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乱后，载沣曾出任赴德谢罪专使，负责接待他的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亨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皇族必须掌握兵权！也就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载沣始终牢记此金玉良言，赶走袁世凯之后，他迅速干了一系列大事，其宗旨就是收兵权。
前面说过，袁世凯尚在时，载沣就接受良弼的建议，设立了禁卫军，归摄政王直接掌控，由六弟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负实际责任的是铁良。比铁良更满族主义的良弼统领其中第一协，握有实权，进一步保证了此军的纯粹性。
只是一山难容二虎，禁卫军成立不久，也就是袁世凯还住在汲县的时候，铁良和良弼这两个在倒袁运动中齐心协力的好朋友，就为各种工作上的事情闹翻了。
在满族官员里，铁良算是草根出身，一步一步从基层干上来的，现在属于载泽的心腹；良弼则是宗室子弟，多尔衮的后代，他爷爷在道光朝还当过大学士，绝对根正苗红，加上人长得极帅，所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就一路高升，被公认为当世满族第一军事人才。在背后力挺他的，是摄政王的七弟载涛。
这两人相斗，谁败了袁世凯都高兴，两败俱伤才最好呢！不过老袁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清醒得很，知道这绝不可能，遂老老实实按照离京前和奕劻等人定下的宗旨行事。
宗旨之一是尽量削弱载泽的力量，那么就要帮着良弼打铁良。于是袁世凯在汲县，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来，硬说铁良和自己是一伙的，急得铁良百口莫辩，恨不得逢人便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老子和袁慰庭早就反目成仇了。
草根斗不过宗室，这是最绝对的定律，有没有袁世凯这个谣言其实并不重要，反正最后铁良被外放为江宁将军，连带他的嫡系、陆军第一镇统制凤山也被外放去了荆州。
良弼毕竟资历不够，所以接任铁良陆军部尚书职位的人，居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荫昌。
到了1909年7月，载沣仿效日本，宣布溥仪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因大元帅年纪尚小，故暂由摄政王代行其事。紧接着他又将军咨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后改称军咨府，升格为陆海军联合统率机构，以协助摄政王掌军，由七弟载涛和毓朗负责。随后海军处也由陆军部中独立了出来，六弟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等到海军部成立，载洵更升为海军大臣。
如果政治果真像下军棋那样，总司令一定能吃军长，军长一定能吃师长，那么载沣的举措绝对无可非议，至此哥仨完全可以举杯相庆——平均年龄不过24岁的三兄弟，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国军事大权，似乎很可以体会一把高处不胜寒的风光。
只可惜军棋是给小孩子玩的。载沣这事做得太过赤裸裸了，不但令汉族官员心怀不满，就连满族亲贵也颇有微词，离心离德的倾向渐渐就显现了出来。
张之洞自诩为四朝老臣，觉得有义务劝载沣收敛一些，不料竟换来一句“这是我们的家事，你少管！”，气得老张差点吐血。
终于还是吐血了，不过却是因为另一件事。事起于庆王奕劻保荐徐世昌兼任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认为徐世昌太善挥霍公款，怕因此增加摊派会激起民变，力劝载沣不可。打死张中堂也想不到，堂堂监国摄政王居然回了他一句：“怕什么？有兵在！”就这一句话，气得张之洞口吐鲜血，就此病倒。
张之洞卧床不起肯定是大事，不过载沣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是因为此，而来自于地方督抚的不买账。
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载沣毕竟太年轻了，自以为是监国摄政王，就该领导全国，打破督抚权重的局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状态。于是地方上的军权、财权、人事权通通都想收归中央。这可是连当年的慈禧太后都不敢干的事。毫无意外地，载沣的三板斧砍下去，立即就在各地方督抚联手组成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灰头土脸，铩羽而归。
地方势力如此桀骜，不由得令朝廷起了思能臣的念头，年轻气盛的载涛想问题比较简单，一再怂恿四哥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岑春煊，以好好收拾那帮不听话的畜生。
袁世凯万万不能复起，但在载沣看来，岑春煊可以另当别论，不妨让他先回邮传部当尚书，以恶狗之姿为朝廷看家护院。至于徐世昌，给他安排个湖广总督的位子，想来他不会有意见。
但是邮传部上上下下都有意见，倒不是舍不得徐世昌走，实在是害怕岑春煊回来，于是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凑了10万两银子，通过载洵送给了他妈，也就是载沣他妈，这样岑春煊复出一事很快就告吹了。
而袁世凯的复起却出现了转机，事情起于亲贵之间的又一轮合纵连横。
原来载泽志向远大，根本不满足于当一个小小的度支部尚书，锋芒所指，赫然竟是奕劻的领班军机大臣之位。不仅如此，他要的是名副其实，一旦得任首相，绝容不得还有个摄政王在上面指手画脚。
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不过载泽有隆裕太后支持和盛宣怀的幕后策划及财力支持，活动起来有恃无恐。另一方面，载洵、载涛两大少年火箭般的蹿升，也确实激起了众多亲贵的不满，渐渐地大家就集结到了载泽旗下，并有了请隆裕太后出来垂帘听政的共识。
于是被疏远已久的奕劻，又被载沣兄弟拉拢了过来，以壮大本方的阵营。奕劻虽然才识平庸，但在此时的亲贵当中已足以鹤立鸡群，加上经的事儿多，对什么都有点经验，一经接触便令载沣等人心悦诚服，说起话来也越来越有分量。
奕劻说了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请袁世凯出山。
此时袁世凯复出的阻力肯定还很大，但在相当层面上也确实有这样一股风潮，像载洵、载涛、那桐、端方、复出的唐绍仪，以及东三省总督锡良、四川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等，都曾指名道姓地奏请其事，各大新闻媒体更是时不时就要把袁世凯复出的事拿出来炒作一番，可见其确实有不小的群众基础。
但即使这样，奕劻也费了些口舌才说动载沣，其中最打动他的一条是，得袁世凯助力，载洵、载涛才可能在军中站稳脚跟。
载沣终于写了封亲笔信，派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带到洹上去。信写得很客气，全是慰勉致意的话，重要的是有句口信，载沣让杨士琦转告袁世凯，摄政王很希望他能进京当差，若愿意，可以官复原职。
可惜载沣的一片诚心被辜负了。袁世凯并不是很耐得住寂寞的人，但也并非轻举妄动之辈。朝中的情况，他可能比载沣自己还看得清楚，如今亲贵专权，内斗得不亦乐乎，自己何苦去趟这浑水？说到底，就算官复原职，手里没有实权，那也不过是徒有虚名，到头来什么事都办不成，那这官当着又有什么味道？袁世凯内心很清楚，只有大局糜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才是自己出山的时机，现在还不到时候，尽可以再等等。于是便请杨士琦带了封亲笔信回去，感谢之外，只说足疾未愈，仍需休养，康复之后，定当报国。
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张之洞终于还是没挺过来，临终之前免不了对朝廷有所献议，其中说到了海军和军咨府，建议“选知兵者任其事”，指的正是袁世凯。袁世凯立即就知道了，是奕劻给他发的电报。
张之洞哀荣极盛，谥号“文襄”，这令他的门生故旧深感满意。
与此同时，举国上下立宪呼声高涨。1909年10月，各省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宣告成立，咨议局的成员当然都是立宪派，立宪派的核心大都是各地士绅，属于地方督抚之外的另一大势力，令朝廷不敢小觑。
立宪派响彻云霄的呼声是“速开国会”，不断上书之外，各省更推举出进京请愿代表团，三次前往北京请愿，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请愿得到了民众乃至诸多督抚或明或暗的支持，益发显得势不可挡。无可奈何之下，朝廷作出了妥协。1910年10月，作为国会基础的资政院成立。资政院第一次会议的主旋律，是立宪派上书请愿，要求在第二年召开国会。随后，17省督抚联名上奏朝廷，要求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
朝廷没有同意如此激进的改革方案，但仍做了让步，宣布将原定为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提前3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承诺从速组建责任内阁。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裁撤军机处及内阁，设立责任内阁。表面上看，责任内阁的架构，基本沿用了袁世凯当年的主张，即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具体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大臣载泽，学务部大臣唐景崧，陆军部大臣荫昌，海军部大臣载洵，法部大臣绍昌，农工商部大臣溥伦，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理藩部大臣寿耆。如此内阁成员共13人，其中满人贵族9人，汉族仅只4人。满人中，光皇族就占了7位，故此责任内阁也被称作“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刚一出炉，立即激起举国愤怒，就连一向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梁启超都急了，公开宣称“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与梁启超之振聋发聩相呼应的，是革命党如火如荼的暴动。局势一触即发之时，好不容易终于上位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却点燃了大清朝这个火药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