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司勋，即杜牧，晚唐诗人之翘楚。李商隐有一首七绝，这样写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
不过，晚唐的这两位诗人，都很短命，可怜得很。
杜牧，公元803年生，852年死，活了四十九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812生，858年死，活了四十六岁，都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却能给诗歌及文学史留下长久不衰的精彩，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这两人的诗句。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自唐已降一千多年，诗人何啻万千，所写的诗、词、歌、赋无以数计，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还有什么未开垦的处女地，留给文学的后来者耕耘呢？鲁迅尽量不写，这就是智者的抉择了。与其露丑，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时下很有一些自命风雅的同行，附庸风雅的官员，弄上两首顺口溜、打油诗、快板书，混充五言七律，绝句汉俳，这纯粹是有了把子年纪以后，还要穿开裆裤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丢人的洋相百出了。
这就是中国人多，中国文人跟着也多的后遗症了。林子大，便什么鸟儿都会有了。一般来说，树林虽大，鸟儿颇多，大致也就以下这四类。自古以来，凡耍笔杆的，都逃不脱这样的区分：
一、把文学当成生命的；
二、把文学看成饭碗的；
三、拿文学当玩艺儿的；
四、专门以折磨文人为己任的。
第一类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创新者，更苦；第二类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门砖，几乎都有成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脸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长度；第三类人，不管别人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的是，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还是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这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画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看到我的同行们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如此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地，以一年数百部长篇小说，数千篇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都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这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者”（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那种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值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杜牧为《李贺集》作的序得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口气之大，令人咋舌，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是：“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了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那些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也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能够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韵。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的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黯淡无光。这都是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循。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816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但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徐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839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放肆的，泛爱的，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光。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即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显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令他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为他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提携同志的热忱和对于老一辈指摘后生的抗争。据《新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绩，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这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从牛李党争的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江郎才尽，或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脑袋，为一顶乌纱帽而跑断腿，说破嘴，磕断头，求爷告奶的所为何来了。替他们想一想，诸公不干这个，还能做其他什么营生呢？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受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虽然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甚至连卒这样的棋子资格也不配。但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地卷入这台绞肉机，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份，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不匀，心展不开，路走不通，饭吃不香，最后除了短命而亡，还有其他生路吗？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应该说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诗》收有他们的诗作。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才气，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别看他们写诗不行，写文不灵，但搞起朋党恶斗来，株连面之广，牵涉人之多，除敌务尽的彻底，斩草除根的坚决，惟恐漏网的搜罗，不论无辜的查办，无所不用其极。据说，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们今天将这个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个人撵出京城，也弄得烦心透顶。据《资治通鉴》：“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为帝，李德裕失势，被踢出京外，最后发配崖州，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为党争牵累的其实不过是小八腊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点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这位具有伤时感世的智者胸怀，多面突出的才思丰采，风流潇洒的感性世界，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诗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挥洒自如一点，多姿多彩一点，能在不开心中寻找快乐，能在不顺利中谋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个在精神上不肯败，不想败，虽败也不倒的强者。
这两位诗坛扛鼎人物回到长安后，杜牧为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暂代京兆府法曹参军。文学史习惯于“李杜”并称，除了他们共同的文学声名之外，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两人在这段日子里，肯定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往来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杜司勋》外，还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特别讲究曲折含蓄、隐晦奥秘的李商隐，是不愿将诗写得很白，不肯将话说得很直的诗人，但他写下如此近乎绝对的评语，说明他对杜牧诗坛领衔地位的推崇，对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了。
李商隐给杜牧赠诗，正是他风风光光地奉诏，为已故功臣韦丹写《遗爱碑》之时。
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杜牧亲笔手书《张好好诗》，那“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金石录补》）的评价，所言非虚。他还擅画，宋人米芾称其“精彩照人”，可惜后世无存。杜牧注释过《孙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卫》，以及早期的《阿房宫赋》等文，都能看到这位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关心国事，主张削藩、强兵、固边、禁佛，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概。所以，李商隐对杜牧的这个“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至高评价，是一种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赞美。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杜牧更有很切实准确的论述：
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谿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读到这里，谁都会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杜牧以时日，多享年月，还不知他会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多大贡献呢！
可是，令人不能不感叹系之的，这一年，杜牧四十七岁，已进入他生命的倒计时阶段，对他来讲，丧钟即将敲响，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让他活下去，要他撒手离开这个远没有看够，远没有写尽的鲜活世界了。这也许是我们后世之读者，对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极了的二、三、四类文人切齿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