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会嘉宾：关于四位嘉宾对自贸区的看法，听之前我很激动，听了之后我很失落，因为要从审批变成事中和事后监管。我就在想，原来审批的时候，我只是碰到问题就去解决它，现在是事中和事后要来监管，是不是他们每个月都要来看我一次？是不是每个月我都要出点血？我虽然是大老爷们，但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我想提第二个问题。我确实是想在自贸区注册一家公司到美国去买商品回来，因为现在有四个点，这四个点相互之间不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的商品空运回来，这四个点中哪个更容易或者更适合我？
王新奎：审批制有三大问题：经济领域的行政审批其实是一种计划体制，最后审出来、批出来的都是一大批过剩产能，个别企业短期内可能会捞到一点，长期来看其实也会面临灭顶之灾。另外，这个项目既然是你批的就由你负责，比如企业投资的一个工厂污染很厉害，本来应该由企业补偿老百姓，政府是第三方，现在政府批了，企业就会说你政府为什么让我上？老百姓就会说你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这个矛盾就会非常尖锐。审批制的坏处已经很清楚了，改为监管的时候，从行政审批到依法监管是不是应该先试行一番？举个例子，现在企业是不是在半年以后可以出具一份报告并且一点都不能做假？工商总局有一条，就是企业的年鉴报告需要网上公布。那么如果你造假怎么办？如果企业造假怎么办？如果政府不是依法行政怎么办？这都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个问题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放，我非常理解你，我当过工厂主席，下面的困境我很清楚，我也多次碰到过政府管理中的问题。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以命相搏，这些都是过去黑手党的做法，无非就是为了审批土地、审批项目。
上海自贸区究竟将做成一个什么形态？也许到本书出版的那一天，这个问题依然还在讨论和探索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已经成为过去多年中推进中国改革的逻辑。问题是：未来若继续这一逻辑，是否会有风险？毕竟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与30多年前完全不同的高度，30多年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和未来若继续这样做，可能就会隐藏很多风险。
四、中国改革：什么是框架，什么是灵魂？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三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出台。60项改革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带给人希望，也带给人很多解读的空间。
这种希望，与三天前《公报》出台时人们的些许失望，形成强烈的反差。
客观来说，中国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土地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等，每一个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每一个改革进展下去，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环环相扣，带出后续一大片更为深刻的改革。
正因如此，我在很多场合将今天中国的问题称为“良性综合症”，含义有二：第一，至少现阶段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还是良性的，属于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只要能遵循转型的逻辑，对症下药，就能有效治理这些痼疾；第二，今天中国的问题大都是“综合症”，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能解决，也绝非用纯粹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逻辑就能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平日我们推进的改革，还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针，抑或正在快速而艰难推进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架构框架。
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到底什么是灵魂，什么是框架？若用建房子和造桥梁来比喻，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房子建完后是要有人居住的，不然就成了“鬼屋”或“鬼城”，桥梁建完后是要有车和人走的，不然就成了摆设。既然这样，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改革与发展来说，很显然，土地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都是“房子”和“桥梁”；没有这些“房子”和“桥梁”，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有很多障碍，但这些“房子”和“桥梁”建成后，我们依然需要“房子”里的“人气”和“桥梁”上的“车”与“人”。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为终极的切入口和目标，那么财税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充其量只是完成了“房屋框架”的建设或“桥梁”的搭建，“房屋”里住的人到底在哪里？“桥”上跑的车又在哪里？须知，只有“屋”里住的人和“桥”上跑的车才是未来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比如，现在强调城镇化，然而城镇化也是一个框架，是一个“桥”，目的是让农民进入城市，使普通农民变成合格的市民。上海自贸区现在也要“搭桥”，以实现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上海做好了自贸区的模式就要复制到广东，复制到天津，复制到福建。然而这是中国经济的灵魂吗？它只是在搭好框架。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房子建好了，除了窗明几净，有空调，不会地震倒塌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内在的东西——我们需要有思想。
现在大家都在谈改革，“十八大”有很多改革措施，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很多，经济问题也很多：房地产问题、国进民退、财税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等。由于财税体系没有理顺，农村土地改革没有推进到位，金融制度尚有许多障碍，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将遇到重重阻力。因此，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是继续释放制度的红利，挖掘改革的红利。
未来的中国经济千化万变，目前所有的改革都是在“搭桥”、“搭房子”、搭框架。如果我们只看到房子和框架而忽略本质，未来几年中我们又会出现偏差。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纲举目张”里的“目”，而不是“纲”，都是框架，而不是灵魂。中国经济需要一种灵魂，用我的话来说这个灵魂就是创新和保持经济自由度。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创新，中国需要逐步培养创新精神，寻求从全社会尤其是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挖掘创造能力；第二个是经济自由度。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体，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市场经济，但至少还存在三分之一的计划经济成分。一个经济体，只有真正拥有自由度，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原始动力。
五、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
然而在中国谈创新，谈经济自由度，谈何容易。这是不是有点太沉重？甚至有点太奢侈？
也许有读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听上去太虚，太抽象，远不如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市场化、垄断改革来得直接。其实上面提到的那些改革无疑是有效的切入口，但其最终功能和目标又是什么？
其实，如果以创新和经济自由度作为“红线”，作为统领未来中国经济的“抓手”，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经济的现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排列组合式的重新梳理，并从中找到更为清晰的脉络。
现在到了我们做总结的时候了：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到底将面临哪些重大挑战？
首先，经济下行的窗口期在2013年已经提前来临，2015—2016年这个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时间段将很有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实质性下行的时期。根据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这段经济下行期必将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将大幅上升，工业和投资、出口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如果现在我们能抓住这一机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那么经济下行的适度代价也将是一个划得来的代价，否则，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将变得不堪承受，并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其次，上述的经济结构调整充其量只是经济需求面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有一句话：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而从供给面来看，中国经济未来若干年也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如果说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应开始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于2004年就已经在中国显现，那么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出现全面下降的情形。
换言之，自2015年以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就涉及我们对中国经济供求面的剖析了。如果说需求面存在“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那么供给面同样也存在所谓的“三驾马车”，它们就是劳动力、固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关心这几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没有关心的必要，因为过去几年里中国需要的是大力招商引资，迅速增加固定资本。同时我们也完全无须关心，因为劳动力曾呈现无限供应的局面，以前有一句话：“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两条腿的人不缺。”然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局面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到2015年，这一局面将出现本质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大幅下降。
20世纪50年代北京学者马寅初的“控制人口论”曾遭到严厉批判。结果中国人口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大膨胀。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经济封闭，社会资源不但捉襟见肘，而且毫无流动性，因此经济体的活力极其有限，其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也极其有限。换言之，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根本没有能力吸纳众多的劳动力。这也是导致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人口膨胀并且日益贫穷的原因之一。
但当市场经济的进程开启之后，经济体的活力大大增强，资源配置显示出极高的自由度，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从2014—2015年开始，我们对这一点的感觉将越来越明显。不少原本就已开始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的企业将更为痛苦，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开始逐渐感受到什么是劳动力短缺。
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劳动力短缺并非生产能力下降的代名词。
计划经济年代里，许多人都做着“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度过一天的工作。十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与30个人干十个人的活相比，最后获得的功效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举一个大家可能已颇为熟悉的凤凰卫视的例子。凤凰卫视曾有一句“名言”：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据说后来这句话又进化了，变成：“女生直接当畜生用。”其意思说的是，凤凰卫视的工作强度之高外界难以想象，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也隐含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思。
2009年3月凤凰卫视搬迁之前，曾长达13年“蜗居”在香港红磡的一个异常局促的环境里。不少内地同行来参观，曾半开玩笑地说：“这只是一个县级电视台的水平。”但若再看看凤凰卫视当时在“蜗居”状态下做出的一系列有深度而又言辞犀利的节目，大家就会感觉到，一个“县级电视台”其实也能做成世界级的大事。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有两个栏目：《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手下到底有多少“兵”？2007年我在欧洲某地巧遇内地一个大台的著名主持人和他的节目组。见到人家那阵势，我简直无地自容：我粗略算了一下，一行至少十个人，摄影的，拉灯的，写稿的，开门的，提包的……这气势我恐怕下辈子都不会有。2011年我到内地某著名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一个小小的栏目，工作人员达12个。回头再数数我在香港的“兵”：两个栏目加起来，也只有三个人。难怪同行们见了我会说：“要是在别的地方，一个栏目就至少十几个人围着你转！”不过，让我觉得欣慰和自豪的是，虽然我两个栏目加起来只有三个人，但曾经每年创造4000多万的盈利，同时无论是思想高度、战略视野、言论尺度，还是节目的含金量和内在品牌，都远远超出那些人浮于事而又无法创造出内在品牌和实现盈利的节目。
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功效和魅力！它的要诀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简单地指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的使用效率。如果问题只是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只要改革企业的管理体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就可以了。
真正的劳动生产率其实是一种被我们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东西。一般说来，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就在于两个字：创新。一般人可能会认为，生产过程中只要增加技术含量就可以了，但我们再问一下：技术含量又来自何方？陈旧的技术含量对于企业和经济体的竞争又能起到哪些实际的效果？显然，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提高竞争能力。
因人手太少而让我在前呼后拥的同行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两个栏目，之所以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其“奥秘”也在于创新二字。这两个栏目如果只是拾人牙慧，而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问题，那就既不能形成节目的内在品牌，更不可能将节目的含金量和内在品牌转化成商业价值。
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市场，始终存在到底是“迎合”还是“引领”的问题。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创造价值的直接通道无疑是迎合市场，非如此就不可能与市场“接地气”。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的发展还是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都是如此。所以，在“迎合”市场的同时，一个高明的经营者又必须时刻牢记“引领”二字。只有能引领市场的人，才能最终占据市场的先机。其间的“度”如何把握，当然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
如何做到“引领”？关键离不开创新。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提到过叶檀，她是在《震海听风录》上经常出镜且言辞犀利的一个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