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8年的一个夏天的雨后清晨，一位伟大的中国文人，再一次受到贬斥，从已经谪放多年的岭南，勒令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
昌化军，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以儋县改置，即今儋县西北旧儋县，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废，后称南宁军。在宋代，海南岛不像现在这样风光，绝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宋王朝发配刑徒的边鄙不毛之地。他们把这位文豪流放到荒芜不毛，人烟稀少，瘴雾肆虐，土地贫瘠的儋耳，实际目的很简单，是要让他老死海南，永不回还中原的了。
流放，是封建社会里与斩首相差无几的刑法，两者的区别，一是刽子手一刀下去，立刻毙命，一是慢慢地在困苦中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死亡。历代中国不听话的文人，受此处置者多，曰徒，曰放，曰贬，曰谪，就是这种不马上让你断气死绝的死刑的文雅提法。纵观世界，好像很多统治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办法。俄国沙皇不就曾经把赫尔岑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吗？在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看到过多少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大风雪里无止境地跋涉呀！宋代，因为北方在异族手里统治着，就只好往大陆南端的蛮乡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皇帝，尽管事实上大兴文字狱，收拾知识分子，但从来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暴君，是杀人魔王的。统治者明白，杀头固然简便快捷，但为此承担后世没完没了的唾弃，还不如采用使其自毙的办法较好。把那些总跟皇上过不去，总跟当局唱反调，总爱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诗人，送到遥远的边陲，一去不回，让他们在那里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谋生维艰，饔食不继，恐怕就涌不上来诗情和文思，也就没工夫和没力气，写那些皇帝不喜欢的小说和诗歌了。
于是，一纸流放海南的文书，从河南开封急递广东惠州，年已六十二岁的这位大文人，只有收拾行装，风雨兼程，由雷州半岛那烟雨濛濛的徐闻港登船，第三次踏上流放的途程。
在中国大陆南端的海域上，也就是北部湾的琼州海峡，曾经不胜荣幸地，有两位在文学史上属于重量级的人物泛舟而过，给这片蔚蓝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从这里渡海，往交趾探望受他牵连而被谪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飓风，不幸溺水，惊恐而死。也许，大海由此多了一份对文学史歉疚的心情。四百年后，第二位大文豪途经这片海域时，本来还是雨急风骤，浊浪拍岸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柔，云消雨散，风平浪静，一叶扁舟，扬帆急航。茫茫大海之中，站立船首眺望的宽服高笠，长髯广额的长者，就是再次被放逐的苏东坡。
从这一天起，海南岛有幸和这位大文学家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此刻的琼州海峡，煦风温和，海鸟高飞，风帆猎猎，水天一色。东坡先生当然留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那里大概还痴痴站立着，刚刚握别的弟弟苏辙。但眼前云水尽处的新天地，更吸引着他。尽管海南的一切，对他来讲，无一不是未知之数。但诗人的情致不减，以那浓重的川中口音，吟诵着他几天前写成的，给他弟弟的诗。“九嶷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
如果这样一首愤激、抱负、意气的诗传到北方，恐怕又要让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书省官员，一帮小人之辈，大大地感到失望了。他们以为他会厌弃这尽是蛮夷的岛屿，那弥漫的瘴气疫疠，会让他觉得活不下去。谁知他还未踏上海南岛，已经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从此永远住下去，把这里当作他故乡了。
当初，他们撺掇皇帝，将他远戍惠州，以为能挫折苏轼的豪放不羁的胆气，能摧败他海内仰慕的文学声名，能使他噤若寒蝉，销声匿迹，再也不能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谁知他很快适应了当地水土，根本没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情致更佳，诗兴不减，佳作泉涌，文章尤健。这些在岭南的笔墨，不仅抄录者多，刻印者众，很快传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时间，“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那时，不但整个中国，都在咏读他的诗篇，传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开封住着的外国使者、商贾，来求学的朝鲜、日本、西域人，不惜重金收购他的书籍。
于是，那些整过他的官员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几乎无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国的小人，一旦手中有了权，没有一个不是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的。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只要一息尚存，便咬人不止。因为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人，整出来一种职业病，不整人，那双手就发痒，那日子就过得不痛快。所以，他们发现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经常出席饭局，书籍屡禁不止，仍有海外影响，就歇斯底里起来，必然加大力度，更疯狂地整人。
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坐卧不安，心烦气躁，告御状，打报告，找了许多理由，再次将他发配海南。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中暗笑。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让你在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要你这位皇上都认为的“天下奇才”，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性变态式的施虐欲，而如果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也会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那病态心理便愈益的强烈可怕。“文革”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个证明。苏东坡的对立面，从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邓绾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基本都可划在文人之列。不过，他们是属于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平常文人所没有的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休看他们在文学上较一短长时乏无力，在整人上倒颇有劲头。所以，十年浩劫期间，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这些人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你就看梁效、石一歌、朝霞之类，哪一个不是满肚子坏水。
不过，他们能够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信不通，就可以把他从精神上摧毁，文学也就终结了。但小人们失算了，苏东坡那不羁的独立人格，洋溢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决不是上峰命令能够左右的，更不是琼州海峡能够阻隔的。对于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自然更不会枯竭。莎士比亚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里的某位修士。历史有时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不过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凌辱过大师，他也会成为大师的。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苏轼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宋史·苏轼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身悲剧。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被摧毁的是整个社会。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他应付后宫里那些性饥渴的女人，已经够疲于奔命的了。还不是这类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为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莫过于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忧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苏轼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告他一个影射罪名，恶毒攻击皇上吗？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和“拗相公”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分子，名节不佳者，倒也十分贴切。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嗅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苏东坡即使二十四个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时候，就不再赋与他驾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评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的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轼诗文的，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后来，将他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就可知道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惟知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过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煽动皇帝，整治他们嫉火如焚的同类。从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苏轼的主要人物，其他在朝廷中枢掌握实权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绝对和苏东坡过不去，恨不能将他整死的。
在《吾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对文学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两兄弟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齿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后来，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作家诗人不同。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来，所有的懂得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运。然而，“文章憎命达”，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幼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六月十一日过海，到了流放地。现在的省会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间才设营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过是大一点的渔村而已，是不是苏轼登上海南的第一落脚点，如今已无从稽考。半个月后，才乘牛车到达昌化军。这种黎族农家的牛车，轮高辐宽，现在还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馆里看到。公元十一世纪的海南岛，没有现在的环岛高速公路，只有这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颠簸，行程困顿，对年过花甲的戴罪之身来说，可绝没有如今那种环岛游的风驰电掣般的潇洒。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牛车上那垂暮之年的东坡先生，一路而来的心境。
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对他来讲，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伴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他视野里的海南，那崭新的生活，终于给感觉敏锐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还在旅途中，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和。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视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旧闻》）于是，他释然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从此，他不作归计了。
但到儋耳住下来的东坡先生，和他的儿子苏过，生活当然是非常艰窘的。在《与侄孙元老书》里写道：“老人（自称）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得相见否……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鲜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在《与张朝请书》中，也谈到了他的生活景况：“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果然，那些放逐他的人，并不曾忘怀他半刻。凡小人得志，无不滥施淫威，这大概是个规律了。在文坛上，我们也有幸见过那些忽然间春风得意的人物，来不及地报复的悻悻状，是很可笑，又很可恶的。苏东坡已经流放到海南岛了，这班小人还不能释然于怀。初到昌化军，父子俩借居在官屋里度日，然而，想不到，没过几天，就下令把他驱逐出来，沦落在露天里。
“无地可居”的苏东坡，真得感谢海南岛的亚热带气候，使他能够“偃息于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晒雨淋。热情好客的海南人，当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树林里存身，便帮他盖屋。《宋史·苏轼传》里记载：“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置地筑屋，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苏轼在《与程儒书》中，也说到：“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这里所说的士人，学者，该是本地的文化人了，亲自操泥水匠的劳动，来帮助东坡先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面，可见正义和公理，还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他们也许没有力量，使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够解囊或倾力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仅仅是宋代，很长时间内，海南岛的生活物资，显然全赖泉州、广州支撑供应，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绝句》中的一首里的困苦之状了：“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看样子，那些未必是他读者的海南黎族乡民，倒也异常热情地款待这位落魄潦倒的东坡先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那些最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贵客多情，有鸡可食，有酒可饮，醉饱之余，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一路咏哦着他的诗篇：“半醒半醉问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看来，生活的困难，压不倒东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并不孤寂。“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在老百姓中间，更寻找到他的新快乐。“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作家惟有在这里，得到善意的回应，而在小人型文人那里，除了一张冷脸外，还得提防背抄着手里，会不会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了对海南最佳的印象，据宋人陈敏政《遁斋闲览》载：“东坡自南海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
这世界所以值得苏轼留恋，也许公道还在人心的缘故吧！
所以，他后来终于因赦，离开海南岛的时候，写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首诗中，不但看到他的乐观主义，他的坦荡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间对海南岛的感情。在《过海》一诗中，他更无悔他的第三次流放，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给了海南岛最高的评价。到了广西合浦后的一首诗中，甚至说：“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陆的苏东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岛的黎家人了。苏东坡的最终流放，那些“忌恶挤排”的小人，本来想置他于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学湮没在蛮乡夷域，了无所闻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终生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中国的苏东坡，渡海以后，他的文学成就，益发地辉煌，从而奠定他在中国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风月堂诗话》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惟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一书中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苦难磨炼作家，也造就作家，这在中国或者世界的文学史上，绝不是偶然现象。过海以后的苏东坡，他的笔墨，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应该说那最终流放地的海南岛，人杰地灵，催发他的文学神思吧！而那些企图扼杀文学的跳梁小丑，虽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师，曾几何时，还不是被缚在耻辱柱上，受到永远的奚落。海的伟大，就在于浩瀚，即使有几条墨斗鱼，喷出一点肮脏的汁水，会影响水天一色的蔚蓝吗？所以，一部文学史，无论小人怎么跳踉，文学都是不会死亡的。大师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墨斗鱼呢？对不起，谁也记不起来了。
也许，这就叫做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