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子弟为好人，必令勤读书，识义礼，方为家门之幸，否则本根拔矣。
——（清）钱泳《履园丛话》
人类对于文明和进步的永恒追求，决定了人类永无止境的奋斗和拼搏。按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洛斯的观点，人的需求按顺序可分为五大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需要后，殷实之家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变得更加迫切。夫子云：“有教无类。”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一个物质生活富足的家族来说，子孙后代的教育是一件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情。明中叶以后，由于城市经济、文化的兴盛，市民意识抬头，社会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大宅院里的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表现方式更加直接，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功利心更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家庭、重视家教的民族。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教育，都是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位进行的。人们首先注重家庭内部的人伦秩序和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其次重视族人知书达理、修身齐家，然后才是实现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理想。修身齐家始终被看做是维护封建秩序教育的主要内容。显然，社会倡导的是与封建专制国家制度相适应的家庭模式。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家”和“国”的概念便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明清山西宅院的主人，大都是有些声望的人，他们非常看重子孙后代的教育，或者是敦聘最优秀的士子课读子孙，或是将引导后人上进的名言警句刻写在匾额上和墙壁间。为了更长久地保有富贵，守住满堂金玉，富裕家族想尽一切办法教育后代，弘扬祖业，光大门庭。因此，无论我们走进哪一所明清的山西院落，都会对北方大家庭的重教育人留下深刻印象。
清代大学士祁寯藻写过这样两句诗：“深院尘稀书韵雅，明室风静墨花香”，代表了明清文人士大夫们追求的一种超脱闲逸的庭院教育模式。明清时期，庭院文化有了更多的世俗精神，家训更加具体、精细、繁琐，对人的约束作用也明显增大。庭院文化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内容涉及修身齐家之道、上行下效之礼、管理家事之法、立身处世之术、教育子女之方、劝勉学业之理、健体养生秘诀等诸多方面，融入宅院的建筑物，门楣、匾额和楹联、照壁、影壁上的诸多文字，是宅院人重教育人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山西老宅院既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不乏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功用。
家教古训以做人和治家为两大主题。在做人方面，社会提倡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之风，而多读圣贤书和加强修身养性是实现君子人格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庭院教育重视人的道德情操修养和知识才能培养，标榜胸怀坦荡和言行一致的君子之风。在治家方面，最高理想是家庭和睦，而遵从家礼和恪守本分是实现家庭和睦的主要途径。家礼家规从上到下，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男女长幼之别，既规范了院内人的行为，也束缚着他们的思想。虽不乏敬老爱幼的积极因素，却缺乏民主精神和自由气息。其次，这些镌刻砖石之上的家教训条，绝不是一些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空话，而是富有时代精神、人生经验以及充满哲理的警句佳言。把封建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用几个字的匾额和十数字甚至数十字的楹联加以提炼或归纳，不可避免地带着上智下愚、歧视妇女、因果报应等封建糟粕，但它又浓缩了生活中的许多实用信条，表现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魅力。
明清宅院中的庭院教育内容，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比如无条件地承袭道统和服从封建秩序的要求，对人的感性欲求和个性发展进行扼制。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在他的《示宪儿》家训中提出：“勤读书，要孝弟（悌）。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诳言，毋贪得。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他的这些教诲当时应算做是圣人之教，广为流传。我们从山西许多老宅院的匾额、楹联中，都可以看到与此相近相仿的说教。
红门堡外的八字大照壁，正面是石雕封侯挂印，路路相通，两边刻着七绝两首，其一：门第从来称绍衣，克绳祖武庶其几，莫言令德光昭易，守得义训世依依。其二：纪得华园维书香，匣剑亦曾凌汉光，文事武备兼济美，为迎善举致其祥。前一首讲继承先人德化教育，世代遵守义训；后一首为书香门第人才辈出，文事武备兼济。堡门内外有匾额、对联各二，并有石刻的“朱子家训”及“程子四箴”。朱子家训教育人们勤俭节约，习书遵礼，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程子四箴则把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信条加以深化，并提高到理性的高度认识，以收制外安内、克己复礼之功效。
在沁水的柳氏堡寨里，有几通石刻碑记镶嵌在院子的墙壁间，既有文化装点的功用，也有开启后人读书明理的作用。柳府门楼的东西两侧影壁，刻着“忠”、“孝”两个大字，横额是“恪守先业”。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大丈夫处世格言》也被柳家人嵌入了墙壁间：“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有而欺穷困。”提倡族中人培养孝悌、谦恭、友善、宽容的品格。书法家方元焕所书《封建四伦箴语》的教化作用也不可低估。沁水柳氏重视封建时代父子箴、夫妇箴、兄弟箴、朋友箴的说教，遵循其中“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兄须爱其弟，弟须敬其兄，勿以纤毫利，伤其骨肉情”一类的训导，形成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孝顺父母，友爱弟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疑对子孙后代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勿谋人之财产，勿妨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未有和乐而祯祥不来者，亦未有乖戾而祸殃不应者”，这些庭院里的训条，在今天依然散发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魅力。柳家一块“堂构攸昭”的匾额，指的是彪炳祖宗遗业，光耀家业门庭，让人联想到安徽歙县呈坎村的罗氏祠堂，那里悬挂着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匾的“彝伦攸叙”四个字。虽说远隔几千里，两块匾额传播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必须遵守的理念。前追古人，后对来者，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追抚先辈足迹，光大家业门庭。
祁县在中堂堂主乔致庸，把自己写好的对联刻在了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乔家后人，要自尊自强自立，名也求利也求，但要求助于自身，不可贪图安逸，坐享其成。乔致庸时常对子孙讲：“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满招损，谦受益，是圣人的一贯教诲，平心静气，戒浮戒燥，从容应对，知行合一，无疑是一种人生的福气。不论是刻在门廊屋室间的楹联、匾额，还是家族先人的言传身教，都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20世纪的初期，新旧社会交替动荡，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接管了在中堂家业，他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家规家训：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等。这是家规，也是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比如说吸食毒品，许多富室因为烟毒之害而家破人亡，乔家却因及早防范，避免了此种厄运。乔家人吸毒的只有“映”字辈的乔映南，不过此时在中堂已分家析产，乔映南挥霍掉的只是他个人名下的产业。再比如纳妾，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夫权制度下男性的一大特权，然而乔家为了避免嫡庶子女间的不平等带来的弊病，避免家庭内部的纷争，使家族产业积累得也更多一些，严格遵循不纳妾这一条家规。不准冶游这一条，限制乔家子弟追求感官刺激或贪图安逸享受。在乔家人看来，冶游与闭门养性的修身之道南辕北辙，他们认定只有读书才可明事理，成大事。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清规戒律的束缚，乔家人代代谨记祖训，所以历二百年不衰，民国以后，乔家培养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还有硕士、博士，却基本上没有官员。乔家的家族文化流传着这样一种观念：经商需要结交官府，这是万不得已的事，但为官之道过于深奥，为官之途过于险恶，远不如经商踏实，也不如经商实惠。
皇城相府的斗筑居，刻着陈昌言撰写的铭文，被视为垂训后人、保家保产之至理：“斗筑拮据，二十余年。创之不易，守须万全。阴雨叵测，侮余耽耽。牖户绸缪，日夕谨焉。徙薪曲突，明烛几先，勿谓一星。势成燎原。疏渠补漏，夏秋更专。勿谓一隙，蚁穴滔天。曝晒蔬果，登屋相沿。最损瓦舍，切戒勿然。僻兹一隅，水绕山环。鹪鹩一枝，茅屋数椽。风雨可恃，俯仰托全。修齐敦睦，追本溯源。和气致祥，家室绵延。世守而勿替，惟我子孙之贤。”其中既有对家园的珍爱之情，也不乏做人的道理，贯穿着修身齐家、敦睦友邻以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类的实用哲学和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