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影先生：
《文学》的编辑先生将您的信寄到北平的时候，我想马上写回信，在《文学》第三期里回答您。但是因为要写完一篇稿子，便搁下了，耽误了一个月，真对不起，请原谅罢。
我说《新诗歌》“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正所以表示对于其馀作品的不满意——特别对于“回忆之塔”一类过分欧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顺口的长句不满意。至于说“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确是“太把形式看重了”，如您所说。您主张“内容支配形式”，结果会一篇诗一个形式。
有些人主张形式与内容是二而一，一而二，诗不该有固定的形式，结果也当相同。我觉得后一说比较圆满些。但如何“运用活的内容随时创造出新形式”呢？是凭各人的才分去乱碰？还是得懂一点音韵的玩艺儿？您似乎觉得两样可以并行不悖；我也如此想。但实际上如何下手却非下了手无从知道。
前文存而不论，现在我还只能存而不论。
您说“南方的黄包车夫小市民能读报纸及连环图画的就比较北方多”，但北方的洋车夫小市民能读小报的似乎也不少。他们却都未见得能读新诗歌。老实说，我们的话全不免是猜想。有一个朋友说，最好能做些实验的工夫，参照定县的办法；看看大众能够懂得，能够欣赏的到底是那些种东西。这么着便有了具体的标准，免得空口说白话。
您提起“中国的环境”给“费解”的新诗歌辩护。但我所不满意的并非侧面的描写和用比喻，而是不扼要，口罗嗦，洋味儿。这与“中国的环境”是无干的。
草草作复，谢谢您的信！
佩弦附：芙影给编辑的信编辑先生：
在诗歌被一部分“作家”不承认是文化的单独的一部门的今日（譬如《现代》就不给诗的作者的稿费），朱自清先生的介绍《新诗歌旬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并且又贡献了许多可宝贵的诗歌大众化的意见出来，补足了新诗歌没被提及的问题。
表面看，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好像是低落了，这，原因无他，几个讨论的人，死的死了（如易嘉），活的被撵得鸡飞狗上墙，日无栖息之所，不能无因吧？但也不能就此拉倒。
现在要说的是我同朱先生不同的意见，新诗歌的空洞本用不着我替她遮饰，不过，朱先生是搀住“成见”看她的，假如真如朱先生所说“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无疑的，是新诗歌完全失败了，同时是朱先生太把旧形式看重了，我并不否认一切小曲调在封建文化中占着大众化的首位，但时代是一九三三，“以新的内容利用一切旧的形式创造新形式”，不要忘了。朱先生说“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这是朱先生太把形式看重了，我们要内容支配形式，但不要形式支配了内容；如朱先生认为成功的英国“无韵体”试验者徐志摩君的诗，要是剥去他华丽的外衣，那简直成了一副吓人的骷髅了。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如《新月》诸“诗人”的东西，不怕他们怎样的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结果还不是那一套形式与技巧的变幻。再说一遍一切封建的遗产我们都乐得去承受的，但有条件的，批判的，把它当成诗歌大众化的一部门，决不是把它使奉为整个大众化的工具。朱先生说新诗歌上的东西“都是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他们提倡朗读”，“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这是一点也不错，不过朱先生，请你不要忘记在一切发展都不平衡的中国，例如南方的黄包车夫，小市民能读报纸及连环图画的就比较北方多，不见得一定是洋博士才能够读新诗歌。如胡教授的“谈新诗”的遗教，那我们是只好敬谢不敏了。要彻底解答这一问题，那也诚如朱先生所引用的只有作家自己大众化。他们虽不能如朱先生期望之殷，但毕竟他们是一步步向前走着的。
让我再举例来说明吧，如被称为“世界诗人”的培吓尔、白德内衣们几个人的诗就没有固定的形式，他们运用活的内容随时创造出新形式，也并不滞板，比限于“死”形式的诗，坏就是好例。我的意见是在目前只要有新的内容运用灵活的技巧得当的表现出来也就够了。自然这不是永久的，永久性的，也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才有可能。
顺便说一下：蓬子君的诗有几首是好的，如《血腥的风》等，但他在《文学月报》发表的东西显然的是失败了的，没材料，干叫，弄手法。森堡君在新诗人中比较说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朱先生嫌他们的作品费解，中国的环境朱先生大概是知道的吧？人民没保障，文人是连猪狗都不如！一针见血的作品可以说就没有发表的可能。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不便写字，写来又没头绪，还得请编辑先生和朱先生原谅。
敬祝
撰安！
芙影上1933年10月1日《文学》1卷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