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作品《午后之死 》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并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最大限度地隐藏在形象中，使之感情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构成“冰山原则”的四大要素，也成为海明威的基本创作风格。海明威的“冰山原则”象征着他在创作实践上对形式美的追求，体现了他强烈的创作个性，在美国文坛开创了一代新风，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小人物
小人物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一类艺术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己、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显赫的大人物统治下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普希金在其短篇小说《驿站长》中，以同情的心情描写了维林这一小职员的悲惨命运，开这一传统之先河；果戈理在《狂人日记》和《外套》中发展了这一传统，不但表现了“小人物”在冷酷社会里的贫困凄苦、孤苦无告，而且反映了他们对不公正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穷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等作品中的描写，又有所突破，不仅充分反映了当时深受双重压迫的平民阶层的苦难，而且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得更加丰富，不仅兼有畏惧与反抗的复杂心理，同时还具有他们自己的人格尊严感；契诃夫在他的《小公务员之死》等作品中，则在反映小人物悲苦生活境遇的同时，还揭示了黑暗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惧和奴性心理，从而达到了对于黑暗的沙俄专制社会的更为深刻的批判与否定。
“奥勃洛摩夫”性格
“奥勃洛摩夫”性格是懒惰的代名词。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代表作《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俄国文坛上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他是一个极端懒散、害怕生活发生变动、精神麻木而耽于空想的地主。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禀赋聪慧，也有上进的要求，但贵族子弟那种长期的寄生生活方式，使他丧失了实际生活能力，精神逐渐萎靡，思想麻木，整日睡在床上，成了一具活尸，就连贵族少女的爱情也无法使他振作，最后在睡梦中死去。这是俄国“多余人”形象的一种，人称“奥勃洛摩夫”性格。
忏悔贵族
忏悔贵族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系列。他们出身贵族，有才学、有理想，正直善良，由于上流社会的腐败，使他们堕落成自私自利者。但他们通过接触社会，认识到沙俄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开始忏悔、赎罪，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
“忏悔贵族”的共性在于：孜孜不倦地探索生活的意义，愤愤不平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和社会的残酷无情，苦苦思考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的原因，寻找贵族出路，寻求接近人民的途径，具有道德感情的纯洁性。这些人物无不打上俄国社会发展的印记，同时也包含了作家本人的思想探索过程。《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忏悔贵族”的典型。
托尔斯泰主义
这是托尔斯泰晚年提出的拯救俄国和人类的政治和道德主张。它的基本内容是“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和“全人类的爱”，其核心是“不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的上述主张在青年时代已有萌芽，世界观激变后正式形成。托尔斯泰主义是作家精神探索的结果，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其基本上是空想的、与时代脱节的，把对上帝的信仰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当成消除社会邪恶、改良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日益高涨，人民日益觉醒的时代，托尔斯泰主义所起的只是麻醉人民的作用。
美丑对照原则
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雨果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美丑对照”是雨果著名的美学主张，也是他不少作品的鲜明特色。雨果认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他认为艺术想要取得好的效果，就应该通过强烈的美丑对照，同时采取艺术的夸张。作者在《巴黎圣母院》中就是通过这种原则来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的。作品中的两个王朝、两个国王、两个法庭、两种法律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洋溢着善良、友爱，另一个充斥着残暴、昏庸、伪善。作品中的人物对照是多层次的，有人物间的善恶对照，如爱斯梅拉达与克洛德；有人物自身的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如克洛德；有人物外表与心灵的美丑对照，如加西莫多等。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是以《一千零一夜 》为代表的结构模式，即整部作品有一个总纲性的故事，里面还有大故事套中故事，中故事套小故事，故事包含着故事。故事之间有重叠、有平行，每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上下衔接、前后呼应，形成连绵不断的整体。它作为组织情节的一种手法，在欧洲近代小说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都是欧洲著名的框架结构故事集。
莎士比亚化
“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像莎士比亚那样，善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作品的情节应该生动、丰富，人物应该有鲜明个性，同时具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氛围要巧妙结合；语言要丰富，且富有表现力；作家的倾向要在情节和人物的描述中隐蔽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古今之争
17世纪末叶，法国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崇古与崇今的争论，文学史上称为“古今之争”。这场争论时起时落，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一方坚持厚古薄今，另一方主张厚今薄古，两派文人学者意见冲突，反复争辩，相持不下。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直至17世纪末，法国文坛上厚古薄今和尊古、仿古的风气一直是占上风的。尤其是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厚古薄今是不容争辩的天经地义。1680年左右，关于纪念性建筑物上的铭文以及艺术作品上的题签应当用拉丁文还是用法文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当时有一位学者给在凡尔赛宫展出的名画用法文写了题签，立刻被人斥为胆大妄为。在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诗人布瓦洛的干涉下，法文题签一律撤换为拉丁文。
古今之争的出现，标志着古典主义的衰落。厚今派是当时进步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厚今派的抬头预示着18世纪的启蒙思潮即将来临。
黑人性
黑人性又称非洲个性（Negritude），是20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旨在恢复黑人价值、强调非洲文化存在的文化运动。由塞内加尔的桑戈尔、马提尼克（法国海外省）的艾梅·塞泽尔和圭亚那的莱昂·达马于1934年在巴黎创办刊物《黑人大学生》时发起。其后桑戈尔进一步明确了其内涵，即“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黑人性是法语术语，首先出现在塞泽尔1939年发表的长诗《回乡札记》中。40年代末到50年代，这一术语与概念得以广泛传播。黑人性作家的刊物是《非洲存在》。他们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的源泉中汲取灵感和题材，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桑戈尔创作的诗、狄奥普编写的故事、尼亚奈整理的史诗《松迪亚塔》、巴迪昂的剧本、达迪耶的小说等，都具有鲜明的黑人性。40、50年代的黑人性文化运动在动员和团结法属非洲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人民反抗奴役和种族歧视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6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非洲国家陆续独立，黑人性受到青年黑人作家的批评，认为全盘继承文化遗产是片面的，无益于解决非洲现实问题。这种观点也受到政治家塞古·杜尔、英语作家索因卡等的反对。
福斯塔夫式背景
“福斯塔夫式背景”是恩格斯1895年5月18日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塑造的形象。他是一个破落的骑士，在封建制度没落时期由贵族社会跌到平民社会，上与太子关系亲密，下与强盗、小偷、流氓、妓女为伍。通过他的活动，莎士比亚展示了上至宫廷下至酒店、妓院等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现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为塑造人物和展开戏剧冲突提供了广阔、生动、丰富的社会背景。福斯塔夫是历史过渡时期中过渡性小人物的真实写照，莎士比亚通过这种典型人物的行动和冲突，展示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反映了封建关系崩溃时期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恩格斯很重视这种描绘广泛社会生活来突出主题思想的艺术手法。他称赞这种背景是希望作家们以莎士比亚为榜样，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塑造典型、再现生活。
亚历山大诗行
亚历山大诗行，得名于12世纪末的法文长诗《亚历山大传奇》。它的诗行都是抑扬格六音步（12个音节），通常在第二个音节后有停顿，由停顿来控制诗行结构、影响节奏。亚历山大诗行在抒情诗中被大量运用，是在文艺复兴“七星诗社”出现之后。而比较擅长于亚历山大诗行的作家有锡德尼、斯宾塞以及19世纪的勃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