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数年，中国的能源改革在 ２００８年再次启动。其动因很简单，上一次低油价周期我们没有抓住机会，这一次油价暴跌之际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能源改革的意义则与以往大为不同。
从石油行业勘探开发成本和产油国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来看，低油价周期已经到来。尽管没有统一的测算标准，但近七八年来石油的勘探开发成本大幅度提高，业内的共识是３０～４０美元／桶，维持主要产油国的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的油价则在４５～５５美元／桶。有些产油国需要的价格更高，比如委内瑞拉可能需要７０～８０美元／桶的油价才能维持其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而俄罗斯２００９年财政预算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国际石油价格底线为 ７５ 美元／桶。当国际油价为６０ 美元／桶时，财政收支开始出现赤字；低于５０美元／桶时，赤字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低于４０美元／桶的油价已属于较低水平。油价高涨之时，石油消费国承受巨大经济压力，而此时，产油国正在重蹈消费国的命运。经济危机导致石油需求急剧萎缩，产油国的巨大产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释放，如果没有突发性外部冲击，油价在未来几年很难再现过去５年的暴涨局面。
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周期的到来确实给中国继续推行能源改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后几年，中国将同时面临“保增长”和“调结构”的两大任务。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医疗、教育、铁路、能源、金融服务等行业，塑造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对垄断行业进行增量改革将是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变革和方式；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则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能源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
中国的能源改革不仅仅是价格改革，它应当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价格形成机制改革。２００８年启动的燃油税方案依然没有完全打破政府定价的模式。政府对能源价格的适度干预和监测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由政府制定价格，既滞后又容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国内油品市场结构仍旧是垄断性市场结构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把定价权交给企业，由政府设定价格监测区间，进行必要的价格干预。而企业定价，特别是大量民营企业参与定价则能够及时反映市场变化，弱化垄断定价的可能性。与油品市场相比，煤炭价格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由于输电和配电没有分开，电力和煤炭两大行业只能隔着电网进行交易，供需双方的信息无法明确，交易很难达成。煤炭和电力行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通过输配分离和煤电一体化建立顺畅的交易机制。
第二，价格改革。能源价格既要反映市场价格，又要纳入外部成本。这句话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市场定价解决了市场价格的问题，但怎样测算外部成本，谁来给外部成本定价，定多少合适？这其中不仅是个数字游戏，更包含着太多的利益关系。世界银行早在１９９７年的一份报告中就认为，中国的煤炭使用每年的外部成本高达１ ０００亿美元。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由NGO组织绿色和平、能源基金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布的《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所计算的数字更为惊人，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煤炭利用所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外部损失超过人民币 １７ ０００亿元（约合２ ５４９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１%。如果按照这样的数字，再加上其他能源产品使用所造成的外部成本，中国每年的 GDP实际增长几乎为零。无论这些数字是否精确，都反映了一个问题，把外部成本纳入能源价格体系迫在眉睫。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增加全社会的总福利的，只不过改革势必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强势群体的利益，价格改革的难度不容小视。
第三，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目前对煤炭、油气、电力等能源的管理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以及能源价格的管理。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电力市场运行，规范电力市场秩序，监管输电、供电和非竞争性发电业务等；国家建设部对行业的节能标准制定和监督有一定的管理权，对外能源合作则主要由外交部负责。２００９年成立的国家能源局虽然设置了能源行业的各个管理司局，但仅靠９个司局、１１２个人员的编制要管理中国能源领域规模如此巨大的事务实在是力不从心。而且问题还在于，中国能源管理属于典型的多头管理，职权划分多有交叉，在具体的管理当中又掺杂着条条块块利益的影子。所以，往往会出现谁都想管但谁都没管好，或者各部门都不管的尴尬局面。试想，同样都是正部级或副部级的能源管理部门和国有能源企业，怎么管理？能源管理体制不顺畅，政策方向就不明确，就容易摇摆。改革我国的能源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中国的能源管理机构应当承担起规范能源市场秩序，价格干预和监测、促进竞争，制定和执行行业标准，参与对外合作等重要的职责。
能源，国之大事。能源改革，任重道远。能源政策良治，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如果说改革开放３０年后，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那么能源领域的改革同样如此。打破束缚能源改革的种种障碍，厘清能源领域的种种利益关系，奠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基础，不仅需要中国决策者的坚定决心，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