开始我以为徐文财与徐文荣有血缘关系，后来才知道那纯粹是两个名字相近给人的错觉，徐文财曾任教于浙江农大经贸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01年初被徐文荣引进来，担任横店集团董事、副总裁、党委书记，负责资本运作，为除徐文荣和徐永安外的横店集团“三号人物”。
第二次到横店集团就是近一年半后的2009年9月了，这一回我见到了徐文荣。彼时正处于全球金融大危机中，重建圆明园项目已经停工，他也不愿意多谈。刚发布的“2009中国企业500强”中，没了横店集团的名字。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申报，还是另有他因。
徐文荣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但又很懂得拿捏，也找得准政商关系的边界。正可谓“姜还是老的辣”。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70多岁的老头，活到老、学到老———彼时他正准备在横店建一座古玩城，所以在拼命看国外一些有关古玩的电视连续剧，桌上放的那个DVD播放器正是做此用途的。
我问他对30多年改革开放的看法，他的回答是“这30年要分为前20 年和后10年区别看待”。
再到后来，就是2009年年底了。听说横店重启了重建圆明园项目，这要归功于中央一位高级领导来横店考察，对一切都满意，但疑惑没有听到之前关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建圆明园项目的汇报。这其实很容易理解，要耗费巨资的项目停工了，生不逢时，自然也不敢拿到台面上。没想到这位领导来了一句口头批示“先干起来再说”。
徐氏父子于是柳暗花明。
而那个时候，枟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枠里的另一主角———吴英，非但没有徐文荣幸运，情况反而要糟糕100倍：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这是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消息。即使“下跳”式集资危险程度再高，也未曾料到死刑会降临到这位28岁的女子身上。但事实便是如此。法庭上一身高领毛衣、刘海盖住前额的吴英听完宣判书后神色平静，离开时还对亲属说了声“保重”，而她的母亲早已失声痛哭，父亲正破口大骂。
吴英的戏份就要结束了，而横店集团继续悄然发生着大变化。正如外界都误以为横店集团的主业就是影视产业一样，很少有人知道，当徐文荣变得更老，甚至去世后，徐永安时代的横店是否会发生裂变，“最后的共产主义社区”是否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