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逐步推进土地和财税制度改革，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土地供给方面，转变粗放的外扩型用地方式，出让合理化，通过重新合理规划、盘活存量土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等手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土地配置。逐步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同时建立相应流转环节的税费体系，同时推广房产税试点范围，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财税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扁平化”的财政层级框架，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增强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匹配度。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构建公共财政法案，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包括三公经费、预算内，预算外，土地财政和国有资本资产预算监督。如果实现公共财政法案，则地方政府在财政公开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进行加杠杆和举债操作，并受到市场机构和纪律的监督和制约。
在投资方面，调整政府投资的结构，在保证重点项目、稳定经济的同时，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改善民生为导向，进一步提高投资有效性，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和淘汰落后产能。在产业投资方面进一步活化经济自身动力，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脱困。中小企业不仅是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税收等的主要力量，而且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汇丰与官方在PMI数据上的打架，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中小企业运行情况的反映。而要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途径主要包括资金、税收和市场，其中资金和税收是前提。
产业政策上，鼓励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调整过剩产能等。事实上，不光是从上而下的政策方向处于一个改革变奏的阶段，自下而上的经济实体本身也在寻找转型的出路。在调整结构谋求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也在做出自己的选择。结构转型、并购重组也将成为2013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在周期低潮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影响下，并购重组是企业结构调整、转型成长的有效途径，成为主流趋势也是理所当然。
最后，在出口方面，全力推进自贸区建设和各种规格自贸协定谈判。在国际需求疲弱以及劳动力成本升高带来的产业转移下，依旧利用出口退税政策优惠等方式促进外贸出口增长，作用相对有限。中国不能长期依赖外贸出口支撑经济增长，虽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经济的十年繁荣，但是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然较低，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合理的政策方向可能转向构建新的贸易结构，以新的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改革。一方面通过鼓励自由贸易、构建自贸区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进行“价值链环节”转型，实现对国内外资源的最优配置。加入TPP、启动中欧自贸谈判、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都可能成为政策重要选项。
自贸区的使命：再入世、逼改革和人民币崛起
历史再度押韵，在2013年，这是一个炙热的夏天，在中国的东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上海自贸区横空出世。
最近笔者耳边总是回响着两个乐曲旋律，一个是《环太平洋》：这部时髦电影不仅仅是奥特曼打小怪兽的男人浪漫，也同时具有强烈的地缘意味，它告诉我们未来的TPP世界是怎么样的，美日结亲才是太平洋的王者，中俄的机器人都不靠谱，几下就被打残。还有一个就是《春天的故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的，这就是当下的自贸区之歌。历史再度押韵，2013年，这是一个炙热的夏天，在中国的东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空出世。
三大时代背景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着以下三大时代背景：
第一个是全球贸易竞争。源起是美国试图丢掉对自己没有多少油水，又没有更多话语权的WTO，另起炉灶，开始自己能够主导的游戏——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业规则，来取代WTO，围猎中国制造和金砖五国，逼迫他们二次入世。目前，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至12个，覆盖全球GDP的50%。同时，21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启动了PSA谈判，内容覆盖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互联网等几乎全部服务业领域。这三大协议一旦成形，可能成为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载体，甚至以此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规则，并强化既有的“中心—外围—边缘—蛮荒”的世界权力（利）分配体系结构。
中国也被迫同时积极地在三线作战以应对，一线是中欧贸易协商和自贸区谈判，先对冰岛、瑞士，然后再推进到中心国家；二线是巩固东南亚与东北亚，中韩自贸区第六轮，中日韩自贸区第二轮谈判都在推进；三线是金砖联盟，德班峰会就力图打造一个平行世界，小三驾马车（IMFvs储备库，WBvs金砖发展银行，WTOvs工商理事会）正在启动。
中国对于包括TPP及RCEP在内的，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倡议均应该持开放心态，早参与早受益，才有可能在谈判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不被边缘化。由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基本都是美国定的，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这意味着要跨越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历史阶段，这对于整体依旧落后而且地区间生产力差距巨大的中国经济来说，有其现实难度。升级确实势在必行，但也一定有个顺序和时间。这时可以发挥中国传统的“摸石头技术”，换一个做法，先让局部的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其实大家都清楚，TPP等就如同“三体世界”派遣过来锁定中国高速增长能力的“智子”一样，其目的是全面封杀中国制造及其后发优势。后发国家采取的是把30年当300年用的“超级赶超”和“大推进”策略。原有的WTO规则是有漏洞的，它不针对生产过程，集中注意力在关税削减环节，也对汇率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笔者的《中国秘笈：摸石头、山寨机和锦标赛》一文中，我指出中国过去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半市场化的要素垄断定价加速了资本积累和促进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低版权模仿加国内市场扩张迅速积聚了制造业产能，而各级政府的GDP锦标赛形成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货币投放和国有经济垄断。而TPP的设计则直击中国秘笈的软肋——提升要素价格和削弱国家资本主义行为。如果直接遵守其中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等条款（还有农产品），就等于自废武功。
这并不是说新兴国家未来就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而是说它们只有退守食物链的低端甚至底端，很难再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可以给出如此的高规格，说白了就是它们原始积累完成得早，产业升级得快，新竞争优势已经建立起来，并主导了游戏规则，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和比较优势来切割蛋糕。简单地说，就是用知识（密集型产品）换劳动（密集型产品），后发国家老是用鞋子、袜子换win7、万艾可肯定是吃亏的。这之间相差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水平，而是整个知识投资、积累、管理和创新的整个体系和体制。
但这并不等于是说，它们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不少规则也符合市场发展和经济升级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所以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兼容的。例如欧美判定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的交集包括：1）货币自由兑换，或者汇率转换依据市场力量；2）有关成本、投入、销售和投资方面的商业决定是依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供求，没有严重的国家干预，主要投入成本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市场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工资部分；3）进而企业有一套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并使用于任何目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企业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营运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受到保障；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特别是国家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以及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
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其中的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跟以前的漫无目的摸石头相比较，这里的目标更清晰，时间节点明确，倒逼力度和效果应该更强。同时完全可以借此规则约掉或者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绝不可能消除，哪个国家都有）和路径依赖。中国目前的困境有点类似《天龙八部》里的“珍珑棋局”，只有大胆落子，才能绝处逢生。其实所有所谓的用“开放促改革”的政策的基本原理都是这个，不管你叫它GATT、WTO、TPP，还是人民币国际化什么的。因为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而国际化不过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而已。所以，如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改不动，那就不妨开放多些、大点。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也正是本届政府力图推动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国，第二大的资源消费国和未来的最大消费国，但中国在目前全球货币竞争格局中仍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正是突围之举。貌似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现在官方口径7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加上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就更多了。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人民币的日交易量已经达到1200亿美元，远远高于三年前的340亿美元，这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中第九大活跃的交易币种。其在全球外汇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10年的0.9%上升到2.2%。但别忘了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啊！
中国确实是想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的，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各种各样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过去没有自贸区，资金进来的龙头要直接接到内地的资产市场，需要通过QFII管道或者借道贸易途径才能获取人民币资产。有了自贸区之后，“金十条”和上海配套“42条”很多都可以在自贸区里先行先试，就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项重大使命
简而言之，上海自贸区肩负四项重大使命：
一、贸易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要做贸易中心，尽管有航运的优势，但是比不过舟山和宁波，所以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伦敦不过就是几百万标箱）。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包括资金、运营和营销），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要点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并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有效协同合作。更重要的是，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
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出口信用保险、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