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中国已经从国际能源市场和世界能源政治格局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伙伴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中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另一方面，中国在能源领域的一举一动也深刻影响着国际能源市场和政治格局。“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如何通过国际能源合作拓展能源外交空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不得不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要总结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得失，恐怕首先要明确国际能源合作的目标。所谓国际能源合作，实际上是国际行为体（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各自的能源利益，通过国际协调，让能源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一致，并采取可操作性的措施实现在国际协调中达成的共识，履行国际协议。对中国而言，国际能源合作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保障能源供应，抵御能源供应和价格波动中的风险；二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能源利用转型。
保障能源供应始终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首要目标。“多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基本能源国情，能源也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１９９３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０７》预测，在参考情景中，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初级能源需求年均增长为 ５ 。２%；２００５—２０３０年，年均增长为３ 。２%。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石油净进口比率将达到 ８２%。中国沿海地区石油净进口比率可能还会更高，超过９０%。客观来说，在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能源供应能够保持安全、稳定并支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实属不易。
近年来，通过政府间交往和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实现了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非洲、拉美、中东、中亚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石油供应来源，其中非洲和中东分别占总进口的３３%和 ４２%，新的来源地进口能源比例也从 ２００３年的不足２%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近１０%。
但是，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中国涉足的某些供应来源地也是西方大国的“问题”地区。目前，中国从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俄罗斯、阿曼、苏丹和刚果进口的石油已占总进口的 ７０%。其中某些国家内部政局动荡，一些西方大国也插手干预，中国企业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踩到“红线”：既可能因东道国政府更迭、人道主义危机而使投资付诸东流，也可能与西方大国正面交锋，发生直接冲突。更为严峻的是，保障能源供应的努力制约了中国外交的空间。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中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
由于游离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体系之外，中国缺乏与主要的国际能源组织和消费国的对话和协调机制，因此中国往往被视为体系和规则的“破坏者”，也无法享受到已有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的成果。由于缺乏完整、系统和可操作的能源战略，中国往往没有想清楚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友善的合作之手和邪恶的阴谋之手不加区分地拒之门外，这就加深了中国与其他消费国和主要国际能源组织的隔膜。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将是未来较长时期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因此也成为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目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至２００２ 年，我国万元 G D P能源消耗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但化石燃料消耗的外部成本很高，且没有计入经济发展成本。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仅煤炭使用每年的外部成本就高达１ ０００亿美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气体排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高消耗、高污染的黑色发展模型重新抬头。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国万元GDP能耗开始上升，遏止这一趋势困难重重。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从观念和文本落实到了各国政府的行动上，绿色发展成为２１世纪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从本质上说，国际能源合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不仅取决于我们在国际上合纵连横的本领，而且还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开放程度。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既要重视“走出去”，也要重视“引进来”，利用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国外能源和环保企业为中国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作出贡献：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能源领域的开放不仅会给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也将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新契机。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能源安全已经不再是一国之大事，也不是一国力所能及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能源问题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能源问题大相径庭，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并与环境、气候变化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全球性挑战。应对全球能源挑战需要在应对价格波动、市场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减少排放等诸多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也需要创新全球能源治理的框架。而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方面大有可为。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只要国际能源合作能够“与时俱进”。我们既需要在国际能源外交中展现纵横捭阖的风采和勇气，也需要开放国内能源市场的胆略和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