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节，我一觉醒来，就听得大街上一片歌声。透过旅馆的铁门，只见数百名列队前进的学童手执小彩旗，迎着惨淡的阳光挥舞。铜管乐队在远处发出颤音，勾起人们对“救世军”的阵阵追思之情。全市的人都涌上了街头，为了庆贺新年，宣布放假三天。
中国的“新年”尚未正式到来，这通常要等到二月以后，常常伴随着一场瑞雪的降临，才是真正的“春天”开始。但西安此时正在和传统观念决裂，按西方历法迎接新年的习俗受到了欢迎。在我的记忆里，那天的活动是以在机场举行阅兵式和群众大会拉开序幕的。
休息室里挤满了穿着绸大褂、别着纸玫瑰花饰和参加典礼用的红绸带的官员。我们在漫无边际的红旗下驱车直奔飞机场。大街上排列着无数面国民党的旗帜。到处是一片红，富有革命特性的鲜明红色，正是中国欢庆纪念日的传统色彩。
艾格尼丝把我们周围旗帜上的口号统统抄了下来：“迎接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到来！”“谋求内部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祝愿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的胜利！”当我们经过时，孩童们挥动着手臂，一队队年轻学徒们边走边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有公共建筑物的入口处，都树立着庆贺节日的红色装饰性“牌楼”。在市中心宏伟的钟楼四周，贴满了在“国民阵线”旗帜下的工、农、兵、学、商共同前进的大幅标语。
飞机场宛若狂欢节的现场。三排军用飞机被调来参加检阅——全是“双十二”后被扣留的南京机群中遗留下来的。好奇的市民们聚集在这些美丽而具有毁灭性作用的机器面前，它们是意大利和美国工厂的最新产品。担负守卫任务的士兵站在市民跟前，与这些看热闹的人们又说又笑，随便交谈。军队和人民之间以往的一切隔阂都烟消云散了。
辽阔而空旷的机场展现在眼前。在冬雾之中，朦胧可见对过远处绕边缘排列的军人队伍。飞机在空中编队飞行着，在靠近检阅席边的场地上，挤在一起的人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期待着阅兵式的开始。我们发现了许多朋友，因为我们在西安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此时都来到了飞机场。
杨虎城和他的同僚们来了，他们受到鸣放礼炮的欢迎。这时一股白烟漫过机场，受阅飞机掉头往下，低飞着掠过看台中央。阅兵式正式开始了。
中国人具有显示和炫耀自己的天赋才能。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断言，大多数中国军队更适宜于接受检阅，而放在别的方面就不行。世界上最壮观的演兵场，恐怕要算是北平城外的开阔平原了，乾隆皇帝在那里曾经常检阅他的军队，并依托山形修建了城墙和瞭望塔，为演武练兵提供了场地保障。与此相类似的一种炫耀精神，在某些方面也被带进了西北方面军队在西安举行的这次新年阅兵式上。
阅兵式开始之前，杨虎城和随从军官们乘马检阅了部队。一队打着红色国民党大旗的骑兵在他们前面为先导，远远望去，只见他们走过武装队伍，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检阅团方回到主席台上，这时号兵吹响丁阅兵的进军号。从东北军和西北军抽调来的一万战士，参加了这次检阅。
首先过来的是东北军队伍，挎着步枪前进，头上的灰皮帽给他们凭添了几分野气。他们的每个连队都配有五挺机关枪和现代化的欧洲卡宾枪。接着走过来的是杨虎城的军队，这些陕西汉子的装备不怎么好，但前进的步伐却雄伟壮观。最值得一看的还是疾驰而过的东北军骑兵，他们的那种蒙古小马驹使劲喷着响鼻，鬃毛迎风飘动。军用卡车方队也开了过来，载着支在炮架上、由士兵操纵着的轻型防空炮，跟在最后一支队伍后面。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场面，当压阵的军乐队通过时，天已过午，演完了这次检阅的最后一幕。
“您瞧，我们能够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多么强大的基地！”我的那位当编辑的朋友不由赞叹道。他带着一个红绸带，正忙着为他的报纸收集第一手报道材料。“我们有中国最优秀的骑兵，有最卓越的领导——包括红军指战员在内。蒋介石派往西北打剿共战役的所有武器装备，都被我们缴获了，只要有驾驶员，我们甚至拥有南京最新式的飞机。我们有马占山负责指挥的骑兵部队，有我们这三支军队的团结，我们就能够使日本人在内蒙古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当时在西安，这种观点迷惑住了许多人。西北实际上是牢不可破的，它是在华北开展抗日活动的天然基地。由于有三十万训练有素的军队（东北军、西北平和红军），有设在西安和兰州等基地的物资的充分供应，它的军事行动能力是相当可观的。不幸的是，没人欢迎这种行动——尤其是南京政府，当时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业已暴露于日本铁蹄之下，海防极为脆弱。而当时形势严重的最明显标志，是日本政策的突然转变，即从过去的那种富于侵略性的政策，极不寻常地变得要真心和好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出，绥远的战斗便突告中止，从而使南京得以抓住一切时机，恬不知耻地去平息西北的动乱。日本外交使团再次察觉到，有一种最出乎他们意料、最不受欢迎的情况就要出现了——中国的军队中的一批精兵悍将，为了反对日本对华北的入侵，采取了联合行动。
阅兵式结束后，接着举行了群众大会。开会的通知是用扩音器广播的。学童和市民们环绕讲台，聚集在露天场地上。军队把武器成堆架放在场地的另一端。他们现在已经散列，聚拢在人群的外围。张兆麟在讲台上给我找了个位子，从这里环视台下，只见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极目远眺，只能看见士兵们的灰色军装和帽子，而看不见面容。
大会——开始，首先对着孙中山的画像举行了例行参拜仪式。画像被放置在讲台的后面，面前供奉着水果和面饼。宣读完“遗嘱”后，接着便深深地三鞠躬，无边无际的人海一起一伏，犹如风吹动庄稼地里的玉米秆一样。然后杨虎城以西北军事首脑的身份，发表了新年致辞。
杨“老虎”并非是演说家，他似乎已经把讲稿背熟了。他身穿将军服，戴着白手套，站在麦克风前显得不那么自在，相比之下，他骑在马背上时倒显得轻松一些。然而，就在此时，他以那强有力的嗓门开始了讲话。
“这次庆祝会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过去，我们的国家每年都因内战而陷于分裂。如今委员长已接受了人民的请求，我们将不再有内战了。爱国运动将不再受限制。国内各政党将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
在我们看来，他的话说得非常乐观，人群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在扩音器旁出现了一个身材修长的汉子，有点像美国的拉拉队队长，领头高呼起了口号：“抗日联军万岁！”“保卫西北革命基地！”听众的口号犹如汹涌的波涛，滚滚而来。
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早已见到过军队检阅的人来说，这次大会最使人感兴趣的，就是市民与军人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他们混合在群众堆里，一起高呼口号。此情此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讲话结束时，杨虎城指出了这一点。他对“士兵同志们”说道：“联军士兵们，你们一定要明确今天举行军事检阅的意义。以前的检阅，只是对帝王，或最高统治者来进行的。但今天你们所接受的检阅，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首长，而且也面对着全西北的人民，面对着你们在救国运动中的爱国同志们。你们自己的人民大众想要亲眼看一看，看一看你们的爱国准备和决心。”
这套措辞实在太令人熟悉了，但却引起了周围人们坚信不疑的共鸣。对于这种反应是没人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中国，任何抗日活动都必然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我还感到，舍此而外从任何其他方向出发，要想成为一场群众运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接下来发言的，是“全中国各界救国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他是该委员会逃脱十一月份大逮捕的唯一知名人士，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他刚准备好要正式开讲，有人被扩音器的联接线绊了一下，扩音器在扩大音量时所产生的那种讨厌的嗡嗡声，一下子变成了刺耳的尖声怪叫（不久我们便发现，这种现象在群众大会上经常发生）。但这位代表还是以街头演说家的那种优雅姿态，完成了他的演讲，非常成功地应付了这一局面。
“你觉得怎样？”此时我正努力挤过人群向我们的汽车走去。
“军队看上去相当好。杨虎城也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这实在山人意料。不过，实际上这一切都取决于南京方面的态度。”
当晚，挑着灯笼的游行队伍穿过西安街道，节日的气氛又持续了两天多。中央军已从陕南撤走，据说他们也开始从北部和甘肃撤离。新年期间人们的希望在迅速增长，西北沉浸在一种“小阳春”气候的喜悦之中，只是这种好时光注定不会长久。
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是爱国戏剧的短暂繁荣，我从我那位可爱的刘翻译那里领略到了一切，他对这些戏剧非常入迷。这些戏剧被免费公演，或只收很少一点钱，以求唤起民众对西北方面救国纲领的关心。因此，在以后的三天里，我频频进出于西安的各剧场，而刘翻译则是我形影不离的伙伴。
一般说来，中国戏剧目前正处在过渡阶段，在其他城市里我看到的那些所谓“现代剧”，着实有点令人失望。然而在西安，在摆脱了新闻审查制度的这个短暂时期里，有些剧目不仅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而且甚至有了惊人的发展。中国人是天生的演员——他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就掌握了台词，或者，如果需要的话，能够在舞台上即兴表演。但新的和具有现代风貌的戏剧的成长，在中国却受到了包罗万象的审查制度的阻碍，而这种阻碍对年轻剧作者们的创作勇气，则是致命的打击。阻碍其发展的其他因素，还有对传统古戏的因循守旧心理，技术条件的简陋，以及公众对现代戏的冷漠——如果不是怀有敌意的话。要想为新戏找到观众是很不容易的。如若要想生存下去，它就必须涉及到某些现行的主题。然而那些侥幸通过审查的现实主义现代剧目，一般而言，都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即使在最顺利的环境下，也会发现它很难有什么生命力。
有人采用一种经过反复推敲的暗示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一条出路。例如，编造某个村庄被狼占领了，以此表示中国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诸如此类情节的广泛流行——无论这么处理是多么的浅薄——都明确表明了这样一种愿望：要求舞台和电影不能回避当前的现实问题。但是，新闻审查制度的破坏性行为，也就是严格的道德规范和儒教思想（这是“新生活运动”提倡起来的），以及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使中国的电影几乎也像现代戏剧一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当然，也有一些用“现代”题材写出的好戏；中国的电影也有若干部很值得一看的。这些好戏好电影中的最优秀作品，俄国影响通常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戏剧的未来发展趋势，在西安事变以来的55天中，在西安的舞台上也许已经初现端倪。伴随着内容和形式的绝对自由处理，加之于燃烧的乐章和悟性甚高的观众，一些出人意料的效果在西安舞台上得到了。
“双十二”之后，好几支剧团被迅速组建了起来。其中有支自称为“解放剧团”的，由北平的职业演员组成，上演由像熊佛西（他最近的一些剧作，特别是有一部关于“义和团暴乱”的，也未能逃过官方的查禁）这样最知名的剧作家写的一些戏剧。该团的剧作演出效果令人赞叹，而它的演出技巧也完全是把传统的中国剧动作巧妙地移植到了现实主义的现代舞台上。但比这些专业演员演出的作品更使人感兴趣的，则是那些由学生、士兵以及诸如唱歌姑娘和“杂拌艺术家”之类更为生动活泼的人物组成的几支业余演出队，和他们精心创作的新奇作品。这些人写自己的戏本，有时由某个剧作家自己来写，有时用集体写作的办法，这很像俄国实验剧团那种由很多单位共同创作的办法。这些戏的素材，也有点与在苏联经常可见到的关于革命和内战的戏剧相类似。正如以下所列举的戏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戏毫不隐讳其宣传性：“在火山口”；“民族团结”；“征集资金”；“在死亡线上”；“撤出丰台”；“穷变富”；“月亮的升起”；“上海之战后”。但它们至少是活生生的戏剧，丝毫也没有对柴可夫斯基或王尔德作品的病态模拟。
我和刘翻译经常走进一个烟雾弥漫，非常拥挤的剧院。楼上的座位上，总是坐满了士兵，而前来看戏的观众则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从黄包车苦力到精心挽着发结、缠着裹脚的老太太。通常先有一支乐队演奏爱国乐曲，平心而论，中国的乐队演奏简直是在折磨人，但在中国的剧院里，它几乎对观众不起任何影响。和诸如在老戏中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之类的乐曲相比，即便是最刺耳的西方音乐，也算是柔和的了。也正是在这种声音的衬托下，看戏的观众们学会了在看戏时自由聊天。
演出开始前，一般都有一支学童合唱团演唱救国歌曲（过去20年的中国学生歌本，可被视为是一份最有趣的政治运动纪录）。大谈特谈每个市民的爱国责任总少不了，稍带大骂特骂那些把国土出卖给日本人的“叛徒”，然后帷幕——在中国戏台上自然也有点与众不同——拉上去，演出便开始了。
留心一下观众的反应也是很有意思的。大部分观众都习惯于讲传统老戏，或与之非常近似的现代喜剧。“京剧”是一种介于歌剧和舞剧之间的剧目，在演出过程中人们熟悉每出戏的剧情发展，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演出特点是且唱且舞。在看老戏时，中国的观众很少能安静下来，除非有像梅兰芳这样的名角演唱某个有名的段子。这种情况也是话剧所面临的众多困难之一；如果不能够一开始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并且牢牢抓住，那么，观众是绝不会保持安静的。
对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安戏剧的演出都非常成功。帷幕刚拉起时的剧场简直像个疯人院，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嘈杂声便逐渐减弱为喃喃低语的愉快品评声。如果这是一出内容很容易便被看出的戏——例如沦落在“满洲”的中国农民的困难处境，或某个爱国志士因亲日派官员的出卖而暴露了身份——场内观众会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陷入忘我的境地，叫好或怒斥声不时会打断演出的进行。剧场的气氛完全为人们的情绪所左右，而演员本身也不能不对这种气氛做出相应的回答；他们的自然艺术文化风格是宣传惩恶扬善，但在西安的舞台上，他们却搞得极其成功。
我不至一次看过好几出这种“团体”剧。这种剧不仅在演出风格上，而且往往在整场戏的每个细节上，都很适合观众的口味。它们被当作在农民和士兵中开展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下放到乡下去做巡回演出；通过无线电台，这些戏被播放了出去，并被安排在露天群众大会上演出。作为鼓动群众舆论的一种手段，这些戏是极其有效的。至于这种戏的艺术价值，人们的看法则不尽相同；仅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上看，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西安进行的这次戏剧实验的成功（这种成功自然已经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带进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之内，戏剧在那里是深受欢迎的政治宣传工具），对于人们评价中国戏剧的未来发展，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采用这种题材编演的戏剧在艺术性和创造性表达方面的潜在价值，在苏联的革命戏剧中已经显示了出来。而中国精神——或至少应当是现代中国精神——则与俄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许政府已经认识到，如果听任其自由发展，中国的现代创作和现代戏剧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它才大力加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强制实施。然而，似乎也不难看出，除非使这种审查制度有某些松动，容许人们更大胆地处理某些现实题材和放宽政治尺度，则一切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都将会被彻底窒息。在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鲁迅的追悼会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同情和赞扬，与他那像政治难民般的一生相比较，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可是，那些团结在鲁迅周围，为他那睿智正直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所鼓舞的大批青年作家们，面对着令人痛心的重重困难，为建立起有生命力文学而继续奋斗着。他们的某些作品，通过翻译正在逐渐为世人所知。虽然国民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清除掉他们的影响，但中国的所有优秀作家是杀也杀不完的。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如此丰富的国家里，文学和其他的一切艺术，必然要和当今为中国的内部团结和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这种斗争所取得的每一项积极成就，创作表达方式的新疆域也必将随之而得到进一步的拓宽。
正是在一次观看这些爱国戏剧时，我才第一次与西安的外国人团体有了接触。这是一次颇为奇特的邂逅相遇。
刘君和我去参加由东北大学学生在该市最大的一所中学举办的下午演出会。这是一座老式的中国建筑物，旁边是孔夫子庙的围墙。一个略带点科斯林式建筑风格的小礼堂，被改作戏台。我们来到时，正赶上一支管弦乐队在演奏，但很快便为穿着制服、轻松愉快地用口琴吹奏俄国歌曲的学生乐队所取代。礼堂里挤满了常见的那些各式各样的观众；上空飘扬着除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旗。
我们所看的第一出戏（中国的戏总是一场接一场，常常持续演出整整一个下午，甚至到晚上）是根据在中国人所尽知的“丰台事件”改编的。这是1936年日本侵入满洲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北平附近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军和日本军队发生的一次冲突事件。要是你今天经过丰台，在火车距北平大约一刻钟的地方，你会看到，车站上空飘扬的是日本国旗，而触目可见的那排整洁的建筑物，就是日本军营。在那里已经看不到一个中国军人了。
但就在1936年的9月18日，还有二十九路军的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临近铁路的那排极其糟糕的小楼里。那天傍晚，当一队日军参加演习归来时，在中国军营外发生了一场纠纷：一名日本军官的帽子被中国的一名普通士兵碰掉了。这自然是对他本人的人身侮辱，此外，也是对“天皇”的大大不敬。于是，日本人要求道歉，并由日本宪兵将该连连长捉了去；但中国士兵撤进了营房，准备抵抗。日本的救兵蜂拥而来。在日本人以压倒性优势兵力占领了邻屋房顶的情况下，这座不起眼的中国营房顶住了日军的彻夜围攻。发生在丰台的这场“战斗”，当时曾引起某些骚动，因为有些头脑较为发热的日本军官，想借此机会攻占北平。这次事件第二天早晨便被平息了。当时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机关枪监视下，排成队列，正式向日军道了歉，然后撤退到铁路以南。
整个这件事情就很适宜于进行戏剧性处理；戏里的中心人物，由那位连长担任，只是在他的部下奉命撤走之后，才被日本人释放了。他本人因“惹起事端”而被免职，由一位大概对日本人的规矩更顺从的军官所接替。从实际情况上看，这出戏事实上是对中国官方所奉行的“投降政策”的猛烈抨击。它以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语调，生动地描述了广大士兵们的“抵抗愿望”，如实反映了他们在奉命撤退时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这出戏是一个很完美的剧作，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第二出戏更为惊心动魄。这是一个学生的作品，除了表现爱国热情外，该剧还公然咄咄逼人地提倡女权。仅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出戏已经对中国的现行审查制度构成挑战。
戏中的反面人物，照例是个叛徒，在这出戏里由一个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的侦探头子扮演这一角色。该剧说的是他家的人——妻子、儿子和女儿——如何密谋杀死他。这项任务首先交给了他的儿子，但他犹豫不决，犹如哈姆雷特一般。听到这一情况后，他的姐姐责骂他怯懦手软，自告奋勇毒死她的爸爸。更使人高兴的是，那位母亲也加入进来，坚持说杀死一个叛徒的神圣职责应该由她来承担。施放毒药的计划被以最巧妙的方式完成了，当侦探抱着肚子，痛苦地绕着沙发翻来滚去的时候，他的妻子交叉双臂站在那里——一个现代克泰墨斯特拉形象——拒绝打电话叫医生。在那位受害者最后颓倒在地板上之后，这位复仇者来到脚灯下高呼：“中国的妇女们，起来呀！不要再做奴隶！解救自己，解放中华！”
从学生那里传来的喝彩声听了简直令人觉得可怕；但也能听到一些坐在后排的老成持重的市民在喊：“Puhao！（不好），不要脸！”演员在嘈杂声中退下场去。
正在群情激奋的当儿，我突然注意到有位身着黑色服装的中年欧洲人，正独自安详地坐在前排座位上，显然对剧情很感兴趣。我把他指给了刘君。
“是基督教徒！”刘君不假思索地说，那神色仿佛他有了个惊人的发现。“一看他的服饰就能认出来。我不是基督教徒——你呢？”
我没做明确回答。不过在这样一个充满战斗气氛的场所遇到一名传教士，倒有点像在酒商的午餐会上巧遇一名绝对不喝酒的人。出了剧场，我们在街头相遇，并接受了他的盛情相邀，去浸礼教会喝茶。
“你觉得今天的戏怎样？”我问我们的主人，这时我们已经跟着走进了与周围隔绝的教会所在地。
“实在有意思极了。我和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很熟：他们是我的查经班的学生。”他叹息着说：“只是他们眼下非常狂热。”
我们坐进炉旁的安乐椅里，海阔天空地闲扯了起来。刘君在他的椅子里扭来扭去，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过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想解小便。
“刘先生，您是基督教徒吗？”在我俩谈话的间隙，教士问他。刘君看上去憋得非常难受。要不是我在场，仅只是出于礼貌起见，他必定也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我知道他上过教会学校，但这是他自己在逞能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他最近一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经教育明白过来的无神论者，他几乎不可能完全背叛自己的诺言。
我俩都期待着他的答复；我高兴地看着他如何表态。然而，像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他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我在圣经中寻找救国之道！”他大声说。我们的主人看来有点迷惑不解，但这种情况他以前大概也遇到过。“要是这样的话，你不钻研圣经也许反倒好些。”他对此只好这么说。刘君洋洋得意地偷偷扫了我一眼；他显然在为自己的沉着冷静而暗自庆幸。
这是我第一次在西安遇到可以结交的人。从他能来看这种戏的事实，我就已经猜到他的为人了——这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不带偏见的人。他与青年军官和学生有密切的联系，对他们的政治活动也非常宽宏大量。就像我们在开往石家庄的列车上遇到的那位美国神甫一样，他也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问题。
他对最近在西安发生的事情不曾流露出半点怨恨情绪。“我们在这里见得够多了——革命、围城以及内战。最近发生的这事儿算不了什么。我也清楚，其中有许多青年军官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事件也未必都于世无益。”
我对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很敬佩，不过我仍想从他嘴里打听到他究竟有多少皈依基督的弟子——像刘君那样的——已经不带基督教徒的味道儿了。正如人们偶尔说起的，中国人并非是不信宗教的人。但他们对待宗教也就像他们对待生活一样，是相当不在乎的。当然，他们丝毫也不会因只信仰一种宗教而排斥其他所有宗教。也许正因为如此，首批来华加入狂热的十字军传教队伍的教士们，尽管累得口干舌燥，结果还是收效甚微，毫无进展。
“再来啊，”我们分别时，这位友善的教士说。“我想您是会乐意会见我们其他一些教友的。”不过，倒是我吃不准他们是否乐意见我。
一到街上，刘君赶紧在墙拐角撒了泡尿。“我想他是个好人。”他说。“不过我可不爱喝外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