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错误地指出，由于机器的改良（而不是燃料种类及形式的日渐多样化），即便燃料资源减少，我们仍可以产出更多的能源，这让人们误以为我们的世界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然而，事实却是１８３０—２００１年世界人均能源消耗增长了８倍。
２１世纪，我们面临着石油资源的枯竭，更糟糕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仍无法找到一种同样有效、便捷、廉价的替代燃料。
人类早已作茧自缚，一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大量能源及物质需求。但只有物质需求减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才能得以缓解。如何实现平稳过渡，是现今我们所面临、需思考的问题。
———（澳大利亚）希拉·纽曼等：《最后的能源危机》
３０多年前，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对世界性的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警告，并对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提出批评，曾经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３０多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当时的浅薄，我们不得不懊悔：如果我们早一点采取行动该多好。
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获得能源成为２１世纪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① 。能源对于今日中国之意义重大，能源安全已然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可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李侃如和戴维森指出，“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它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② 能源不仅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石油是能源的核心。保罗·罗伯茨曾形象地描述道：“石油或许是能源太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是２０世纪政治和经济学的辉煌、杰出的塑造者，并占有世界能源市场约４０%的份额。”约瑟夫·奈则将石油称为“权力的源泉”。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油价经历了１８６１年以来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上涨周期，并创下了１４７美元的历史新高。高油价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２００８年７月中旬以后，油价跌至２００９年年初的３０美元一线，跌幅超过７０%，随后触底反转，至２０１０年年初维持在８０美元左右的水平。能源成本的提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的实施。在高油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中国崛起战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世界石油市场来看，全球石油生产和消费保持了基本平衡。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和消费都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的是，产量的波动幅度要大于消费量的波动幅度。再者，由于原油投资和生产的周期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产量在短期内相对固定，产油国对于石油消费国需求的变化反应也相对滞后。所以，当需求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时，价格就会走高。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６０%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等中东欧佩克国家，这些产油国对国际油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沙特阿拉伯拥有每天数百万桶（２００万～６００万桶）的闲置产能，这就好比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稳定器。沙特阿拉伯可以通过调整本国的闲置产能来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但是，针对目前的高油价，沙特等国不认为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认为是金融投机导致价格上涨。如欧佩克秘书长艾尔·巴德里一直强调，对于高油价，欧佩克无能为力。因此，沙特等国即便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没有采取增产措施。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地质学家预言的石油生产峰值正在成为现实，这也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进一步推高了价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之一，中国无法影响产油国的生产，但却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发展与产油国的双边关系，鼓励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保障国内能源供应。
原油需求的强劲增长也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O ECD）国家的原油需求虽然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来自亚太和中东地区的需求使得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维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一些大国（如美国、印度等国）在国内实行低油品价格政策，也在客观上刺激了原油需求的增长。而产油国自身需求的增长也成为油价走高的重要推手，中东地区的石油消费需求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亚太地区。中国也是实行低油品价格政策的国家之一，因此国内能源政策调整的空间很大。尽管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支持继续对油品消费的补贴政策，但这一政策必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调整：在国内成品油市场上塑造竞争性市场主体，实现市场定价，通过经济手段改变市场主体的能源消费行为，遏制对能源的过度消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国内能源政策调整的意义在于，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可持续的能源基础，也将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能源贡献。
从本质上来说，油价的波动是一种货币现象。作为原油交易的结算货币，美元汇率的走势也间接影响着油价走势。美元汇率走势与油价走势基本呈现一致的趋势，即美元贬值，油价走高；美元升值，油价下跌。新千年以来，美元汇率下跌超过４０%，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也相应地推高了以美元标价和结算的原油价格。２００７年８月份以来，美联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出台了一系列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急剧贬值，油价也在此期间急剧上升。如果说在此之前油价高涨更多的来源于供需基本面因素影响的话，那么２００７年８月份以来的油价上涨则更多的来源于美元的贬值。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元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突然一路走高，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下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国际油价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加强和美国的协调与沟通，应当把中美之间能源议题和货币政策议题的经济对话结合起来，并充分预估两国货币政策实施对能源价格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中国生产原油 １。８９ 亿吨，累计进口 １。９４ 亿吨，净进口原油却达到１。９２亿吨，即中国的原油进口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５０%，达到５０。３%。自１９９３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由当年的６%一路攀升，到２００６年突破４５%，其后每年都以２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２００７ 年为４７%，２００８年为４９%，到２００９年突破５０%的警戒线。另外，２００９年中国生产原油１。８９亿吨，是中国２８年来首次出现产量下滑。根据IEA（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的石油净进口比率将达到８２%。中国沿海地区石油净进口比率可能还会更高，超过９０%，供需矛盾加剧。可以说，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牵动着世界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什么是能源安全？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所不同。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丹尼尔·耶金认为，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希望获得“供应安全”，但其含义却不相同，各有侧重。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而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耶金举例说，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安全意味着政府重新获得能源产业的控制权，并将权力延伸到下游领域，掌控能提供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对欧洲各国而言，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气，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而日本关心的是，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如何推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发展。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能源并没有阻挡国家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一点令人欣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防止社会动荡，能源供应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而在美国，美国的能源安全有两个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现任何类似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风险；二是实现被反复提及的“能源独立”目标。他还列举了能源安全问题的八个主要原则以及世界能源格局当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其中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和印度纳入能源安全体系。经济学家张宇燕认为，石油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我们是否买得起；二是我们是否买得到；三是我们既买得起也有人愿意卖时，我们是否运得回。笔者认为，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又可以区分为进口成本提高和支付能力的不可持续。可获得性风险又可以区分为供应来源的稳定性和运输安全。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中国能源行业进行了数次体制、结构和价格方面的重大变动。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行业，能源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基本上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保证了国民经济对能源的需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一条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是一条国家逐步放松对经济和行业的管制的道路。能源行业也不例外。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能源行业除极少部分之外，基本上还处于市场结构的国有垄断、价格的国家管制状态。能源行业的改革开放还远没有完成，能源行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油价重新进入了低油价周期，国内关于能源价格改革的呼声风起云涌。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宏观角度来看，能源价格改革乃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从行业发展的中观角度来看，能源价格改革关系到中国是否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地区差距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国民福利的微观角度来看，能源价格改革与普通消费者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关于能源价格改革的讨论涉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中国能源行业改革必须有利于能源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因此，能源改革必须坚持三大原则：
第一，有利于能源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构建有利于能源发展的价格机制是更硬的道理。中国的能源行业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安全有保障的能源发展道路，最大限度地实现能源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真正实现能源定价的完全市场化，使得价格体现资源的稀缺性，真正反映能源使用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这就要求解除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把价格制定权交还给市场。市场定价是能源行业改革的根本方向。
第二，有利于能源开放和竞争。中国能源发展坚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放是实现竞争的前提，没有开放，就没有竞争。既要对外资开放，也要对内资开放，特别是要对国内民营企业开放。要稳步推进能源行业上、中、下游的全方位开放，塑造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改变国有能源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没有开放和竞争，价格市场化就无从谈起。而政府主管部门要与时俱进，以是否有利于能源行业的开放和竞争为标准来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和方式，不能因为部门利益而延误了能源改革的最好时机。
第三，有利于国民福利提高。能源行业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老百姓是否满意，国民福利是否有真正的提高。能源改革必须兼顾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特别是要充分考虑个人的利益，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
中国的能源改革主要是根据本国国情来确定改革的步骤、重点和优先次序。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世界各国的国内能源政策、体制和市场结构千差万别。能源改革也不像价格改革那么简单，在国际油价进入下降通道的时候调整成品油价格并不是改革的内在含义。能源改革也不是能源部门自身的事情，这项改革牵涉到多个部门的切身利益，没有配套改革，单靠能源部门自身也难以完成。中国的能源改革错综复杂，而改革又迫在眉睫。方向既然明确，我们就不单单需要良好的改革方案设计，恐怕也需要一种敢于闯关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