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历史中最具革命性的试验，《彼岸》将传统的戏剧因素搁置一旁，一切都根据滚动过程中显现的可能性来设定。“滚动”是我们经常喜欢使用的一个词，它在“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始终向着陌生的、可能的、生成的、非现成的、非既定方向运动”这个意义上使用。牟森的《彼岸》滚动过程，先从创造演员开始，他没有现成的演员，他不知道他培训这些演员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先滚动起来再说。在最终，剧本和作者也滚动进来，剧场也出现了，第二排练室，只是后来才被意识到，牟森只有这个现场，为什么它不能就作为剧场呢？当第二排练室被创造为剧场之后，道具也出现了，首先想到的是报纸最便宜，最不太花钱，而这个被报纸裹起来的空间最终又成为一种生成意义的环境。我写作剧本，也是根据现场来构想的，是在已经滚动出来的东西上生成的。这种滚动没有方向，它的过程更重要，在戏剧准备阶段是如此，对戏剧本身也是如此。因此《彼岸》最终展示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演员、剧本，作者或导演。没有主角、没有表演、没有作者，它是某种一次性的东西，它是在一个滚动过程中闪现出光辉的一个瞬问。全剧的结构实际上是将培训演员的那些身体动作加以有张、有驰、有舒、有缓的组合，它们和剧本硬接在一起，观众看起来却似乎是语言所设定的必然动作。最终的瑜珈音乐，无非是在一个半小时的剧烈活动之后，使演员身体放松，而在观众看来，却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效果。《彼岸》是一个充满矛盾分离与颠覆的戏剧，表演和身体动作分离，剧本与戏剧本身分离，动作与语言的分离，而最终这一切混沌一片，消解了戏剧作为一种传统的那些基本因素，又在方法论这个向度上与中国古典戏剧的传统不谋而合。可以说，《彼岸》是一些方法的组合与一次性滚动，而不是主题、情感、表演、剧本、台词等的不容质疑的独白的既定结果。人们在《彼岸》中再也找不到那种他们熟悉而害怕的戏剧，那种戏剧在这个夜晚死亡了，戏剧重新返回到人群中，用它那从永恒中伸出的手，抚摸人和他的心。
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写于1993年的夏天，那时没有发表的机会，这是一篇手写的文章，我当时还写道：1993年6月那些激动人心的夏夜之后，牟森仍然两手空空，这个自己任命自己为导演和独立制作人的没有户口与公费医疗的盲流，为排演他心爱的戏剧花光了所有的钱，他又得去为活下去而滚动了。这个来自北方的男子现在除了《彼岸》之外，一无所有。他活像一个人群中的堂？吉诃德，“戏剧是一种教育”。在一个此时代，有人仍然存有这种梦想，并且做。如果他真是一个堂？吉诃德的话，那么我想说，这是神让他如此，让他来唤起人们对彼岸的记忆，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某种未被设计并强制接受的彼岸，是永远不能缺席的。
现在看来，事情依然如此，也许比当年更加紧迫，因为昔日那个噩梦般的乌托邦，与金钱交媾之后，已经成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资源”，可以由着艺术家们在“现场”“当下”，残酷地以“先锋派”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当场兑现成支票了。
关于诗人及其命运
在这个时代，诗人已经上升为巫师一流。我把上升作为动词或状语(不涉及价值判断)使用。意思是古代诗人的状况和今天的诗人的状况、位置不同。古代的诗人是在低处的，接近大地的，大地的走狗。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诗歌是日常生活的常识，是每一日的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的诗歌具有各种日常功能，参与人生的各种活动。婚嫁、祭祀、交友、旅游、像农历那样描写节令、日记、信、请柬、吟咏……诗言志，志者，道也，道就是说话，道上升为意识形态，只有意识形态有权利发言，是后来。
诗言志，志者，记也，记录。道可道，非常道，诗乃道之一。
道是通过具体的象来呈现的，道本身并不具形。“道”是一个动词，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动词，而是一个有身体、有混沌之气的动词。所以古人说，“道不可见，人求道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但“道”后来脱离了“象”，朝名词的方向上升，直到凝固成水泥一样的东西，在道理这个名词中，象已经不知所终，所谓抽象。
灵感对于一般诗人来说，确实是所谓流星之类的东西，但对大诗人来说，他应该是一团混沌之气。
诗歌是普遍的生活形式。诗歌歌咏的不是兰波们所谓的“生活在别处”，而是大地上诗人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杜甫：“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苏子瞻：“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依仗听江声……”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蔑金钗溜，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诗歌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诗歌，并无所谓诗与非诗的区别。能指和所指是一致的。所以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世间一切皆诗也。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在日常生活的诗性世界中，大批大批的诗人老掉、死掉，不足为奇，死掉几个诗人对人生无足轻重。古代诗人是日常生活和大地的住户、歌咏者。
古代诗歌所歌咏的是生活中的司空见惯的事物，歌咏，并不是升华，而是记录。不要一看到记录一词就想起书记员。汉语本身就是诗歌。大地和日常生活就是诗歌的载体。汉语创造之日，就被创造成一套象征系统，形象思维。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因为柳永的诗歌歌咏的就是水井及其周围的世界。古代的诗歌是存在的，它就是存在之舌。诗歌是古代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或少数人孤芳自赏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诗歌而不是作者。诗人之死不能抬升诗歌，只有诗歌能够抬升诗人。
诗歌是大地上的粮食。
诗歌的生态，是狮子在羊群中独往独来，依靠吞食那些平庸的羊群壮大。唐朝一部诗歌集，留下来的诗人不过是几十个。被诗歌中的狮子、老虎吃掉的是成千上万。说得酸一点，就是所谓在百万颗钻石中总结我们。
伟大的诗人出现，必须真正伟大，就像自然的伟大一样，高山与河流的那种伟大，是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才是伟大。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诗人需如此，才不受限制，才能世间一切皆诗。刘熙载说：“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也。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在现代历史中，诗人的位置上升了(上升的是位置，而不是地位，从地位来说，诗人的地位倒是下降的，所以诗人更看重自己在人群的地位。这种上升的迹象可能从黄庭坚之流的出现就开始了，所谓点石成金，使诗人的位置上升到诗歌之上。)诗人从歌咏者、大地的寓公上升为引领者、发现者和记忆者。诗人开始在人群中凤毛麟角，具有天赋的发言权。(古代的诗人也有这种天赋的发言权，但并不被意识到，并不被抽象出来成为诗人的特权。)现在，只要他是个诗人，他就有巫师的资格。“人类的共同生活被破坏了。创造性的活动成了一种使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的手段。”“思想意识的出现使人颠倒了事物、外部实体的秩序；直至使人认识不到自己的创始性活动；荒唐无稽的事情和崇拜偶像似乎具有一种实在的力量”。(列菲伏尔)诗人之死成了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一个都死不得。诗人比诗歌更重要。诗人已经脱离了大地，诗歌无足轻重，诗人上升为悲剧的主角，诗人遮蔽着诗歌。
今日的诗人高蹈在形而上精神世界的高处，他们成了神的隐喻，而不是神自己。
他们与日常生活是对立的，因为日常生活与他们的诗歌词典不同，诗歌词典被罩上了高雅的封面。诗人们把大地、日常生活和芸芸众生视为俗物，世界发生了分裂，不再是混沌一团，世界成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并且分出是非。
话，成了所谓“词”。诗人们不再说话，而是构词，词也是分裂的，断裂为雅词和俗词。意与象，意与境发生了分裂。严羽感到担忧，所以指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做奇特解会，逐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以意为诗，唐人风气变矣。千年来，诗歌一味地向“意”倾斜过去，道已不道，道成了意，意思，道理。无法再与“境”“象”混沌一体了。
后来的情况更为严重，鄙视日常生活成为诗歌的传统。宋以后，诗歌逐渐转移到散曲、杂剧、话本、小说中。诗歌的空壳成了所谓点石成金的游戏场。胡适清楚这一点，他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是诗歌复兴的曙光。“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不避俗字俗语”、“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在另一处，胡适又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是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胡适重申的乃是古代诗歌的常识，但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八十年后，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其实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一场语言革命，并没有成为本世纪诗歌历史的主流。主流依然是――“说别人的话”、鄙视来自日常生活的俗语俗词、依然不“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在世纪末，甚至形成了冠冕堂皇的理论。例如五十年代兴起的普通话写作，对汉语的道德式净化、意识形态化。最近在诗歌界被一些批评家和诗人奉为圭臬的“知识分子写作”，声称要从西方诗歌中获得语言资源，将日常口语的写作视为非诗的所谓“纯诗”。
自从五十年代以来，日常生活逐渐声名狼藉。“文革”时期，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罪行。只有精神生活，只有对灵魂和世界观的改造是合法的。古代人的世界观来自天地万物，来自他们每一日都强烈地感受着的存在。有人喜欢强调精神生活的是非，但历史上没有一种精神生活不声称它目的高尚，精神生活总是有一种强制性，一种惟我独尊。抽象的精神生活导致的正是《文学改良刍议》所抨击的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其实那些貌似具有伟大精神世界的诗歌，例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寻找失去的时间》、《在流放地》无不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史诗，而不是思想的史诗。
1966年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肉体和生命的恐惧，而是日常生活的恐惧。日常生活被视为反动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在这个国家声名狼藉。人必须完全地依附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他的肉体，他才会获得安全感，或者他必须依附相反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潜在的反社会分子，他才有存在感。由于恐惧，诗人们普遍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这种恐惧后来成为对日常生活的麻木不仁、习惯，成为我们时代的生活和文化方式、话语方式、教育方式、写作界限。藐视日常生活的生活，生活的词典里充满着关于日常生活的贬义词。这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悖谬。
诗歌的古代方向已经逆转。诗歌漂浮在生活的形而上部分。诗歌变成思想、智慧的载体，一种有着优雅包装的工具，集装箱，容器，花瓶等等。诗歌被意识形态异化。由诗人首先提出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出现，是诗歌被意识形态、知识代表的正统文化秩序所异化的标志。“异化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个人可能认为他自我孤立起来就可以使自己认识自己，这样个人就更加彻底地丧失和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脱离了自己的社会根基。把自己看做是理论上抽象的东西(心灵、内在生活、理想)或者生物存在(躯体、性欲)创造性的活动成了一种使个人从集体中分裂出来的手段……(列菲伏尔)。
诗歌已经成为巫术，成为语言中的另类、少数派、先锋派的游戏。一切文体都为了建立或巩固文明秩序，但诗歌是一种例外，古代世界的遗老遗少。但这种“例外”仅仅是要充当少数派的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意和意的对立，一己之意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诗歌以为只要和意识形态结盟，就具有了身份、权力、地位。
与古代不同，今天诗歌的存在具有非常现实的目的。诗歌扮演的是殉道者，它反抗的是秩序对语言的统一。诗歌成了文明价值贵贱高低的一种尺度，区别价值是非的游戏，诗人成为语言的过滤器，诗人担心人类会对语言消化不良。诗人成了语言的守护者，维修工。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话语的创造者，变成某部已经完成词典的管理者。
诗歌是私人语言和公共话语之间的一种巫术。
诗歌也是民族精神和记忆的最后的载体，是人类已经普遍丧失了的原创力的最后的容器，一碰就碎的容器。
诗歌丧失了它在古代生活中如鱼得水的地位。它勉为其难地成为真理的同谋者。在古代，真理只是诗歌身体上的一个器官。
诗歌成为秩序最凶恶的敌人。但它总是距离秩序一步之遥，只要一有可能，它就要重建秩序。但在古代生活中，诗歌就是秩序。
在古代，诗人是平民制，诗歌是贵族制。诗歌内部等级森严。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诗人以贵族自居。诗人排行榜比诗歌更重要，批评家像非洲的土狼一样，出现在诗歌的荒原上手舞足蹈，他们大谈“影响的焦虑”，为“模仿”取代“创造”建立了合法强大、不容置疑的理论基础。他们因此掌握了权利，他们掌握着所有诗歌的出处，没有出处的诗歌被逐出诗歌的圣殿，法官和刽子手。在古代，只有评论家，没有批评家，诗人是评论家们顶礼膜拜的神。今天，诗人不过是批评家的羊圈里的胁肩谄笑的绵羊，因为诗人的地位必须依赖批评家而不是诗歌来升迁。
诗人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栖居者，而是所谓具有魅力的人，通灵者，巫师。古代诗歌是存在之歌。今天的诗歌是关于存在的，是对存在的回忆、去蔽。存在已经从我们中间失踪，布罗茨基的那匹黑马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诗人必须是一个骑手，他必须有驾驭的能力，必须高出于人群。存在已经成为一匹置身在黑暗中的难以辨认的黑马，只有少数人可以看见它，驾御它。诗人就像掌握着正在失传的巫术的巫师一样，成为古代某个神秘家族的后裔，最后的妖言惑众、摇唇鼓舌者。
诗人是具有魅力的人。我青年时代漫游云南，到过不少部落。我发现云南大地上那些部落中的巫师，总是一个部落的灵魂、历史、母语所在，但这个灵魂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只是在节日或庆典中才发生功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耻辱、尊严、感激和畏惧。与古代不同的是，古代的巫师只是通灵活动的组织者，通灵者是部落所有的人。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巫师在部落中要么至高无上，要么被遗忘。只是在人们畏惧或危险的时刻才记起他们来。实际上他们故意被遗忘了，因为存在着比鬼魅更大的恐惧。在云南我见过不少巫师，他们无不是部落中最贫穷最孤独的人。这是诗人的命运，这是诗人自己无法选择的命运。
诗歌上升了，上升其实是一种逃跑的方式。诗歌失去了重量。回到大地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回到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斗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诗人们今天无比悲壮，“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蒿人”“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之类的境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离开了大地，诗人们如何挺住？现代化，我们时代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在统一世界，人们在它不断获得成功的鼓舞下无所畏惧，人类的历史焕然一新。
诗歌的一个古老的功能是唤起人类的畏惧之心。
这个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世界。在未来可能除了语言和人种还会有所不同外，这个世界恐怕只是一张统一规格的图纸，像今天世界各国的飞机场那样。语言也面临着被英语同化的危险，英语已经掌握了世界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最先被遗忘的恐怕是诗人。诗人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解说员。
但是我依然认为，诗人不应该逃跑。即使大地上已经只剩下塑料、玻璃、水泥和图纸，他依然应该呆在大地上。大地是永恒之象，世界只是大地的表面、痕迹。
真正的诗人应当反抗诗人在我们时代的命运。上升使诗人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拒绝上升，诗人应当堕落。堕落，有个需要重量的动词，堕落比上升更困难。
诗人应该抛弃“诗人”这一形象的全部隐喻和特权，让诗歌说话。
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重建大地的尊严，让被遮蔽的大地重新具象、露面。这是诗人的工作。这是诗人这一古老行当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的根本。
诗歌应该对于人生是有用的。无用之用，就是诗歌之用。
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