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两位朋友谈起现在读文言的人要比读白话的多。他们的估计是这样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市民，都能读白话和文言，虽然他们所能读的白话和文言，性质程度未必一样。而在实际生活里，他们是两种文体都得读的。另有一班老先生，却只读文言，不需，不愿或竟不能读白话。这么看，读文言的人岂不就多了？
又有朋友说，现在的白话是美术文，文言却是应用文，正如从前古文是应用文，骈文是美术文一般。——这几位朋友却都是写白话的。这原是些旧话；近来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教我想起了这些。我觉得这两说都还有可商之处。主张第一说的，似乎没有将那数目不小的，只能读白话的小学生估计进去。这个数目怕比那班老先生多；况且老先生一天比一天少，小学生却日出不穷。就凭这一点说，白话的势力一定会将文言压下去。自然，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若真个成功，就不一定能这么说；不过那么一来，中小学生可太苦了，浪费了许多精力在本可不学的东西上。这层别人已经说得很多，兹不论。
至于文言文是应用文，也是这回文言运动的二大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是经书为做人根本，不可不读；这一层论者也很多，不赘。——许多人看重这件事，因为是实在情形。不过现在社会上应用的文言，如书札，电报，法令，宣言，报纸等，却并不是所谓古文；念了《论语》《孟子》固然未必写得合式，就念了韩愈、柳宗元、曾国藩（不指他的家书）、张裕钊，也还未必写得好。这种东西贵在当行；只要懂得虚字用法，多看多练就成，用不着“取法乎上”。不过小学初中的学生也不必着忙；高中或职业学校可在国文科里带着讲讲练练，练比讲还要紧。
白话文是否只是美术文呢？林语堂先生（他并不是中小学文言运动中人）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
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
似乎也只以白话为美术文。但是作书信，开字条，与普通文言也不同，已见上节。语录体自成一格，原是由文言到白话的过渡。白话既已流行，似乎该用不着它了；而林先生却主张再往回走，似乎可以不必。现在且说作书信，写字条，林先生以为：
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嗦，文章不经济。
这里有两点可以注意：一则林先生是直翻文言，看来自然觉得可笑而不经济。但事实上怕很少那样说的。“示悉”在白话信里，也可当作成语用；要不然，说“来信悉”“来信收到”都成。“至感”可说“感谢”“多谢”。“歉甚”可当成语，换说“对不起”也未尝不可。新文学运动初期，林先生所说那种浮夸的句子或许有人用；那时还有“亲爱的某先生”“你的朋友”等等格式，是从外国文翻来的。但现在却少了。现在朋友写信，无论白话文言，上下的称呼如“某某先生”“弟某某”等，虽还不脱从前的格式，可简单利落多了。信里的套话也少了。这不是文言白话的分别，而是噜嗦与经济的分别。现在可以说第二点了。经济不经济其实应该分文体论，不该只看字数多少。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文言的字句组织和白话不同，论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若将一句文言，硬翻成白话，那当然是噜嗦，不过这种硬翻成的白话并不是真白话。至于成语，更不能也不必翻。其实就白话说也一样，如“揩油”、“敲竹杠”，便没有适当文言可翻；若写文言信，也只好说，“大揩其油”，“此系敲竹杠性质”。书信文条的经济标准又与文言白话不一样。文言书信体因为年代久了，所以有一定的格调，看起容易顺眼；白话书信应用的时间长起来，也会有一定的格调的。
至于说理，论辩，古文实不相宜，曾国藩就说过这样话。
（《与吴南屏书》）语录体比古文得用些，但还不及白话复杂细密。林先生似乎只承认白话表情表得妙，而不承认白话达意达得好；其实白话之所以盛行，正因为达意达得好。新文学运动起来，大半靠《新青年》里那些白话论文（文言的很少），那些达意的文字；新文化运动更靠着达意的文字。这是白话宜于说理论辩的实据。
从梁任公先生以来，文言早已渐渐改了样子。他那时是不求汉魏的凝炼，不守桐城的义法，名词杂，篇幅长。但还用典故，还搬弄虚字。近来的文言却连典故也少用了，虚字也少用了，只朴质地说理纪事。这么着文言白话的分别其实就很少。请看下一节文言：
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为沟通中西文化起见，特（地）举行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沪举行，成绩甚佳（很好）。现（在）应华北各方请求，由今日起至七日止在北平图书馆展览一周（星期），每日展览时间自晨（早）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月一日《大公报》）若将括弧里的字分别加入，换入，岂不就是现行的白话？请再看一节白话：
文官制度譬如吾人的（之）生理机构，不待大脑发有意识的命令，即可依照常理进行呼吸，消化，走动等本能的或习惯的功用。所以我们（吾人）甚至不妨说（谓）事务官比政务官还（删去此字）更重要。（同前）若照括弧改一下，岂不就是现行的文言？自然，现行的文言白话并不全如此相近，但在应用文方面，二者相差的确不怎样远；所举二例，只从同日同报上随手检出，可见同类的例甚易见，并非巧合。这可以说是文言的白话化。文言白话相差既这样少，将来识字的人多了，能读白话的人多了，报纸和别的应用文自然渐渐改成白话。那时文言只供少数人用；若干年之后，便会变成真正的“死文字”，像周诰殷盘，只能学者去研究了。再说，现在对于文言里的成语往往滥用，又多忽略文法，如王了一先生《今日的白话文言之争》（《独立评论》一一二号）里所举的有趣的例子（如“难保不无障碍”等，因为老句法太短，不易引入注意，所以才用续凫胫的办法；这其实也是文言的白话化）。这可见一般人已经没有耐心去研究那难学的文言了。拥护文言的人也许叹息文言的退化，但这是免不了的；人事日繁，难学的文言，总有一天会崩坏，让白话取而代之。
白话照现行的样子，也还不能做应用的利器，因为欧化过甚。近年来大家渐渐觉悟，反对欧化，议论纷纷。所谓欧化，最重要的是连串的形容词副词，被动句法，还有复牒形容句（日本句谓“如何如何的我”之类归入此种）等。姑借用林先生《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人间世》十三期）中的所举的例子：
女人最可畏的物质贪欲和虚荣心她渐渐的都被培植养成。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可以看出欧化的流弊所极。以后应用的白话该是国语，而且要以最近于口语为标准；那些太曲太长的句子，教人永远念不顺口的，都用不着。至于大众语，在形式上，这样限制也就够了。这种白话，只要能识字，想来总容易懂的；文字与语言无论如何不能完全一致（如助词，差异就很多）。识字的从识字的过程里学习了种种方便，可以懂得那虽不完全与语言一致的文字。若不识字，那就困难，大概只有用罗马字拼方音教给他们，像内地许多教会曾经办过的；再有，就是用方音念给他们听。
1934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