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则“高山流水”的典故，用来形容知音之赏识和知音之难遇。
中国文人的最大毛病，从来不是“嘤其鸣兮”地“求其友声”。凡写了一点作品，凡有了一点声望的作家诗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诲人不倦”，要“指点众生”，要“挥斥方遒”，而“好为人师”。
这班进入大师状态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门之粗，脾气之长，毛病之多，遂构成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反观前贤，能不感慨良多吗？
大师，是极尊崇的称呼，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看来，大师情结，可谓古今通病矣！
由此起始，中国的大师开始多了起来，什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烹调大师、气功大师、干炒牛河大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把这顶桂冠东送西送，已经贬值到与街上卖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书无一本像样的，文无一篇称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呕的大师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实在是近二十年文坛怪现象之一。前人对于滥称大师，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里说到大清朝时的情况，言词中就颇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閴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民国初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发现出来。”由此可见，在胡适眼里，学者和大师不能画等号，没有“大成绩”，而只是中成绩，小成绩，学者也不能称大师。所以，现在文坛上那些自封的大师，人封的大师，多少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证明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过的一句名言：“发亮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这个“师”字，则分量尤其的重。
我记得旧时家家户户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写着“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这“师”，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中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各类学问的大师，下至为你启蒙、教你识字的老师。凡师，本来就应该包含扶持、提携、培养、熏陶后来人的意思在内。近读《宋史》，为欧阳修和苏东坡同道相助，奖掖后进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体会到中国文学的进展，正是全赖这样的大师的播种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坛的辉煌局面，因此，要说到大师二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才是名副其实的。《宋史》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东坡也如此，“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上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十一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十一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人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可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闻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时，每年到北京来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何士光、张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霸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彩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祐年间，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这是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的梅尧臣，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三苏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这位老诗人兴奋不已。然而，他笔下所写的“光辉”，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苏洵与其两子轼、辙，才得以大展抱负，否则，也不是没有可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嘛！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也就是所谓的慧眼识人，这才是大师的“师”，应该尽到的责任。所以，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发现人，培养人的堪为人师的这一点。
公元十一世纪中，欧阳修是位公推的文坛领袖，那时候没有什么选举之类，也用不着拉票，也无须乎搞种种小动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师辈的作家，更讲究靠作品说话，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学以外。而时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坛者，组织吹捧呀，花钱买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伊索寓言》所嘲讽的那只狐狸，尽管披了一张狮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都镀上14K金，该狗屎还是狗屎。
欧阳修被“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崇敬，是因为他“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后一句，若译成现代语言，欧阳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创作实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为大师，凭真货色，真本事，真学问，真文章，才在文坛上产生一呼百应的凝聚力。欧阳修也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一切，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他一以贯之的做人风格。“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来，发生在1058年的这次开封城里的小小学潮，不过是考生们起哄而已，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对欧阳修改革文风的一次抗议。他们落榜了，走上街头，拦住了他的马，包围着他吵吵闹闹，连警察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迁就，而改变初衷。该支持者绝不惜力，不该支持者哪怕闹事也绝不苟同。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过他，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主延誉。”从他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轻文友们的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他有朋党之嫌。他立即著《朋党论》，毫不掩饰他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光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的一页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这才是胡适所说的“大成绩”。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小他三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轻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轻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轻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轻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从弟咏之……少有异材……晁补……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闻见后录》里所说的一则故事了。“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从这一席话中，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不大看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脚之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