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彭德怀言不及私，相争以理，如此而已！”
★过草地时，他将珍藏的獾子肉让给了战友
★将土豪的孩子培养成战斗英雄
★黄克诚板着脸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心中只有老百姓
★“刘少奇是被诬陷的！”
吴东峰曾如此生动形容黄克诚将军：“待人随和，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干部战士们说，师长没有架子，以身作则，是一个可亲的“老头子”。
根据地的老百姓们说，黄师长关心老百姓，谁遇到难处，总是伸出援助之手，是可以信赖的“我们的长官”、“自己的亲人”。
同事们说，黄克诚将军生性执拗，是一个敢于较真坚持真理的“反对派”。
身为知识分子的黄克诚，的确如上面形容的一样，是一个随和、纯朴、诚挚、慈心的将领。
“我与彭德怀言不及私，相争以理，如此而已！”
有人说，湘籍将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性格倔强，敢于较真，能征善战，且赤胆忠心。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两个湘籍将领确是此中典型。
黄克诚为人真诚率直，敢于坚持己见，打仗都亲临一线，勇猛向前。彭德怀性格火辣，敢于为民呐喊请愿，敢于跟错误路线较真碰硬。二人性格相近，相互坦减相见、敬重对方，二人的交往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
黄克诚一走进革命的队伍，就在彭德怀的领导之下。彭德怀是红三军团领导人，黄克诚先后任红三军团第三师、第四师政治委员。虽是下属，黄克诚在执行彭德怀命令的过程中，常常敢于直接向这个上司提出自己的意见。虽是领导，彭德怀对黄克诚这个下属也是由衷的钦佩。
黄克诚让彭德怀第一次领略到他坦诚的“反对派”风格，是在攻打长沙期间。1930年6月，中央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决定冒险攻打中心城市。红三军团的任务是攻打武汉。在黄克诚的极力建议之下，彭德怀改攻武汉为长沙。对攻打长沙，黄克诚也多次表示了反对。结果，虽然黄克诚意见正确，许多人却批评他右倾，并将他的师政治委员职务降为团政治委员。
这次黄克诚敢讲真话、坚持真理的性格给彭德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苏区“肃反”扩大化后，黄克诚抵制肃反委员会的乱抓乱杀行为，用自己师政委的身份保护手下的优秀基层骨干，被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抓起来要处死。彭德怀虽是“救命”者，但从这件事情上也对黄克诚的为人也暗为钦佩，事后甚至并未将此事告诉黄克诚。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两个人又工作到了一起。他们相互间经常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各项工作而争论、切磋和提醒，每当有不同意见，就会直承意见，进行讨论，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按照黄克诚的说法，在彭德怀与众多将帅的交往中，相互间争论最多的就是他。他们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从不携藏私心，也不感情用事，而以一颗坦诚的心与对方交换看法，谁输理谁就会心服口服地表示接受。
最能证明黄克诚至诚性格与为人的，就是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对待
彭德怀上“万言书事件”。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言辞犀利地指出了“大跃进”出现的种种问题，惹恼了毛泽东，使原本纠“左”的会议突然转向变为批右。
没有多久，黄克诚被毛泽东电召上山。黄克诚知道，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是要叫他来讲话，来批判彭德怀的。
明明知道这些，但他仍然决定坚持真理、秉公直言。他不仅没有回避问题，而且在会上对彭德怀所讲“大跃进”的不足之处补充了三条意见，相当于间接证明了彭德怀的观点。
这种发言完全与毛泽东的意愿背道而驰。
会议前，周恩来总理曾专门叮嘱和暗示过黄克诚。会议上，有好心人向他使眼色，或用委婉的话语制止他。他却把心中的话一股脑全都倒了出来。
他发过言后，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找他谈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找他谈话，也没有改变黄克诚的态度。有人说，这就是“打不死的黄克诚，压不弯的硬骨头”。
这时，有人也开导黄克诚要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坚定地回绝：“‘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庐山会议开到最后，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一起受到批判。
经过一段闲居后，1965年国庆前夕黄克诚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分管农业。虽受到彭德怀的牵连撤职降级，但黄克诚并未对此放在心上。来到太行山时，看到自己和彭德怀共同战斗的地方，他触景生情，还赋了《江城子忆彭德怀》词一首：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冈。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文革”期间，黄克诚与彭德怀趁“散步”的机会见了面，黄克诚凑到彭德怀身边问：“身体怎样？”彭德怀怕再一次连累黄克诚，赶忙小声制止说：“别说话，别说话！”这是他们被隔离近十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他们相处数十年中的最后一次“交谈”。
彭德怀没有忘记黄克诚为他做出的牺牲。弥留之际，彭德怀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地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并将他遗留下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对二人的深厚友谊，黄克诚晚年时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过草地时，他将珍藏的獾子肉让给了战友长征途中，松潘大草原。
草地，像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绚丽的花草下面遍布的则是噬人的沼泽。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腐烂的花草积化成污泥，层层淤积，形成了魔鬼地狱。人一旦踏人沼泽，数分钟之内就会被沼泽无情地吞没，根本无法援救。更为要命的是，粮食越来越少，草地上的水，却大多有毒，不能饮用，生命时刻处于双重威胁之中。
杳无人烟，恶劣多变的天气、魔沼和饥饿交织成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
黄克诚对这段艰难时刻回忆道：在草地里大约共走了个把星期的时间，真是艰苦异常。茫茫草地，一望无垠，遍地是水草沼泽，人迹罕至。在草地里行军，不仅格外费气力，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之中，愈陷愈深，人马俱没。草地里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暴雨倾盆。休息时，只能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当时有一块油布用树枝架起来遮遮风雨，就算是极好的条件了。进草地的起初几天，吃一把炒青稞，喝一口冷水，还可以填饱肚子。后来食物断绝，只能靠野菜充饥。再后来野菜也难得吃上，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了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一天黄昏，天边只留下一抹红霞，眼见天要黑了。黄克诚带领教导营准备宿营休息。大家都累坏了，在这既无房屋，又无人烟，连鸟兽也几乎绝迹的草地上，就地一坐，就算宿营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渴得要命。
忽然，黄克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正拄着木棍，步履蹒跚地前进。
黄克诚派人叫住一看，原来是三军团的老同志张平凯。张平凯告诉黄克诚，自己因为有病，掉队了。“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黄克诚说完，不容分说，便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张平凯看病。然后，他又拿出一块珍藏很久，一直合不得吃的獾子肉，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在这茫茫草地上，粮食已没法搞到，大家都捂着一点救命货，以备急需。黄克诚把自己珍藏的最后一点吃的给他，意味着他自己将面临没有吃的危险。他于是对黄克诚说：“把你的粮食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说：“这算什么？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并说起了1932年张平凯曾率红三军团二师五团掩护过三师顺利转移的事。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笑了。
其实，黄克诚这时除了生存的威胁之外，由于对中央军委前一段时间打消耗战的打法发了牢骚，受林彪提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掀起的风浪影响，他被批判为“老右倾机会主义”，再一次被降职，免去侦察科长之职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还在经受着政治上的考验。
自身难保却在思谋救人，这就是黄克诚！将土豪的孩子培养成战斗英雄
长征途中，红军“捡”到了一个土豪的孩子，只得带着他走南闯北。
起初有位炊事员用箩筐挑着他，后来长征过雪山，在最艰难的时候，黄克诚就和炊事员一道，拉着马的尾巴一步一喘地攀过山来。黄克诚回忆说：“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上去不算高，海拔不过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每移动一步，都相当困难。”“我们那位老饲养员不简单啊，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养活了那匹马，要不是那匹马，我们就都埋在那了。”但就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黄克诚也没有丢下土豪的儿子，始终冒着生命危险把他带在身边。
长征后，土豪的孩子成了红军战士，年仅20出头，就已经是骁勇善战的团长了，但在解放战争中不幸牺牲了。轻易不流露感情的黄克诚极为悲恸，由于南方口音“黄、王”不分，有些人还以为这个姓王的年轻团长是黄克诚的儿子呢。
黄克诚板着脸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黄克诚的部下都私下亲热地称他“老头子”。
一句“老头子”，道出了大家对这个领导的感情，也使黄克诚平易近人、关爱下属的形象跃然眼前。
在黄克诚将军去世后，邓逸凡将军曾生动举例说，红军时期某一天，他到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在他屋里，解包裹，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人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坐一旁，笑眯眯地说：“你们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哕！”其时，黄克诚将军任红三师政委。
魏佑铸将军也说过一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去北京探望黄克诚将军。当时将军已双目失明。他刚出声，黄克诚侧耳一听，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说，“你是小魏子！”“小魏子”是魏佑铸将军年轻时的称呼。而这时，他们已四十年未曾谋面了。魏佑铸将军每说到此事就潸然泪下。
这只是两位将军的一点回忆。再详举两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转移前夕，一天，黄克诚不顾繁重的工作，特意再回到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的“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黄克诚注意到，文章虽然还肯定“堡垒战”、“进攻路线”等错误观点，但已提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观点，特别指出应当“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黄克诚以此敏锐地察觉出中央有打算放弃中央苏区向外线转移的迹象。因而，他急忙赶来野战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主力红军一旦突围，滞留中央苏区将会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黄克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穿过简陋的病房，疾步向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的病床走去。
“你快出院吧”，黄克诚开门见山向张震说道。张震不由心里纳闷：虽然自己只是受了轻伤，但政委平时很关心下级，今天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黄政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干部战士们和他在一起时都很随便，于是忍不住开玩笑说：“我为什么要出院？伤还没好呢！”
黄克诚这次却板起脸严肃地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说完就出了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做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直到红军突围以后，他们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红三军团是一支作风顽强而又朴实的战斗队伍。在军团长彭德怀身先垂范下，广大指战员形成了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长征途中，红军出了草地以后，中央派了几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工作。这几个干部对红三军团官与兵伙食一致的做法很不习惯，有时就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一些同志也看不惯他们，就在下面议论，讲几句牢骚话，结果被传了出去。后来，部队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大家经常吃不饱，有的战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违反群众纪律，偷吃了群众的东西。此事被从中央派来的领导知道后，指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提出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甚至提议对于问题严重的人予以处决。
这种情况，本应通过说服教育的手段来解决，若再以审查干部的方式来解决，许多干部战士必然要作出无谓牺牲。黄克诚虽然此时已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降了职务，身处逆境，还是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替战士们辩解说：“一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而且，一些领导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的同志有影响，哪能全怪下面的同志呢？偶尔违反群众纪律，虽然不对，但还是应当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并提出：“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困难，马上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是很不适宜的。”
这些话传到领导耳朵里，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表现，便多次召开会议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是“老右倾”，“要重新武装头脑”。连续几天批判之后，又指出黄克诚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将他安排当了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
部队继续北上。但掉队的人越来越多，部队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故而准备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不少掉队的同志被押送到军事裁判所，等候审判处决。
身为所长的黄克诚不忍心处理这些同志，认为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部队一路长途跋涉、行军打仗，很少休息，体力消耗太大了，而且经常吃不饱肚子，身体虚弱，哪有力气走路呢。掉队情有可原，不能处死他们！
一天，二纵队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也被押到军事裁判所。黄克诚了解到他在战斗中负过伤，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就因为过草地时丢失了几名伤兵，便被抓了起来交付审判处决。黄克诚认为不该，就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求情。恰好政治部门的两个领导在场，他们见黄克诚竟然为被审判的人求情，当即训斥：“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他们就下令将那位姓周的同志押走了。
黄克诚对此深感痛心，也深深自责。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经此一事，上级领导同志对黄克诚更加反感，有一位领导甚至毫不客气他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都不够格。”黄克诚这个裁判所所长就不再起丝毫作用了，审判处刑的事干脆不同他商量，全部由上级保卫机关处理。
另举一例黄克诚保护干部的例子：抗日战争期间，黄克诚曾任三四四旅政委，当时向总部建议任命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为三四四旅副旅长，由何振亚接任团长。但当时何振亚奉命收编土匪武装，没有取得成果，害怕上级责备，竟然不辞而别，跑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了。西安方面由此打来电报询问，意欲扣留审查，令黄克诚吃了一惊，立即慎重回电，何振亚离开部队纯粹出于误会，虽然有错误，但并不是叛逃投敌，因而可以考虑送他去延安学习，又救下了何一命。
“四野”的老人说到黄克诚，常常喊他“黄瞎子”，而且不少人当面也喊黄克诚“黄瞎子”，黄克诚则毫不计较。
每逢夜间行军，黄克诚真的成为瞎子了，就用毛巾拴在脖子上，让警卫员拉着走。一次行军，走着走着，黄克诚突然发现前面的战士好像停了下来。于是就上前拍了拍，叫道，“快点！快走啊！”话音未落，周围就响起了笑声，原来黄克诚的巴掌拍在了前面停下来的骡子屁股上了。
有时候，小战士们也有意与黄克诚开玩笑。一次行军，一位在前头领路的战士对黄克诚说：“政委，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我就是你的眼睛。”黄克诚就跟着小战士走了。谁知，前面的路明明是平的，调皮的小战士偏偏一跳，黄克诚看不见，只好跟着一跳。一会儿小战士又故意在平路上绕了一圈，黄克诚也跟着绕了一圈，那动作还很认真。旁边的战士不由得都笑了起来，黄克诚这才觉出不对劲，不由得也笑了：“你这个调皮鬼，不跟你走了！”
这就是生活中可敬又可亲的黄克诚！
心中只有老百姓
黄克诚生于贫寒之家，心中亦装满了对人民无私的爱。
1928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占上风。湘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就叫做：“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黄克诚领导发动湘南暴动成功后，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反扑之际，以陈佑魁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命令各县大烧大杀，欲以“坚壁清野”之策应对敌人进攻。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命令中不仅要烧掉县城和所有土豪劣绅的房产，还要将衡阳到坪石间道路两侧约十五华里内的村庄全部烧掉，以此阻止敌人进入。有一次杀一个大地主，只一刀砍将下去，地主的头就滚落在地上了，当“肃反委员”们决定将这个大地主的几个未成年孩子也要斩草除根时，黄克诚极力表示反对，认为：“地主该杀，杀也就杀了，但这几个孩子有什么过错？”结果，黄克诚得到了第一顶右倾的“帽子”。那几个孩子最终还是被杀掉了。
对大烧房子的事，县委书记李一鼎在会上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刚布置完任务，黄克诚就站起来直陈了自己的意见：“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这种做法是不得民心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执行党的决议是不能打折扣的，你还是党员吗？”书记粗暴地说。
黄克诚毫不退缩：“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正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所以才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党免受损失。”
李一鼎一听这话便上火了，声色俱厉地说，“你是右倾！对敌斗争不敢下手！”“我命令你立刻带人火烧县城。”
黄克诚反驳道，“这种做法，会让老百姓不得安身，我拒绝执行。”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予以执行，否则将予以严厉处分。”书记发起雷霆之怒。
搞到了这个地步，黄克诚只能沉默无言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不轻不重地吐出这么一句话来：“我服从组织决定。”
一场大火烧下来，永兴县城除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少部分商店化为灰烬之外，大部分房屋店铺还是幸免于难，安然无恙。原来，黄克诚在执行命令过程中，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上可交待，下可减少破坏——永兴人至今还在流传他的这个故事。
从此，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
在黄克诚率军坐镇苏北期间，发现老百姓深受海啸之苦，决心重新修筑海堤，救民于水火之中。
黄克诚表示：这是一件关系到海边民生的大事，再困难也要修筑，这会使民众了解新政权和他们是一条心，是为他们办事的o并把这事郑重交给了民主政权阜宁县县长宋乃德。
新四军、八路军打仗还忙不过来呢，哪能顾得上修堤？老百姓以及当地一些开明士绅心里不禁发出疑问。
宋乃德县长亲自询问了海啸造成的损失和修堤费用后，立即着手进行了修堤工作。通过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等办法，组织上万民工齐上阵，八路军、新四军也利用战斗间隙上海边修堤。
不久，一道全长九十华里的海堤胜利竣工。
恰巧，就在竣工第二天，海啸来临，直扑新堤，这次海啸水位比上次水位高出六寸之多，但是新堤岿然不动，房屋无一冲毁。
当地群众目睹此景，欢呼雀跃。
“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一些曾抱有抵触、怀疑情绪的地主士绅，经此一事，也改变了看法，向抗日民主政权靠拢了。
后来，根据当地实际状况，了解到部队在群众政策上的一些偏颇后，他给部队订立了“三不动禁令”：家具财产一律不动，粮食一粒不动，院内树木花草一律不动。严令各驻村部队认真遵守。同时，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宣传教育，使每一个干部战士牢记在心，自觉遵守。
一次，部队行军至阜宁县益林镇大东庄。当时夜深人静，天寒地冻。部队“嚓、嚓、嚓”的脚步声划破了村庄寂静的夜晚，村民们知道准是来了队伍！于是家家户户慌忙闭门，熄灯上炕，并心惊胆战地倾听外面的动静。
在那一段时间，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清乡”，伪军匪顽也趁机频繁出动，任意搜刮，搞得全庄百姓粮尽财空，青壮年劳力不是逃荒要饭就是躲避抓壮丁。整个庄子只剩下些孤寡老幼，白天提心吊胆，晚上则闭门不出。这次我新四军部队的“嚓嚓”脚步声也将全庄人吓得关门闭户。
部队来到大东庄后，黄克诚见天色已晚，便命令部队停下来休息。
当夜，西北风吹起黄沙尘土，肆意飞舞，搞得战士们浑身是土。面对大东庄低矮的茅屋群，不少人小声唠叨开了：“今晚在哪里宿营呢？”“天这么冷，风又这么大，怎么办呢？”黄克诚虽考虑到部队一整天行军，连水都没能喝上，天又寒冷风又强劲，应该让战士们好好歇一歇才是。但考虑到深更半夜去敲老百姓的门不合适，就拿定主意：宁可挨饿受冻，也不能打扰老百姓！
很快，一道命令下达各部队：进村后，一不准敲群众的门，二不准动群众的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喧哗，各部队按班排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草堆旁，寻找避风处就地休息，天明后另行分配住地。
听到这个命令，警卫员小陈犯了愁：黄师长身体不好，他爱人唐棣华秘书还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首长和小孩子冻出毛病来怎么办？就在这时，他看见一户人家有一丝微弱灯光。他赶忙问黄克诚：“啊！师长，你看那户人家还没睡，我们是不是借个宿，给你和唐秘书住？”
黄克诚看了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行，不等到天亮，不等群众自己开门，决不能到群众家去”，并命令道，“找个避风处让他们母子住下，我和你去工作。”
小陈只好先把唐秘书和孩子安置在一个避风的草堆旁，拿出被子给小孩盖上，然后随同黄克诚在村前村后巡视部队宿营情况。
第二天，老百姓从睡梦中醒来，不禁都愣住了：茅屋下、草堆旁，全是身穿灰布军装的士兵，他们衣服上、军帽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白霜……
这是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晚年，黄克诚将军则极关注农事，经常准备一个花瓷脸盆，放在院中接雨雪来测量降水量，推断农事。如果“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如果“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
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刘少奇是被诬陷的！”
黄克诚虽然对待自己的冤案漠然置之，但是对其他在历史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同志，却报以极大的关心和热忱。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又任第二书记（陈云为第一书记）。
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
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和大批干部命运前途的大事，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组织研究方针政策，一方面直接参与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一些冤假错案，即使有些同志已经去世，或本人没有申诉，他也主动查清平反，为许多人清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
黄克诚常常亲自接待来访，听申诉，听汇报，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询问情况，催促有关部门抓紧对冤案假案错案平反，细致人微，一丝不苟。
黄克诚这种公而忘私，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其中，最重大、最复杂、最难办的莫过于刘少奇的案子了。
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黄克诚主持调查刘少奇的案子。在此之前，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基本调查和复核，发现当初中央专案组在刘少奇的案子上搞了不少名堂，明显存在着不实之处。为此，黄克诚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并同中央领导层中阻碍刘少奇平反案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快，刘少奇一案的情况经过复查基本弄清。这次复查，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属实。
黄克诚对有关领导讲：“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鬼，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从事实真相上看，为刘少奇平反有着充分的依据。但是，由于中央内部有人阻碍，平反工作还有相当阻力。
黄克诚决心把这件事一抓到底。
1979年11月底，黄克诚派中纪委干部徐岚到河南，了解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以及惨死在开封的情况，以备日后为刘少奇平反时使用。不久，黄克诚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邓小平、叶剑英和陈云进行了汇报，对刘少奇的平反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黄克诚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还是有人僵化教条，坚持原来“既定”方针。
黄克诚认识到，不解决这个矛盾，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他在给陈云汇报工作时，也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
1980年1月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时，黄克诚明确提出要做好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宣布中央将在不久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在1980年2月下旬的十一屈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伴随着组织调整，会议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八屈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会议向全党宣布：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黄克诚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为刘少奇平反，事实上是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纠正“文革”思想残余扫清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