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老
假如，某一天，你碰到一位朋友，他对你叙述一件他认为的新鲜事。不久，你又碰到了他，他不但重复了那个话题，而且还以为是第一次对你讲述。然后，隔了若干时日，你很不幸地又从他的嘴里，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听到，他还欣欣然地以为你从未听他讲过。呜呼哀哉，这就是说，不知不觉中，他老之将至矣！
因此，这大概也算得上是测试一个人是否衰老的小方法。
老，是不可避免的，总有生命的华彩乐章不再，尾声和弦开始响起的桑榆晚景。在文学上，大部分人都是如此这般地进入创作的迟暮之年。有的虽然能够写到最后一息，但那种写，只能表明他还健在，并不等于他还拥有创造力。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显克微支、高尔斯华绥，晚年的作品就大不如前。斯坦倍克甚至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没有永不枯竭的井，只有称得上为天才的大师，才能像老托尔斯泰那样，愈近晚年，愈进入创作的巅峰状态。他的《复活》，他的《哈泽·穆拉特》，与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结束曲《欢乐颂》一样，奏出了他们个人有史以来的最强音，也才成为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不朽盛事。
能够蒙受这种历史宠遇的天才，是极其罕见的。大多数人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永恒的宇宙定律。巴西的著名球星马里奥，议论上一代的球王贝利，说他“精神上有问题。任何生活在过去的人，都会进入博物馆。”“贝利现在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人们现在踢球的方式同他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贝利已成为过去。”即使这位球王，也会成为明日黄花，其他人则更不能免。
大多数人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永恒的宇宙定律，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老了起来。先是腿不得劲了，后是腰不管用了，再以后，说话啰唆了，吃饭不香了，视力衰退了，记性变差了。于是，秋风落叶，便进入了人生之冬的老年期了。
文学生命岂能例外？绝大多数作家也很自然地有其衰老的过程。一旦笔下出现力不从心，一旦到了写不出什么作品的时候，也就放下笔来，推开稿纸。此所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画一个创作的句号，把场地让出来，由年轻人去演绎新的篇章。
但也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文人，不甘心于退出，难忍受于寂寞，求风光之久远，有恋栈的贪心，便像妇女失去生育能力，进入更年期，便要出现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反应征，开始出现精神狂躁、五内浮腾、狷急不宁、坐卧不安的症状。而那些不肯服老，不肯隐退，不肯让位，不肯交棒于后来人的作家，这个时候的表现，就令人感到可怕了。犹如一个性能力衰竭的男人维护其阳具的自尊心一样，总要在女人身上，作垂死的挣扎。折腾自己不算，还要折腾别人。
妇女老了，停止排卵，不可能再生孩子；作家老了，文思消失，写不出什么作品。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新陈代谢的规律，谁也不可能违背。如果，还不服老服输，擅自珍摄，还不乐天知命、安度晚年，必然会像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对20世纪30年代一批美国作家的评价，说他们中间，男的老了成了婆婆妈妈的碎嘴子，女的老了就变成圣女贞德，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
凡圣徒，都年老。但年老者，不一定就是圣徒。懂得这一点，知老，服老，不倚老卖老，岂不善哉！
二、山永远在
一群人穿着鲜艳的登山服，在皑皑积雪的安第斯山间艰难地行进着。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探险队伍。后来，听解说，知道是南美洲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希望实现登山的梦想，正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攀登。那真是一次悲壮之旅，完全以生命为代价，走出每一步路，度过每一分钟。任何人看到这个画面，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我是在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看到这支盲人登山队的。
因为，他们活了一辈子，这座对他们来讲充满神圣意义的安第斯山，从来没有去接触，去实地感受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于是，就有了这次行程。盲人们每三个人结成一组，一个仍残存些许视力的盲人走在前面，两个全盲在后边。他们三人通过手里握着的长木棒，联结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脚和手，实地在感觉这座大山。
安第斯山脉平均海拔为3000米，最高峰为7000米，对正常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次体能的极限考验。虽然有很多志愿者作后援，即使在可以使用驴子驮物的山路上，盲人们也是步履维艰，行进缓慢。那么，他们要想攀上最高峰，该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了。
据电视台的报道，这支盲人登山队在短短的行程中，已经有好几位上了岁数的盲人，在风雪迷漫的夜间宿营，一觉睡去，再也醒不过来，不幸将生命留在了安第斯山。于是，组织者便决定后撤，将登山计划放置到未来更合适的机会，作更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进行。一些走得兴起的盲人登山队员，不免有些失望。最后，他们还是想开了，对记者说：“山永远在，我们还会来的。”
这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对于未来，有目标和没有目标，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个奋斗方向，努力追求的结果，也许离那个目标尚远，但稍稍接近了一点的事实，便有了落到实处的心理回馈。如果不晓得明天或者后天，只是听任一条船似的顺水而下，去哪里、做什么都不那么明晰的话，手中的桨，恐怕也不会划得起劲的。“山永远在！”这句话很重要，有这句话，意味着还有登攀；没有这句话，也就等于说放弃，终止，也就不会再有奋斗、争取了。
在人的全部生命途程中，除先知先觉的大智慧者外，都类似这些盲人在安第斯山的登攀，目标虽然明确，是那天穹里晶莹剔透的积雪笼罩着的最高峰，像琼楼玉宇一样，茫茫然，杳杳然，吸引着你的目光。但是，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的途程上，平坦还是崎岖，幸运或是灾难，障碍重重还是一路顺风，迷失方向还是峰回路转……所有这些突如其来、措手不及、随时发生、无法预防的事故、变化，都有很大的不可知性。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完全把握自己未来的强者，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仅仅有“山永远在”这样的信念，是远远不够的。
人，需要远大的目标、宏伟的理想。古人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以，燕雀只能在后院的草堆里跳跳蹦蹦，叽叽喳喳，觅食一些籽粒。而鸿鹄，朝发苍梧，夕达北海，振长翮，一鸣而天下闻。有大志向，立大雄心，如果不能伴之以脚踏实地的决心、小处做起的耐性、水滴石穿的韧劲，和沉着冷静的精神，山，当然永远在，那也恐怕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了。
至少，在文坛，我们已经见识得太多太多。那些速朽的大师，褪色的文豪，贬值的作家，廉价的泰斗，谁不曾在报刊上、讲坛上、屏幕上、饭桌上，开出过多少空头支票啊！他（她）们宣布过的，足以吓得人跌一个跟头的史诗般的创作计划，如果不食言的话，中国现在不知有多少荷马的《伊里亚特》和但丁的《神曲》了。
于是，想起了苏轼《东坡志林》里的一段《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辰，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东坡先生的悟道，倒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老是抱着一个宏伟的志愿，要到远处去钓一条大鱼而未必得，真还不如把眼皮子底下可以做到的事、做好的事，切实可行地做起来。哪怕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抑或只是钓到一条小尾巴鱼，而不空钩，也比想抱一个金娃娃的奢望而得不着，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要有实效得多。
如果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就抱着“山永远在”的期望，坐在那里干等，我估计，他们离安第斯山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我赞成他们的精神，也赞成他们的信念，但我更赞成现在就做起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三、回归田野
村里的人进城，已不是新鲜事，但城里人下乡，却是最近才出现的新闻。
我认识的几位作家、记者，一到双休日，在城里找不到他们的影子。一打听，才知道在近郊乡镇，甚至远郊县的山村，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别墅。虽然是农家小院，田舍风味，但却具备在喧嚣京城里绝找不到的清静和毫无污染的新鲜空气，令人羡慕。头顶蓝天，脚登大地，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绿，徜徉于大自然中，连文思也大有长进，显然是下乡以后土地赐予的灵感了。毛泽东早说过，作家要走出城市里的亭子间。这话很有道理，总是不接地气，总是闭门造车，好作品是产生不出来的。
这些开始拥有“别墅”的文化人，让我刮目相看。并不是他们物质的富足，而是他们那种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被土地的感召，或是田野的呼唤，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值得注意。其实，那是很普通的老乡房子，由于村里人到县城工作，搬了去住，村里的小院便闲置了起来。于是，我的这些朋友便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了居住的权利。说实在的，水啊电啊商店啊交通啊卫生条件啊等等，都远不如城里方便。但一步入乡野，那融合天和地于一院之中的乐趣，抬头能望得见青山如障，出门能看得到碧水涟漪，这情景，就不是狭窄湫隘的居民区、单元房所能比拟的了。
周一，见他们打乡下回来，无不精神愉快，表情欢畅，脸上的笑容和手里从乡下带回的柿子、核桃、大枣、毛栗子，体会到田野里泥土的芬芳，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远较城里的忙忙碌碌要生动得多。因为在我们这样古老的农业国度里，大概每个人都与土地有着或深或浅的缘分。正如早些年读过的一部苏联小说，书名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书中的主人公说过一句话，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子，不是父亲，就是祖父，或者是祖父以前的长辈，都是从农村里那条泥泞的小道走出来的。”所以，这种对于土地的感情，是一种本能；渴望接近自然，是一种天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不怕奔波之累，其乐融融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吧？
我到他们的那种将陋就简的“别墅”里做过客。我很喜欢那村后有山，山色葱茏，路边有溪，溪水湍急，院旁有树，树上挂果，窗前有畦，畦里有菜的环境。通红的柿子，挂在树梢；碧绿的菜畦，随手可摘；串串的花椒，喷香扑鼻；庭院的花朵，招蜂惹蝶。这种在城里得不到的自然韵味，很让人生出怡悦之感。
回归到田野、山林、大自然中去，与土地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历来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事情。“田园将芜兮胡不归！”陶渊明早就在《归去来兮》里写出了这种渴望的心声。但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除了上述的作家、记者们，有更多的城里人乐意更靠近大地，与古老的远离尘嚣的想法，已毫无共同之处，不再是消极的逃遁，而是更积极的进取，已经具有了很浓厚的商品时代的新意。
我们从新闻报道，从电视画面里看到，一位女士，本是城市里白领阶层，却在郊区自建的温室里，为种植经济作物在津津有味地忙碌着；一位干部，租下为期几十年的土地，挖塘养鱼，潜心于技术之中；几个下岗职工，攒钱承包土地，搞经营开发，土地给他们的回报，并不亚于城市的收入；一些大的工厂，大的机关，也开始大面积地开发荒芜的土地山林，成为生财的源泉，开辟分流人员的出路。最令人们动容的，在远郊贫困山区之中，有一位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埋头苦干，立志一寸一寸地开垦，一棵一棵地植树，要使濯濯童山披上绿装。他住的是窝棚，吃的是干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任凭山高路远，生活艰难，也不退缩。这精神竟感动了许多城里人，也来到他这深山里，与他一起战天斗地。
这些把目光从都市转向广阔天地的城里人，要比我认识的作家、记者下乡，更具有探求者的意义。他们像大地春回时先期飞归的燕子，标志着更多的城里人对土地更加关怀的季节也将来临。因为，土地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所在，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好好珍惜。所以，人们开始回归田野，懂得从大地汲取力量，实在是很有意义的行为。
土地，也是需要爱的，你多给它一分情，它回报你的，将是它的全身心。
四、我从山中来
我有一位朋友，将他一本书的稿费，托湖南省的一家出版社，转到他渴望支持的远在湘西山坳里的一座希望小学。他不愿意张扬这件事，因为一本书的收入终究有限。但由于他心诚的缘故，出版社也慷慨解囊，这样，玉成了他的这个美好愿望，给那座小学送去一笔可观的经费，也带去一份文化人关注的情意。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他特意对我保密。他只是觉得这点微薄的心意，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后来，等到他从山里回来，送了我一小袋当地出产的野茶，我才晓得他应那里师生的邀请，已经不远千里地走访了一程。湘西我去过的，那是修枝柳线的时候，到过吉首、古丈、永顺、大庸。但他走得更偏僻，到过连汽车都不通的深山里。他，不但看到了那座小学，看到了那些孩子，还和同学们一起蹚着湍急的河水，走过青石板的村路。按他的话说，又回到学童时代，按照铃声，走进课堂，坐在教室的后排，听乡村教师讲语文课上的唐诗。他说：你想想，望着窗外的高山，听老师念杜牧的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那是一种多么贴切，多么深刻的体会啊！
这时，他端起刚沏的茶水，很珍惜地饮了一口，并且问我，你是不是闻到了一股兰花的香味？要不是他的启发，我也真是没有发觉这种比茉莉清新、比珠兰淡雅的芳香呢！他告诉我，野茶长在山间坡上，兰草就夹长在茶林之中。村民们采摘茶叶时，自然而然地熏上兰花的香气。他赞不绝口地说：这是天然自成的芬芳啊，是一种能让人心灵得到净化的佳品啊！
我从他那被山野阳光晒黑了的脸上，看到了他此行的收获。他从那山坳里的希望小学来，不仅仅带回兰花馨香的野茶，还带回做成一件事的欣喜，带回他对那些老师的敬意和对那些孩子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也就是他自己的颖悟，“希望工程”固然是为了那大山深处的琅琅书声，但也是对每个把心投入“希望工程”的人一次灵魂的洗涤。
他说：物质的给予，是一种快乐，但心灵的收获则是更大的快乐。当一个人把他的心和遥远地方的那希望两字联在一起的时候，岂不自己也生发出更热烈的希望了吗？
我望着茶水袅袅的氤氲，也望着我这位朋友。于是，我想起一首早先流行过的歌曲。那歌词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胡适的诗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我觉得我也被触动了，那旋律，那希望，像一股暖流，流过心田。我和这位朋友约好，下次，我们一起去寻访那山坳里的兰花草。
五、不废江河
记得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他们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印度曾经是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地，从东印度公司进入南亚地区以后，不知给英国带来了多少财富，被形容为他们君主王冠上的一颗最大的宝石。然而，从文化这个角度，以莎士比亚戏剧在世界范围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英国人对于这位大师的尊崇、褒奖，认为他对于英国的价值，其无与伦比的珍贵，胜过一切。这种引以为傲的心情，是一种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对于本民族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自豪。
我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用白话文写成的四大名著，还包括不在其列的《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不朽作品，从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今天联系起来的主脉。“五四”以后，文言文终结而出现的白话文，追本溯源，是延续着这条主脉发扬光大的。我不知道今后中国文学的走向怎么走，更不知道将来与世界接轨怎么接。但自“五四”起的新文学运动的前辈，到现在还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同行，几乎无一不受到这些古典白话小说的熏陶，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想到这些名著所拥有的读者，和这些名著延伸出来的戏剧、电影、说唱、美术作品所拥有的观众，其数量之大，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谁也逾越不了的绝对冠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来菲薄自己，更没有理由来否定自己。固然，文学作品，从来也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臻于极致的境界。名著如此，非名著更如此。尤其要看到的：每个时代的读者，有每个时代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每个阶层的读者，有每个阶层的爱好和选择标准；每个年龄段的读者，有每个年龄段的趣味和审美观点。甲以为佳，乙未必认可，丙以为妙，丁也许摇头。这种众说纷纭、对立分歧、相持不下、争论不休的现象，乃是文学发展和进步的正常。
我想，作为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质疑，未为不可。但无端地以“文革”的语言打倒一切，以愤青的口吻粪土一切，这就是唐人杜甫那首诗所批判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老实说，与英国莎士比亚（公元1564年）植根于英国文学土壤同样，早于他的施耐庵（公元1296年）、罗贯中（公元1330年）、吴承恩（公元1510年），晚于他的冯梦龙（公元1574年）、凌濛初（公元1580年）、曹雪芹（公元1724年）等中国白话文学的先驱者，也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文学积累上，精心创作出他们的不朽之作。数百年来的显赫存在，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事实，也不是随便几个人、菲薄几句话就能轻易否定掉的。
其实，有这份刨祖坟的勇气和力气，还不如下功夫写出超过老祖宗的作品，才是正经。光嘴把式，那是天桥撂摊的手艺。
六、无心之善
中国语言的分寸感极强。譬如朋友的乔迁之喜，你送给他一件礼品，别人可以用“锦上添花”来形容。这时，若用“雪中送炭”，就不合时宜了。譬如你正渴求知识，苦读考研，有人正好给了你最急需的复习资料，这就是“雪中送炭”。这时要说“锦上添花”，就文不对题了。
作家是以语言为工具的。我也常常琢磨，同样意思的两句成语，难道就永远水火不容么？实际是不应当如此的。汉语言的伟大，就在于她的弹性。我一直在寻觅这两句成语的契合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说来你也许不信，能将这两句成语组合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街头常见的福利彩票。
彩票募集来的资金，其中有一大部分，按其宗旨，是要直接送到那些处于困苦境地中的伤残孤寡、贫病老弱、下岗职工、辍学儿童的手中。对他们而言，这点帮助，就是“雪中送炭”了。同样，那些以爱心和善心，以关怀和同情，购买彩票的人，如果幸运向他展开笑脸，中了奖。我想，这时候，用“锦上添花”来形容，也许是最合适的了。一边是“雪中送炭”，一边是“锦上添花”，不大的彩票，却把汉语言中两句不能等同使用的成语，联结在一起。那些购买彩票的人，不大可能想到他其实在做一件善事。所以，无心之善，最善。
匈牙利作家莫里兹（公元1879—1942年）的著名短篇小说《七个铜板》里，那位靠洗衣谋生养活小孩的妇女，穷到连买肥皂的七个铜板也掏不出来。孩子们帮着妈妈满屋子找寻，终于，一个、两个、三个地凑到了五个，还缺两个，幸好从抽屉缝里发现了一个。可是，差一个还是买不来肥皂的。一家人为此愁肠百结，无以为计地坐等着。这时，一个过路的人，知道他们为缺一个铜板而苦恼的时候，这个与他们同样贫穷的善心人，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个铜板，塞进这家孩子的手里。于是，这间小屋子里有了笑声。
我时常在想，买彩票的朋友，肯定不会知道他从口袋里掏出的那一块钱，将会给哪间小屋子带来笑声。但是，无意中赋予那张彩票中的善心，才是最可贵的。当无数善心汇集起来，那就给需要温暖的人，带来阳光普照的春天。
小说的开头有句话：“穷人也可以笑，这是神明注定的。”这就是说，快乐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能。给人快乐，对自己也是一种快乐，这就是那个过路人的哲学。如果顺风顺水的人，想着逆境奋斗的人；如果无忧无愁的人，想着拮据艰窘的人，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是充满着博爱心、仁慈心、善良心、同情心的不沉之湖，就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那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美好境界。
只要想着多给别人一点爱，这世界就充满阳光。
七、初冬的春意
今年北京的冬天，要比往常来得早些。
香山红叶，尚未红到“层林尽染”的地步，温度就陡降下来，本来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北京之秋，便有了初冬的景象。据气象台说，前几天的气温，是五十多年来同期的最低值。这也印证了我的记忆。1949年的秋天，从上海到北京，我正好赶上半个世纪前的寒流。
那时，我们很年轻，充满激情，冷也扛得住。随后，参加京郊的土改运动，荒郊野外，天寒地冻，算是领教了北方彻骨的寒冷。老乡家的热炕虽暖，但高丽纸糊的纸窗，保暖性能极差。天亮醒来，无不眉毛挂霜，成白眉长老。人们哈哈取笑之间，那呵出来的热气，竟是一团团白雾，可见冷的程度。
嗣后的冬天，北京好像再也没有那样冷得早，冷得很。有些年，竟是暖冬，羽绒服都穿不住。因此，讲起五十年前的寒冷，年轻人都露出讶异的表情。我还记得，因为气温特低的缘故，小动物蜷缩在洞穴里冬眠，找不到食物的狼，就要从山里下来，到居民点觅食了。
那时的北京城，通常指城墙内的市区，可不是后来扩展的新北京，更不是如今建设得繁花似锦的大北京。五十年代，出西直门，不数里，便是零零落落的村落；出阜成门，过长河，便是地广人稀的田野。刚到北京的我们，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见农户院落的土墙上，往往涂有一米直径的白圈，而且比比皆是，便向乡亲打探，这是干什么用的？问了才明白，狼性多疑，这些白圈能使狼犹豫踟蹰，起到阻吓作用，以防狼的骚扰。所以，工作队员走村串舍、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宣传土改政策时，在乡间路上，在庄稼地里，碰上突然蹿出来的一条孤狼，绝不是天方夜谭。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对今天城市青年来说，只在动物园里见过狼，很难把那种野生动物和现代化的大都市联系在一起，也属情有可原。但，早年北京的山区，确实有过狼流窜到平川地觅食的踪迹，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前些天，也是最冷的几天，我到西苑去看望老朋友。
又经过了当年搞土改的蓝靛厂、六郎庄一带，现在，除了地名没变之外，眼前所见到的一切，让我禁不住感叹系之了。想不到完全是一幅陌生的情景，这还是我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村吗？大致方位应该是不会错的，但具体所见到的一切，与记忆中那驼铃叮当的灰蒙蒙土路，那鸡鸣犬吠的矮趴趴小院，那袅袅炊烟的庄户人家，根本吻合不到一起。在连片成区的现代建筑物中，别说狼看不到，连农家的大牲口骡马也没有；当年那些小媳妇回娘家爱骑的小毛驴，恐怕更是稀罕物了。
几年间，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一环一环地将这些早年的乡村，圈在了城市的建设宏图之中，化为绿地，化为高楼，化为场馆，化为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前我到城外，逛颐和园、圆明园、植物园，顺利的话，车程至少得一小时。这次从西苑回城，走新修的高架路，二十分钟，就到了家。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虽然北京城越来越大，其实，我们相距并不远。
城市和人一样，它要成长发育，它要长高长大。但身在其中的居民，往往感觉不出这个变化过程。旧地重游，今昔对比，将记忆中的老底版，重叠上真实的新照片，便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来北京的进展，而且是飞快的进展。作为居民的我们，必然会想到，还有新的更美好的照片，在明天、在后天要覆盖上去。那时，再讲郊区有狼的故事，别人听了就会以为是神话了。
文人在描写“变化”这个词时，喜欢加上“日新月异”这个夸张的形容词。但是，这一次，我坐在车里，沿北京市一环一环路地开过去，才真正领会什么是“日”新、什么是“月”异。那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日新月异”。那天虽冷，但一路之上，却看得我心头发热。人不身临其境，无法产生感同身受的体会，亲眼目睹的变化最能激起感情的波澜。
尤其，当我回到家中，由于低温来临的缘故，政府规定提前供暖，绿意仍重的京城初冬季节里，更是洋溢着一派温馨舒适的春意。打开窗户，扑面而来的是那辉煌的灯火、艳丽的旗帜、热烈的歌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在恰逢“十六大”的红红火火的喜庆气氛中，这初冬的春天气息，既催人奋进，更沁人心醉呢！
八、逛书摊
每到夏收以后，农村里就该挂锄，城里人就该歇伏了。不过，一想到暑热天气，酷阳当顶，便没了出门的兴致。但今年，北京的雨水较多，因而不是那么热得令人难耐，遂有可能走出家门，到各处去转转。
这种消闲活动，通常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信步而行，欲止则止，遇车即上，欲下则下。有得看，多待会儿；无得看，打道回府。这大概算得上王子猷雪夜访戴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陶然了。老实讲，在现代生活节奏的社会里，能够做到“惯得魂梦未拘束，又踏杨花过谢桥”的行止随便，惬意自如，也是一种难得的快乐。
因为人们或是主动，或是不情愿地，给自己规定得太多太多，不是必定这样，就是不可那样做事、说话、开会、上班、吃饭、劳动、应酬、敷衍，实在是很累很累的。那么在心劳神疲、殚精竭虑、魂不守舍、压力重重之下，这种轻松一下的行为，便是必要的调谐了。当然，轻松的方式很多，下象棋、打麻将、逛公园、看电影，是很多人放松自己的办法。如果不那么囊中羞涩，要情调一些的话，咖啡屋小坐，保龄球一番，到郊区打打高尔夫，夜总会里跳跳迪斯科，也是使紧张神经为之舒缓的好去处。
然而，也怪，读书人的消闲，说来说去，仍是离不开一个书字。所以，在这个夏季里，倒有不少次这样无目的、无打算、走到哪就是哪的轻松；统计一下，十之八九，倘非书店、图书馆，便是偶尔的书展和街头上永远花花绿绿的书摊了。尤其是最近的北京，至少今年以来，大商场里也有书可买，更多了一些可以驻足的地方。我发现，好多我的朋友，总是喜欢把时间消磨在这种地方。虽说出门了，上街了，结果不过换个场合读书罢了。
好像古人也如此，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载：“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唯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亦一佳事。”
这也怪有趣，如果不是愚，大概属于读书人的天性了。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捧读着两种书，一种是铅字印出来的；另一种，便是叫作人生的这本无边无沿、无休无止的大书了。一般说，读前面的书，易；读后面的书，难。因为即使印出来的最新的书，也是过去。时间的疏隔，已与读者无切肤之痛的关联，可以从容对待。再则允许选择，喜欢读则读之，不喜欢读则不读之。相反，社会、现实、人际关系、日常生活，才是一本真正的大书。这本无字的书，比所有有字的书，学问广博，道理深奥，意旨纷繁，章法多端。有的人读得好些，庶几不至于碰壁；有的人读得差些，有时连生存也会艰难；有的人读得快点，可以免得落伍；有的人读得慢些，保不准屁股就要挨打了。这本书的厉害之处是：你读也得读，不读也得读，毫无选择余地，谁也没法逃避。你一定逆着、犟着、硬顶着，不买它的账，你就得付出代价。
所以，在踱步时，路过马路，忽有所思，不禁悟道。看起来，人，你我他都在内，其实不也永远处于这两种书的交会点上吗？眼前如同没有斑马线的十字路口，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纷至沓来，目不暇给，难免眼花缭乱，不知所从。但定下心来，将这两种书，横过来读，竖过去念，你就会发现，若是能够努力看透的话，就能从思古之幽情中学会一点适应生活的能力。
看透，或者努力看透。舍此之外，焉有他哉？
九、读树
那时住在东城，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机会较多。后来，随着北京市的向外拓展，我便搬到城外去了。这样，只有每年的书市，来到太庙，挤到熙熙攘攘的读者群中，买一些想买的廉价书。但热销的摊点，往往难以与年轻人比赛力气，半天下来，也着实劳累，便找个树荫下的长椅歇腿。
过去逛太庙，喜欢读树。树可以读吗？我想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一棵树就是一本书，树和人一样，即使同一品种的，也自有她独特的个性。如果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世界上也找不到两棵完全相同的树。无论在旷野，在公园，在小院的树木，或是马路的行道树，只要成林，那也是一个形态相异、性格不一、各呈风采、绝非一色的丰富世界。读树如看人，尤其种植在太庙里的松、柏、桧、槐，巍峨庄重，枝根虬结，风姿苍劲，气势不凡。她们矗立在那里数百年，几乎是北京的历史见证人。
如果树能言语的话，一定会涌出沧桑的感叹。所以，细读她每一圈年轮，都能寻觅出皇室的兴衰，民国的变迁，“五四”的激情，抗日的斗争，以及解放以后新岁月的生活轨迹。古树虽古，可并不因年纪的包袱而嚣张跋扈。在她周围，许多年轻的后辈树，同样生长得从容不迫。这种上了年纪的大度、宽容，便越发地显得一种分量感、尊严感。但是，树老和人老也差不多，老人通常行动迟缓，老树通常也就长得很缓慢；老人通常不那么活跃，老树通常也就不是很起劲地生长。那残断的枝丫，萎缩的树干，不太振作的枝叶，留下了太多的时光痕迹，好像时间在古老的身躯里凝滞住了，不免给人老态龙钟的印象，使人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多少使人生出一丝惆怅。
因此，整个太庙里面，那满园关不住的春色，那一片郁郁葱葱、青绿苍翠，唱主角的已非这些前辈树木了。老树的光辉，已是昨日的事情。看来，还是年轻好，因为在成长着，意味着拥有时间；因为在成熟着，意味着来日方长。所以，解放后陆陆续续栽种的别的什么树，就比老树要生机盎然，要朝气蓬勃，显得生命力特别旺盛的样子。风一来，你可以听到那白杨树的硕大叶片，或细细低语，或大声聒噪。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局面，未来属于谁，谁就拥有最多的话语权。而徜徉在古树底下，就没有这一份热闹。
展眼望去，所见皆绿，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白杨，爬满了照壁瓦墙的藤萝，拥塞了行路夹道的冬青灌木，花飞花落招蜂惹蝶的丁香海棠，令读树的我不禁觉悟，古树的缄默沉思，庄重成熟的状态，固然具有历史的魅力，但是，要没有这半个世纪种下的树木花草，仅凭那些爷爷辈的老树，是构不成这一片苍葱凝碧的绿色世界的。正因为老树之外，更多的是新树的出现，才形成这一片宜人景色。
其实，树的世界如此，人的世界又何尝不如此呢？看一看挤在书市里的人群，年轻人远远多于老年人，年轻作家的书远远要比老年作家的书卖得好，便知道文学的这种新人辈出的过程，和树木的繁衍一样，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必然。只有新鲜血液的不停输入，机体才会不断更新，焕发青春；才能后浪追逐着前浪，一浪更高于一浪；才能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买书，看压缩在书中的空间和时间；看树，阅读大自然，那可是活生生的大块文章。树的世界，人的世界，其实都在新陈代谢的进化规律之中。懂得这一点，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都能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就像园子里的这些新的、老的树木，融洽相处，和衷共济，社会的祥和氛围，肯定会日益浓烈起来。
十、狗德
最近，我已经读了好几篇对狗失敬的文字。
其实，狗是很冤枉的。首先，并非所有的狗都像那些人那样一个臭“德行”。所有被指责的那些令人齿冷的“德行”，即使在狗界中，也并不带有普遍性。试想在阿尔卑斯山皑皑积雪中的牧羊犬，为冻僵的旅行者带来生还的希望；在地震废墟里搜寻的猎犬，嗅出仍存活着的遇难者；在缉私查毒时、在破案追踪中的那些立功的警犬，这时候人们向它们致敬都来不及的。其次，应该指出，那些人沾染的是一部分狗的恶习，由此一概而论地骂倒一切狗，不算怎么公平。如果狗都像那些人一样的可恶、讨厌、招人憎恨，这世界上还有谁愿意养狗呢？
在我印象里，外国人对狗，持好感者多。我记得儿时，20世纪30年代的事了，有一部很煽情的好莱坞影片，叫《义犬救主》。那个狗主角的名字叫琳丁丁，很红极一时的，比二三流搔首弄姿的演员要走红得多。狗在西方人眼里，是人类无言的朋友，有些孤独的老人，儿女抛弃了他们，惟有一条忠实的狗为伴，这在西方是习以为常的事。还听说过，有的富翁宁肯把多少万美元的遗产，死后传给了自己的狗，也不让子女亲友沾一点光，说明他对人已失去任何信心，远不如对一条狗的感情。我读过一篇文章，在法国，在花都巴黎的一个什么区域里，甚至有专门埋葬人类宠物的公墓，其中大部分是狗，为之刻石铭碑，留下悼念的词语，都是相当倾注感情的。
我们这里则不一样了。虽然从孔夫子起，中国人就提倡中庸之道，但好像也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效应：越是提倡什么，越是缺乏什么；越是强调什么，越是完蛋什么。讲了几千年中庸，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倒是非常缺乏中庸精神，非要偏颇不可。几乎不讲辩证观点，很少“两分法”地看人，倘不是极好，好到无可再好，恨不能顶礼膜拜；便是一无是处，坏到不可救药。
对狗的看法，就更糟。
在汉语体系中，凡与狗有关的词语，除了一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外，大抵属于詈词之类。这真是十分怪异的现象。如“狗腿子”、“落水狗”、“狗东西”、“狗屎堆”、“狗头狗脑”、“狗头军师”、“汉奸走狗”、“狐朋狗友”、“丧家之犬”、“鸡飞狗跳”、“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屁不通”、“蝇营狗苟”、“狗皮膏药”、“狼心狗肺”、“鸡鸣狗盗”、“狗眼看人低”、“狗肉不上桌”、“狗改不了吃屎”、“狗咬狗，一嘴毛”、“狗嘴吐不出象牙”、“狗戴嚼子，胡勒”、“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等，更甭说“狗日的”、“狗娘养的”这些指着鼻子骂人的话了，可以说没有一句是好话。严格讲，像这最后的两句村话，换上别的动物，也未尝不可，但狗倒霉，非把它挂搭上不可。我也不知为什么把狗置于如此不堪的地步。说白了，其实都是人的种种作呕的丑态，以狗形容罢了。君不见有些见风使舵、巧言令色的人，甚至比狗还要龌龊吗？
我不是保护动物协会的成员，也不是一个狗道主义者；更不像那些有钱阶层，动不动破费数万、数十万地买条名贵犬，如沙皮狗、宫廷狗，消遣玩弄宠物的人士。对于狗的认识，说来惭愧，至今仍停留在那些文学作品上。
也许由于艺术形象的力量，所以，很不以为然那些抹杀一切狗的议论。
在契诃夫的《卡契坦卡》里，那条离别了主人多年，已经沦落到马戏团里，登台表演杂技的小狗卡契坦卡，一听到观众席里它原来的主人，那老爷爷的孙子，在叫它的名字时，便不顾一切地冲下场去，热烈地扑向那爷孙俩的忠诚；在杰克·伦敦的《白牙》里，那条具有狼的血统，来自阿拉斯加的北极狼犬，矢忠于它的主人，在与比自己强大若干倍的獒犬角斗时，和手持武器的歹徒作殊死的搏击中，那宁死也不畏缩的勇敢；在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里，那条可爱的小花狗，在它主人住了医院后，四处寻找，跑遍了主人曾经带它去过的所有地方，历经艰辛，也不颓丧的真诚感情。这些品德，也不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小丑身上所具备的。
人有人品，人品有好坏之分；狗有狗德，狗德有高低之别。如果体味一下屠格涅夫的《木木》里，那位长工盖拉新溺死自己那条狗的悲哀，就会觉得人类自身的弱点，远胜于那些四条腿的朋友。所以，对狗的不雅口碑，更多的是那些沉湎于名利场中的人的表演。
老实说，嬗变，是那些人的特点。至于狗，认准了便通常不那么轻易改变，所以才有那些感人的篇章。称它信守如一，始终不渝，大概不算过分。相反，若是在见利忘义、朝秦暮楚、出卖朋友、六亲不认这些方面，比起那些脸不红、心不跳的人的修养，狗恐怕要自愧不如了。
因此，若狗有知，大概也不赞成把自己和那些人类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