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巴克莱银行的学者们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那么到2013年年尾的时候，“李克强经济学”似乎正在慢慢演化成“李克强难题”，其难处就在于：面对经济结构性下滑趋势，政府之手既不能不伸，又不能伸得太长；明知政府投资将带来无穷后果，但还是不得不采用政府投资稳住经济。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微刺激”措施长期看必然具有成效，但其功效却犹如“文火炖汤”；这“文火炖汤”的慢功效能否对冲经济下滑的“狂风暴雨”？
三、发改委何以删掉了“促改革”？
大家也许并没有注意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做出的最高决策，到了具体执行的技术官僚那里，却悄悄地变了样。
如前所述，2013年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了上述九字方针。当晚，发改委一位高级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在这位发改委高官的口中，“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九字方针变成了另外一种九字方针：“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
如果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方针与发改委提出的“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放在一起作个比较，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在“稳增长”的前提下，“防风险”悄然登堂入室，占据了原来由“调结构”所占据的二号位置，而“调结构”则退居末位。在这么一种框架里，原先就居于末位的“促改革”顺乎自然地被抽掉了。
也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玩文字游戏。然而你不认为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九字方针所发生的上述微妙变化确实会让人产生如此解读和联想吗？
其实，两种九字方针的版本都没有错。中央谈的是战略；而发改委作为具体执行单位，谈的却是策略，是技术，因此“促改革”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而“防风险”却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换言之，在发改委的工作考核里，没有“改革”这一条；而“防风险”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衡量标准。
从更大范围上讲，在近年关于中国改革的议论中，发改委本身就是受到多重质疑的一个部门，其“超级大部”的身份和地位恰恰是今天中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具体体现。因此，由这么一个“超级大部”来“促改革”，无疑有点天方夜谭；由他们作为执行部门来“防风险”，倒是切切实实可以做到或值得期待的。
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任依然要由发改委这一“超级大部”来承担或协调。因此，“促改革”被抽掉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学家许小年太过天真，还幻想由“促改革”来统领“调结构”和“稳增长”，殊不知他的对手早已把“促改革”悄悄抽掉了。
四、救经济：中国重返投资时代？
2013年9月中旬，一个接近秋高气爽的时节。大连，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城市。“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就于此时在这里举行。
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其说人们关心世界经济，不如说人们更关心中国经济；与其说关心中国经济的上升走势，不如说更关心中国经济的放缓趋势。关于原因我在前文中已经有所阐述。而这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就在这次论坛上，李克强的开幕式特别致辞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李克强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有一种选择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赤字、放松货币，这可能会起到短期效果，但是对未来未必有利。”他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表述为：“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统筹起来。”在当晚的交流会上，他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我们特别突出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些目前已经见到成效。”据媒体统计，这是李克强自9月3日以来的九天内第四次强调“改革”。
李克强从2013年3月上任总理，到9月中旬正好满半年，180天，采取了一些措施。
用我的分析来说，李克强上任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上任伊始，他在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未来中国改革和转型的方向发表了一篇讲话，集中讲到未来转型方向首先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段问答的原文是这样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这次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引起高度关注，请问李总理的是，这次改革是不是您理想的方案？怎样达到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谢谢。
李克强：你谈到理想，凡事想要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这次改革方案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我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产生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会损害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
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会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我当时在电视前看了这段讲话后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转型的深层规律很了解并有研究的总理，下一步就要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果敢去推进改革，并以足够的谋略来绕过阻力，迂回接近终极目标了。
第二个阶段：2013年五六月间，中国经济和李克强经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考验。如前所述，2013年5月，中国进出口数据全面下降，显示出周期性和结构性兼而有之的明显放缓迹象；6月，中国一些地方遭遇“钱荒”危机，一个原本流通性泛滥的市场，刹那间居然闹“钱荒”，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时，李克强的思路是：政府的干预之手尽量不伸出，让市场自己调节解决。也恰在此时，一些外资银行归纳出“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及其三个要素。但如前所述，其第一个要素“不出台刺激经济措施”很快就被李克强的“底线思维”和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九字方针所纠正。
第三个阶段：从2013年7月底8月初开始，亿万级的投资无论来自国家还是地方，都慢慢开始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亿万资金投资下去以后，政府没有进行报道，可是政府希望这一轮的投资能够引进民营企业，希望民营企业能够更多地进入一些敏感领域、垄断领域。我个人对此也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从2008年开始在浙江民企做了一些调查，在过去五年中，由于国进民退，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当时还有民营航空公司，可是现在一个民营航空公司也看不到了。国务院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然而从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困难，过去由于政府这只手伸得太长，导致中国整个民营经济环境恶化。中央政府当然希望更多地吸引民间投资，可是到底有多少民间投资进入了敏感领域和垄断领域，我个人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至少从过去五年的感受来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确实是大大恶化了。
中央政府无论要拉动自己的政绩还是拉动经济，也是要靠投资，所以千军万马都指向投资。亿万级的投资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渐到位，其主轴依然是基建，尤其是“铁公基”建设。在这一投资措施的拉动下，2013年7月和8月的中国经济明显回升，尤其是8月的数据颇为亮丽，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8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如PMI、PPI、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货运量等都出现了回升向好的势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中旬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给了李克强一个阐述他战略思路的新机会。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面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政府不出手是不现实的，否则社会风险太大；但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太频也是不好的，这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结构性问题，2008年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惨痛教训。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中国既不可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来调结构，又不可能不调结构而简单地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
问题在于：这个平衡如何掌握？中国素来的问题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林毅夫的“投资论”再次被证明行之有效，而且不得不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期待着林毅夫有一天能出席我的节目。
相关问题在于：此轮投资潮与2008年相比有何区别？参与决策运作、了解内情的人士也许都会告诉你，其间的区别很大，因为在此轮投资潮之外，还出台了很多微观改革措施，而正是这些改革措施将呈现未来“调结构、促改革”的成果。而我要说的是，在2013年下半年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无论是开发民企活动还是释放制度红利等，目前都还在“文火炖汤”阶段，其“疗效”将在未来的半年乃至一年时间里慢慢呈现；而以“稳增长”为统领的投资潮，则恰如一场“熊熊大火”，一下子就点燃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或像一剂“强心针”，使得中国经济立时“脸色红润”。
然而2008年那次注射“强心针”的结果大家都已知道，那就是虽然带来短期的“脸色红润”，却植入了长期的“器质性并发症”。
于是，我又想起了2009年与浙江民营企业家们的谈话……
这次是否会重蹈覆辙？李克强对此的信心很足。而我则会继续谨慎观察，而且更愿意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发出一些也许不太入耳的提醒或警示。
比如，这一轮投资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尤其是进入竞争性和垄断性的领域。这听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思路，也是一个很有战略高度和前瞻视野的思路，因为如果我们能将投资的方向逐渐从政府投资转为民营投资，那么这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内生动力的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看看过去八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民营经济的困境不但犹如夹缝求生，而且居然在政府不断出台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宽松政策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翻阅一下过去几年的政府文件就会发现，2005年2月和2010年10月，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非公36条”，其要点就是“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据坊间传闻，2004年8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到浙江与当地民企的谈话，最后成为第一个“非公36条”成型的基础。
2005年2月的那个“非公36条”就已经明确提出：第一，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其中包括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第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第三，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第四，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等。
这是一篇在理论上让人不得不叫好的文件。但其实际执行情况又如何呢？可以十分坦率地说，2005年到2010年是非公经济（亦即民营经济）受到严重挤压的几年。当然，其间的客观背景是，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各国都“跑步救市”，经济体制尚未完成转型的中国更甚。
于是，2010年10月出台的“新非公36条”提出了更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与2005年版“非公36条”只允许民营资本参股能源领域的自然垄断业务相比，新“非公36条”不但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环节，更允许民营资本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其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并提出将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行竞价上网，推行项目业主招标，完善电力监管制度，为民营发电企业平等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2005版“非公36条”规定，在铁路、民航等领域，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而新“非公36条”则有所放宽，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项目；抓紧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引入市场竞争，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干线、铁路支线、铁路轮渡以及站场设施建设，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建设煤运通道、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
而实际情况是：经过2008年这一轮“国进民退”的折腾，民营经济要进入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的上述领域，实际困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实际处境不是缓解了，而是更为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2005年版还是2010年版的“非公36条”，都像一道美丽的“天花板玻璃”，可以看得见顶，却永远也无法企及。
这一轮的投资潮是否将重蹈2008年的覆辙？对此，我没有太多信心，只能拭目以待。或者，至少在2013年下半年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