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鼻子，就想起《木偶奇遇记》里的那个只要撒谎，马上鼻子就会长个不停的匹诺曹。假如，这种谁撒谎谁鼻子就长的惩罚，对人类也有效验的话，恐怕没有人花钱买票，专门跑去动物园看大象了。
说实话，在人的脸部，鼻子是个呆板的、缺乏表情的，很难令人产生美感的器官。因为它不像眼睛那样传神，也不像嘴巴那样动听。很少有人单挑某先生的鼻子说长得多么好看，或者指出某小姐的鼻子如何令男士们倾倒，一般只要求鼻子不特别难看，就可以了。因为，什么样的鼻子为美，从无公认的标准。但什么样的鼻子为丑，却有许多名堂：大了，大鼻子；小了，小鼻子；弯了，鹰钩鼻子；红了，酒糟鼻子；粗了，蒜头鼻子；扁了，趴趴鼻子。几乎少有褒扬鼻子的专用语。
在《史记》里，司马迁说过秦始皇“蜂目长凖”，说过汉高祖“隆凖龙颜”。长凖，无非鼻子长些。隆凖，不过鼻子高些。史官的这样写，也是想突出他们不同常人的帝王之相。这基本上也属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不可能较常人长出或高出若干倍的，那不成了怪物？学问疏陋的我，搜索枯肠，再找不到对于鼻子的赞誉之词。甚至连哭，与鼻子无大关系，也叫哭鼻子。看来，鼻子够倒霉的。对于这个器官，文学家采用嘲谑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要拿鼻子开心？我一直想，这与鼻子虽司嗅觉，在面部器官中，并非不重要，但比之于眼睛、耳朵、嘴巴，就不是绝对重要有关；而它偏偏占据了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最突出的位置。如果把脸看成一张报纸，鼻子就是头条新闻、社论，它当然不配，于是，被人笑话。拿鼻子大开其涮者，俄国的果戈理算一个，在他的早期作品《彼得堡的故事》中，就写了一篇题名《鼻子》的短篇小说。
故事从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坐在桌旁吃早点开始。俄国人不吃油条，不喝豆浆，而是要吃面包抹黄油。当他掰开那刚出炉的面包，眼睛立马直了，里面竟有一只鼻子。而且，他认了出来，天哪！这鼻子正经有点来头，是每星期三和星期日去刮脸的八等文官柯瓦辽夫的呀。他吓得魂不附体，不停筛糠。
怎么办呢？他老婆埋怨，肯定是他昨晚喝多了沃得卡，在给这位文官刮脸的时候，稀里马虎地割了下来。而他老婆更是混账，竟揉进面团里，放到面包炉里烤。伊凡·雅柯夫列维奇赶紧从面包里摘出这只鼻子，用布裹上，走出门去，在以撒桥上将它扔进了涅瓦河。
尔后，果戈理写得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简直太夸张了，绝对是我们这些想象力相对贫乏的中国作家，料所未料、想所非想的。这只八等文官的鼻子，摇身一变，成了大模大样的五等文官，坐着四轮马车，混迹在彼得堡的官场。这可是那些只会中规中矩，只会照本宣科、只会借鉴模仿、只会从洋人那儿剽窃一些灵感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
说真的，当我重读了这篇《鼻子》以后，走在马路上，忍不住看那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里会不会也有那位五品文官，而实际却是一只别人丢失的鼻子？反正，文坛上，作家中，不乏这种果戈理写过的鼻子，虽狗屁不是，但人五人六。
他妈的，这算怎么回事？！不过他没有骂出声来。我很佩服柯瓦辽夫的涵养，因为我做不到。每当看到那些家伙小人得志的嘴脸，狗屁不是的下三烂，我就不由得血压升高，七窍冒烟。所以，读到果戈理笔下的这类彼得堡官场中人模人样的鼻子，我豁然开朗，从此也不那么往心里去了。既然那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我也就去他妈的了。
不过，我在琢磨，果戈理使这只鼻子充满荒诞色彩，很可能与鼻子在面部诸器官中长相比较滑稽有关。动物的鼻子，如猩猩，两孔朝天；如山魈，花花绿绿；如大象，状若蠕虫；如豪猪，鼻尖如豆，都很好笑。人类的鼻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说方不方，说圆不圆，上窄下宽，前低后高，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构造。鼻孔、鼻翼、鼻梁、鼻尖很难摆到恰到好处。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丑鼻的记录，从来没有美鼻的典型。
美国作家奥亨利在他的小说《使圆成方》里说过：“美是完美无缺的自然，圆形是它的主要属性，请看一轮满月，迷人的金球，瑰丽庙宇的圆屋顶，越橘馅饼，结婚戒指，马戏场地，召唤侍者的铃……”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呈O形的东西，总能给人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所以，你会赞美一个女孩子的漂亮的眼睛，性感的嘴唇，丰满的乳房，摆动的臀部。这一切，无一不是圆的。很少，几乎没有，会对不圆不方的鼻子发表什么观感的。
大师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也不大注意鼻子，曾经用“鼻凝鹅脂”形容迎春，用“鼻如悬胆”形容宝玉，看来不是很认真的。因为这些套话，在旧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早用乏用滥，不过信手拈来聊以充数。到了林黛玉这儿，曹雪芹觉得用这种大路货的水词，加诸他心爱的女主人公，不免有些亵渎，所以，他宁用“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着意描摹她那神态，专门给她眼睛一个特写，马上就不同一般。至于黛玉小姐的鼻子，一字不提。这倒好了，合乎司空图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留给读者去想象了。
鼻子之所以不被看好，是它在五官中的功能愈来愈不重要相联系的。虽然早先，套用阿Q先生的名言，“老子也曾阔过的！”但人类进化的结果，嗅觉让位于视觉，让位于听觉，已成定势。当人类从四脚落地往两腿直立行走的进化过程中，鼻子可是老大。在宇宙洪荒年代，嗅觉对人来讲，至关紧要，无比有用。那时候，人类首先是用鼻子来接触世界，认知世界的，嗅觉起着斥候、警卫、试探、测定的作用。猪拱地觅食，狗闻尿识路，全凭鼻子。我们老祖宗也曾有过这样的进化阶段。
我们设想一下，当一头猛兽从房山方向朝周口店猿人袭击而去的时候，等老祖先们听到动静，看到身影，才有反应，肯定对这迫在眉睫的险情，根本来不及招架。只有早早地凭着鼻子（那时没有许多人工合成的气味，也没有患鼻炎、鼻窦炎的病史），嗅到空气中传来的不祥气味，便可及早地找一个安全的洞穴躲藏起来。许多动物至今还是靠嗅觉，寻觅食物，警惕敌人，追逐异性，认同族群，气味是主要的识别手段。因此，上帝造人的时候，将它放在脸部的主要位置和突出部分，占去一张脸的三分之一的地盘，是很合理的。
但由于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人类逐渐有了许多代劳的工具和手段，无需鼻子费事地去东嗅西嗅。人类的体能在变得软弱，鼻子是最明显的一个。就以“耳闻目见”、“耳濡目染”、“耳听是真，眼见为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话语分析，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基本上是眼睛的事、耳朵的事，鼻子老先生早就靠边站，成为摆设了。再加之工业社会，环境污染。古人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话端的正确。在混浊的空气里，别说花不觉其香，连屁也是放和不放一个样。
不过，在当代中国，鼻子也曾经神气过几天的。那是在“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鼻子们可出了一番风头。至今，那还是很令造反英雄和革命小将们留恋和怀旧的日子。斯其时也，凡具有嗅觉特异功能，能挖出叛徒工贼特务间谍里通外国暗藏敌人者，无不立刻官擢三品，马上黄袍加身。那时，我适发配在一边远省份的工地监督劳动，接受专政。小单位不足百人，竟也派出十数拨、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外调，要用鼻子去嗅出我是敌人的证据。
那时的中国，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希望建一个水晶般纯净的革命天堂。据说在这个天堂里，没有一个是有污点的人，都像刚从澡堂子里又搓背又擦澡出来，浑身干净得不亚于刚褪了毛的光猪一样。我从一位派到北京、上海去查我的民工那里听到（因为外调者必须是党员，而派出的人数很多，正式职工中的党员不敷差遣，只好起用民工中的党员），光为我所花掉的外调差旅费，所用掉的人民币，足够买几头牛。
他说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最开眼的，莫过于一是在北京下小馆，饭桌上摆着的油炸辣椒末，竟是可以随便舀来吃的；二是看到我的档案，足有三公斤重，里面什么都有，竟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装的。这位民工最不愿意清队很快结束，老是把鼻子伸得很长，比匹诺曹长得多，东闻闻，西嗅嗅，希望查到什么线索，好再派他出去外调。因此，我常诘疑时下流行的怀旧情结、无悔青春、神往十年“黄金”岁月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存有想白吃那油炸辣椒面的嫌疑。
当时，小将们和造反派，清队清红了眼，好一个查字了得。不是这一半人在调查另一半人，就是另一半人在调查这一半人。与我同关一牛棚的走资派，跟我哀叹，完了完了，整个中国，基本上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像我这样明码标价的右派分子，更是要祖宗三代，五服之内，彻底翻箱倒柜，来个底朝上了。假如谁有兴趣，统计一下当年我国这方面的开支，各省市县，各机构单位，各厂矿街道，统统加在一起，也怕是天文数字了。若留下这笔钱来造三峡大坝，也不至于如今这般拮据，若用来给孩子们办学校，今天不会有“希望工程”这一说。
那位民工老乡，虽恨不能用鼻子挖地三尺，希望有所发现，但他并无恶意，只是想再获机会免费舀油泼辣子。有些鼻子，就很不地道。这一点，连德国警犬、英国牧羊犬、西藏獒犬、阿拉伯驯犬，都甘拜下风。狗鼻子虽然灵敏，但是不会存害人之心、怀噬人之意。有一天，忽然从牛棚里押我出去批斗，冠我以反对中央文革领导的滔天罪行。当时，我魂都吓掉了。即使我吃了豹子胆、狼虎心，有上梁山之志，敢萌落草之念，也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终于，我渐渐听明白了，真是叫我欲哭无泪。当年，也就是1957年，我的第一篇被错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改选》发表后，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曾经在《中国青年报》批判过我，这就成了我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该万死的公诉状。
其实那时，此公尚不成气候，有嗅觉，未通天，离发达还远。何况是他拿棍子敲我，我如何反对得起他。但“文革”十年，是一个不由分说，批斗了再说的时代。无论如何，他现在是中央首长。中央首长十几年前就点名批判你，说明你是老反动派。打倒老反动派，何其理直气壮，何其大义凛然！台下口号声声，台上实行专政。按最高指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必是反革命分子痛苦之时，将我喷气式地架起，俯首撅腚，屁眼朝天，纵使你浑身长嘴，也是讲不清的。很明显，不知哪只鼻子，从我那三公斤的档案中嗅出来的。我才不信已经日理万机的姚文元，会对一个已成死狗的早年批判对象感兴趣。所以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进了恶狗村，呜呼哀哉，你只有不死也脱层皮的结局。
那一程子，全中国的鼻子们可来了精神，跟踪盯梢，望风扑影；明察暗访，察言观色；字里行间，蛛丝马迹；逐一过筛，人人过关。普天之下，无不疑神见鬼，而人皆为敌；率土之滨，悉皆怀疑一切，并打倒一切。鼻子的功能，有史以来，也不曾这样辉煌灿烂过。
而那些不幸被鼻子嗅过的，上至党国元老，下至草芥之民，所谓的“阶级敌人”，事后查明，无一不是冤假错案。结果，无数的血泪，倒成就了一个死亡的词语，重新焕发青春。我未考证过，“平反”一语是不是延安整风时期创造出来的。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是汉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嗅觉功能，特别在歪门邪道方面，谢天谢地，最好退化。但愿若干年后，除了供非洲某些部落的妇女和美国黑人摇滚歌手在鼻隔上套环以装饰外，真希望鼻子是一具没有多大用处的器官，那样天下会太平许多。
因此，鼻子的不重要性、无所谓性，和它在面部所占的重要而突出的位置，两者之间的反差、矛盾、不协调，是它成为嘲笑对象的基本原因，也是作家用以作为荒诞题材的背景。它既缺乏眼睛能够流露出来的万种风情，也没有嘴巴能把死人说活的本领，更不具有嘴唇所表现出来的一份令人馋涎欲滴的鲜艳。鼻子还有什么用场呢？除了擤鼻涕的排泄作用，打呼噜的共鸣作用，偶尔表示惊奇的噤噤鼻子的表情作用外，鼻子在五官中是最清闲的。
尤其，当一位面如满月的小姐，将那O型的嘴唇凑上来，如奥亨利所说，“谁没有在真挚地嘟起来接吻的嘴巴上看到自然界最动人的抒情诗呢？”你猜，这其间是谁在扮演最碍事、最烦人的角色？就是鼻子大人。双方将脸贴得愈紧，就愈觉得这物件的多余，恨不能将这讨厌的电灯泡、夹馅饼干，让那位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干掉才好。但是，如果真的把这玩意儿弄掉的话，那也会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请看果戈理的小说，那八品文官柯瓦辽夫，一觉醒来，在镜子里发现脸部缺了一件司空见惯的家伙，不也如丧考妣似的痛不欲生嘛！
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类似的状况，有它，无多；没它，虽不少，总感到有点欠缺。就以文学的造势为例，若是突然有一天，文坛上没有人起哄架秧子，没有人抬轿吹喇叭，没有人搞排行榜游戏，没有人嗜痂之癖地专捧女作家的金莲，没有人算命打卦谁传世谁不朽谁大师谁小卒谁完蛋谁永恒地那么一折腾，恐怕这一亩三分地里，也会冷清得让有些人五计六受而不安生的。现在，“应该有鼻子的部位，变成完全平塌的一块”，这实在教柯瓦辽夫先生痛苦得要命，总不能没有鼻子在涅瓦大街上闲逛吧？话说回来，果戈理固然需要别林斯基，不过，没有别林斯基，或者别林斯基忙于吃女作家的豆腐，果戈理也不至于上吊。而柯瓦辽夫，若是没有这个鼻子，却是连自杀之心都有的。
他决定去找警察总监报案，可怎么出得去门，这使他犯难。人，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会没鼻子，一是害了杨梅大疮，一是受了中国古代才有的劓刑。无论何者，这都是不太名誉的事情。忽然，八等文官计上心来，用一块丝巾，装作鼻衄出血的样子，捂住这块难以见人的地方，在彼得堡的大街上行走。没料到，一件难以理解的怪事，在他眼前发生了，他在马路上看到了他丢失的鼻子。也许自己的鼻子，与自己养的宠物小狗小猫一样，有一种归属感，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但万万没想到，这只百分之百属于他的鼻子，竟然有模有样，“穿着绣金的高领制服，熟羊皮的裤子，腰间挂一口剑。从有缨子的帽子，可以推知他是忝列在五品文官之列。”这等人物，比他要高好几个级别。如果按我们中国熟知的官场等级推断，八品为副局级，那五品的鼻子该是副部级或者准部级。看到这里，自惭形秽的柯瓦辽夫差点没有发疯。何况那老兄还屁股冒烟，坐着奥迪，比无代步工具的他，神气活现多了。
从历史上看，凡官场，总是由一批具有治理能力的官吏和一大批基本上吃闲饭的无能之辈——也就是一些混进来的鼻子，共同构成的统治网络。虽然，统治网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构成，每一个坑里，必须有一个萝卜；每一个萝卜，也必须有它的坑。但是，有办事的萝卜，也有不办事的萝卜，更有坏事的萝卜；有起作用的坑，也有不起作用的坑，更有起反作用的坑。同是坑，同是萝卜，质素大相径庭。越是像沙皇俄罗斯那样衰朽的政权，越是有柯瓦辽夫鼻子生存的余地，因此，它成了某个坑里的某个萝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就明白了，一个从别人脸上丢失的鼻子，成了堂而皇之的五品文官。那么，一个瘪三、混混、无赖、痞子，原来狗屁也不是的家伙，忽然钻营得抖起来，沐猴而冠，马牛襟裙，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虽然大家了解他不过是一个鼻子，知道他的内容物不过一摊鼻涕，但他还感觉异常良好地在那里装腔作势、龇牙咧嘴、神气活现、吆五喝六。那么，你就觉得果戈理一再解释他写的这篇“第一，这对于祖国毫无裨益；第二……但第二点也还是：毫无裨益”的《鼻子》，其实是多么的深刻而具有世界意义了。因为这类混迹官场（恐怕还要包括文坛）的鼻子，并非只是彼得堡的土特产品，只能在涅瓦大街才可一睹容颜，而在我们这里，对不起，偶尔间，我还有幸与诸如此类的衮衮诸公坐在一张八仙桌上正儿八经地搓麻呢！
恕我就不一一介绍这些牌友了。
因为我从来遵循果戈理在小说中的教导：“俄罗斯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你只要讲到一个八等文官，从里加到勘察加所有的八等文官都一定会认为是讲到了他自己。”这对作家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的至理名言。所以，对这活生生世界中一切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我就要请大家原谅，只能宜粗不宜细地一笔带过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也曾以鼻子为题写过小说的。我不晓得这该是鼻子的荣幸，还是它的不幸。芥川先生的《鼻子》，则更是将这个器官，荒诞得不可名状。
“谈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无人不晓。它足有五六寸长，从上唇上边一直垂到颚下。形状是上下一般粗细，酷似香肠那样一条细长的玩意儿从脸中央耷拉下来。”这根鼻子使这位主事和尚苦恼到了极点。“首先，连饭都不能自己吃，不然，鼻尖就杵到碗里的饭上去了。内供就吩咐一个徒弟坐在对面，吃饭的时候，让他用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条替自己掀着鼻子。可是像这么吃法，不论是掀鼻子的徒弟，还是被掀的内供，都颇不容易。有一回，有个中童子来替换这位徒弟，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当时连东京都传遍了。然而这绝不是内供为鼻子而苦恼的主要原因。说实在的，内供是由于鼻子使他伤害了自尊心才苦恼的。”
一个人有了这样一条不雅观更是不方便的鼻子，而不想方设法使其变短，那是不可思议的。“他几乎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喝过老鸹爪子汤，往鼻头上涂过老鼠屎”，鼻子依然故我。后来，他从朋友处得到来自震旦，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治长鼻的一个偏方，而且简单易行，就是“先用热水烫烫鼻子，然后再让人用脚在鼻子上面踩”。
中世纪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尊崇，怕比我们现在一些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的膜拜供奉尤甚。尽管日本的某些人现在很看不起中国，若到东邻扶桑走一走，却无处不见中国文化的痕迹。甚至我们这里早就不穿的屐，还在日本人的脚下踩着。说来惭愧，茶，本是我们中国的象征，而茶道却成了日本的特色文化；豆腐，是汉代淮南王发明的，可现在，中国人却组团到日本学习做豆腐。由此可见人家向你学习借鉴的地道，和把你的东西融化吸收的努力。不像我们这里，囫囵吞枣，学而不化，胸毛贴得倒挺有男人气，可是，一双手伸出来如鸡爪，一对腿露出来似麻秆；一篇篇作品发表出来，总给人一种来历不明之感。这样，就令人不敢恭维了。
禅智内供的长鼻子，经这偏方一治，果然变短了。但是，这种如释重负的舒畅心情，并没有快活几天，短了许多的鼻子，使看惯了他长鼻子的僧侣们，倒觉得格外的刺眼和滑稽了。“有位武士到池尾寺来办事儿，他脸上摆出一副比以前更觉得好笑的神色，连话都不正经说，只是死死地盯着内供的鼻子（当然是缩回去的）。岂但如此，过去曾失手让内供的鼻子杵到粥里去的那个中童子，在讲经堂外面和内供擦身而过的时候，起先还低着头憋着笑，后来大概是终于憋不住了，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他派活儿给杂役僧徒的时候，他们当面还毕恭毕敬地听着，但只要他一掉过身去，就偷偷笑起来。”“鼻子短了，反倒叫内供后悔不迭”。
读芥川先生的小说至此，我悟到，无论是他笔下的禅智内供的鼻子，还是果戈理笔下的柯瓦辽夫的鼻子，是什么样子，就该什么样子，那才是最好的、最自然的，结局因而也必定是最完美的。正因为如此，肚皮空空，不必装出学富五车的样子；胸无点墨，最好少去指点江山信口雌黄；稍有成绩，也用不着做出外国人认可的大师状；拿了绿卡，也无须作假洋鬼子吓唬中国老乡……毛泽东云：“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话说得厉害，但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便有这两篇《鼻子》小说最自然不过的结尾。
那个“以五等文官的身份满处乱闯，惹起了满城风雨的鼻子，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忽然又在老地方，就是在柯瓦辽夫少校的两颊之间出现了”；当“寺院里的银杏树和七叶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庭园明亮得犹如铺满了黄金”的那个早晨，内供也突然发现自己的鼻子，又跟过去一样长了。于是，柯瓦辽夫坐到了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的椅子上，照旧任他拉着鼻子给自己刮脸；那个和尚“在黎明的秋风中晃荡着长鼻子”，“不知怎地心情又爽朗起来”。
真是让我们为这两只鼻子回复本来的面目，衷心祝福！
也许，做人，做文章，做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保持这样的本色状态，去伪饰，少装蒜；戒浮躁，忌狂妄；不矫揉，更不做作，那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如今还在招摇过市的鼻子，何时能够恢复其正常功能，你也别抱太多的希望，且等着慢慢看他们的表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