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左”倾斗教条，力挽危局
★陈毅诚恳地说：“曹甸战役，责任在我！”
★盐城之战，再次发出不同声音
★“你们黄师长是千里眼！”
★四平之战，历史自有评说
★力谋“东北大势”
黄克诚是一位有着战略头脑和长远眼光的将领，对每一场战争的整体战略格局有着十分清醒和独到的认识，常常一语惊醒梦中人。他的许多建议也直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赞赏。
战“左”倾斗教条，力挽危局
红军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曾不时主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种脱离实际的军事行动指令一次次地把红军推向覆灭的境地。黄克诚是“左”倾错误和军事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曾多次与之作斗争，并在不得不执行命令的情况下多次挽救部队于危境。
且举二例：
1932年1月，黄克诚时任红三师政委。由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重弹“立三路线”老调，发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中央红军“急攻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南昌。
毛泽东反对冒险打赣州。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力陈攻打赣州之弊，指出敌强我弱，贸然攻坚，势必失败。但他此时已受到排挤，正确意见被否定，主张攻打赣州的人占了大多数。
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红军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
赣州，江西第二大城市，赣南政治经济中心。赣州城在章水与贡水的汇合处，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
赣州守敌是金汉鼎部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全旅共三千多人，直属南昌行营指挥。早在红军攻打赣州之前，南昌行营就已经命令马昆积极囤积粮食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城南，还有十七个县地主豪绅及其反动武装聚集，他们组成了十七县民团指挥部，人员五千多人，囤积了大批武器、弹药。另外，在赣州附近，还有蒋介石大部队集结，随时可以增援。
红军包围赣州后，守敌拆毁了城外工事，收缩兵力进城，固守待援。
西城门外，黄克诚与师长侯中英逼近西城门。
赣州城墙高大坚固，足有六七米高。城墙之上筑有碉堡，大垛口上则遍布铁刺、木马、滚木。环城有壕沟、出击坑道，坑道内埋有听音缸，人一不小心踏上，便清脆作响。
黄克诚目睹此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若仗打起来，红军缺乏攻克城寨的装备，如果久攻不克，我军必将陷入师劳兵疲的被动地位，后果不堪设想。他本来就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因而反对这次打赣州的冒险行为。于是，他向彭德怀提议：不要冒险攻打赣州，应该围赣打援。
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他只好服从命令，率部投入攻打赣州城的战斗，一直到二月中旬。两支主攻部队的进攻屡屡受挫。
这时，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赣州工作给三军团政治部的指示信》，力促三军团抓紧攻城。
黄克诚所率领的红三师曾炸塌了西门的城墙突入城内，但在与敌人激战一小时后又在敌方强大火力压制下无功而返。攻城接连受挫，黄克诚再次向军团首长提出了撤围赣州的建议，指出屯兵坚城之下，不宜再度围攻，否则伤亡会越来越大，但他的建议再未获准。这时，蒋介石命令陈诚率其精锐第十一师、十四师约两万人增援赣州，以解赣州之围。
正在组织攻城作战的黄克诚发现，敌增援之第十一师已经突人赣州城，第十四师正向侧后包抄而来，顿感形势严峻，又一次向领导提出了撤围建议，但仍遭拒绝。3月1日，中革军委总部移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作战，并发出了《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之敌的训令》。
第二次总攻开始了。在敌人强大而密集的火力下，红军伤亡较大，被迫后撤。
3月7日凌晨，敌人乘夜出击，黄克诚向军团部报告情况并建议立即撤退突围，再次被拒绝。
黄克诚判定红一师已经被敌人切割开来，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不顾上级不准撤退的命令，断然采取机动措施：命令师直属部队后撤南门外，同时派人通知特务连做好一切应急准备。黄克诚随即带领通讯班离开临时指挥所，摸黑前进，寻找红一师的队伍。摸索向前走了一段路后，黄克诚碰见了军团所属特务团的一个营，便要求营长赶快后退，要不然只有白白送死。营长为难道：“我们没有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黄克诚断然应道：“你赶快带部队撤退，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营长这才带领队伍撤退。黄克诚又亲自赶赴红二师指挥所向红二师师长郭炳生建议部队撤退。郭炳生坚持等候上级命令。黄克诚无奈撤出。后二师郭炳生师长牺牲。
3月8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从赣州撤围，移师赣县江口一带，进行整训补充。历时33天的赣州攻坚战宣告结束，伤亡三千多人。
赣州之役的结局证明，黄克诚依据战场情况提出的数次撤围建议都是正确的。在红军遭到突袭，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下，黄克诚在积极向上级报告的同时，果断下令部队立即撤退突围，是非常恰当的。故而，部队虽然没有接到命令撤退，但黄克诚的做法上级没有追究。
另一次是在界首之战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当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师坚守在湘江岸边之界首，与兄弟部队共同控制渡口，阻击湘、桂之敌，以掩护后续部队和中央纵队渡江。湘、桂之敌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湘江渡口猛烈夹击，战况空前激烈，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先后有两名师参谋长和两名团长牺牲。鏖战两昼夜之后，至12月1日，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湘江。
这时，湘、桂之敌越聚越多，攻势愈加猛烈，蒋介石的嫡系追剿部队也跟踪而至，而据守在界首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仍未接到撤离的命令。黄克诚意识到情况极端险恶，红四师有被敌人夹击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对师长说，中央纵队已经渡江，我师阻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当立即指挥部队撤离。师长认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能擅自撤离。黄克诚说，当前情况既危急又特殊，我们应当机立断处置，不能坐以待毙。师长仍坚持不肯撤离。黄克诚感到在这种极端危急时刻，不能再有迟疑，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果断地行使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态度严峻地对师长说：“你立即指挥部队撤离，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师长才指挥部队且战且走，渡过湘江西去，最后终于赶上了主力红军，避免了被围困歼灭的严重后果。
界首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四师战斗经历中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恶仗。如果不是黄克诚当机决断，红四师将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陈毅诚恳地说：“曹甸战役，责任在我！”
1940年11月底，苏北曹甸。
黄桥决战后，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不甘败局，纠集余部退守曹甸地区，并依据坚固据点，继续制造反共磨擦，叫嚣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面对韩的挑衅，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征得中央同意后，调集新四军一、二纵队，会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发起曹甸战役。
曹甸是苏北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水网密布。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五千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的保六旅、独六旅等亦有约五千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
曹甸是韩德勤的最后屏障。拿下曹甸，韩部就再不足为虑了。
11月29日拂晓，曹甸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打响。黄克诚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均未被采纳。
战役刚打响时，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韩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将兵力收缩到曹甸、平桥、安丰一线。我参战部队一鼓作气，切断其与平桥、曹甸及安丰的联系，完成对诸据点包围。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的主力。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我军苦攻一夜未能奏效。
曹甸战场转入对峙。
陈毅闻讯专抵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察看地形，决定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判明这种战法在此战中并不适用，只能徒增伤亡。于是，他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之役的战法提出具体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随后又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人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队全部追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时间会延长——这与中央及华中总指挥部“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的期望并不相符。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其间虽偶有突破韩军前沿阵地，但最终未能向纵深发展。曹甸再次陷入僵局，且伤亡不断增大。陈毅及时命令部队撤出了战斗。
12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两千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八千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毛泽东复电刘少奇：“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
曹甸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以付出较大代价而结束，这验证了黄克诚初期的判断和战法。而在中原局领导看来，曹甸战役失利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主要原因应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中原局领导甚至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中原局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黄克诚虽坦然接受了中央和中原局的决定，但对这次战役战法错误的看法一直未变，甚至在后来盐城保卫战时，以此例为鉴向刘少奇、陈毅力提建议，引起双方的再次争论。
事实证明，黄克诚的意见是正确的。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进行了理性反思。他认为，“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曹甸战役，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对曹甸战役，中原局领导后来也有过客观的反思和自我批评：“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
盐城之战，再次发出不同声音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7月，日军纠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两支伪军部队，共约一万七千余人，二百架飞机，上百艘汽艇，向我新四军军部盐城展开陆地、空中、水上立体进攻，开始了夏季攻势大“扫荡”。
日军一改以前单线长驱直人的战术，采用拉网式战术，稳扎稳打，步步向盐城阜宁地区包围合击。分兵三路，走一路清一路。东部的国民党部队被其第一路“扫荡”全歼，第二路“扫荡”经兴化把国民党韩德勤的“老窝”给筛了—遍，第三路也长驱直人，距离盐城仅有百里路程。
很明显，新四军军部正处在日军重兵包围之中。但是，新四军当时能够迎战的部队仅有两个师两万多人，而最主要的是装备处于明显劣势，连重机枪都无法保证每连一挺，有的战士甚至还赤手空拳。
形势十分严峻。
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参谋长赖传珠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日军夏季大“扫荡”的情况。代军长陈毅坚决主张不放弃根据地，他说：“盐城是我们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全国人民都注视着这里，保不住盐城，我们不好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次反‘扫荡’也是一场政治仗，一定要打好盐城保卫战！我们的政治口号是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给日军以狠狠打击，决不让敌人占领盐城！”政委刘少奇也持同样意见。大家情绪激昂，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军部命令，用生命保卫盐城，捍卫华中根据地大本营。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说了一句：“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的口号！”
黄克诚再次语惊四座。
黄克诚梳理了一下自己的看法，直截了当地说：“我从八路军里南下而来，参加过华北地区反‘扫荡’。基于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我军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伺机反击。”
在大家意见一致的情况下，黄克诚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刘少奇就做黄克诚的思想工作，要黄克诚从政治的高度对待这次战斗：“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有广大后方作依托，有广大民兵的协助，我们能得人心就能守天下，得天下。”
但这并没有改变黄克诚的看法：盐城肯定守不住。
黄克诚与陈毅、刘少奇没有取得统一意见。陈毅甚至有些不悦地说：“在新四军里，除了饶漱石敢顶撞我，就是你黄克诚了，可你是我的部下！”黄克诚并没有让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建议取消这个方案，放弃盐城！”
最后，陈毅不顾黄克诚的反对，命令黄克诚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三师七旅在建阳、湖垛一线阻击来犯之敌，八旅在东沟、益林地区阻击。
真的接受了任务，黄克诚一点也不含糊，当即表态：“三师坚决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随着战斗的升级，新四军伤亡较大，前线战况并不乐观。黄克诚审时度势，再次认为应避免无谓损失，当机立断撤离盐城。于是，他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回电指示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
这时，敌人攻势更加猛烈，新四军已陷入危险境地。刘少奇将军部争执情况电告毛泽东后，开始考虑黄克诚的建议。陈毅电告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离盐城。
10日，部队全部撤出，战事结束。
“你们黄师长是千里眼！”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边上演和平谈判的假戏，一面磨刀霍霍积极准备内战。
国内呈和战未定状态，全国战略格局亟须统筹谋划。
此时，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分散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没有有机连结，缺乏大片巩固的地区，一旦内战大规模爆发，将遇极大困难和被分割的危险。
黄克诚对大时局已有判断，认为国共决战势不可免，我党必须不失时机地创建战略性根据地，方可掌握主导权。
1945年9月上旬，黄克诚率部路过华中局驻地。从中央转发的一份电报中得知，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后，已控制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我军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黄克诚敏锐地觉察到，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还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调运至东北的时候，正是我军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东北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山海关一面靠山三面临海，具有非凡战略意义。占领了东北，就等于占领了一个战略大后方，从而虎视华北。
于是，黄克诚来到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办公室，向饶漱石讲清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建议“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迅速派大部队到东北去，勿失良机。不管苏联红军是否同意，都一定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战略根据地”，结果遭到饶的讥笑和反对。
黄克诚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陈述对于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他分析道：“（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到适当时机，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二）我军虽数量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且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三）目前我们的方针约有下面三个：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有利基础下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并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至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中原主力之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强敌作正面交战，胜算的希望不大，若被敌人截断之后，被迫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中央对黄克诚的电报十分重视，立即把它转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毛泽东看完了电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一面点头，一面自言自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电报发出三天后的9月1 7日，中央就发布指示，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这是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以后的人民战争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确定从各抗日根据地增调军队和干部进军东北，同时加强热河、察哈尔的力量的方针。先后到达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人（其中有政治局委员四人），干部二万人，部队十一万人。
黄克诚也受命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三千五百余人加入进军东北的大军行列。当黄克诚率部离开苏北，前进到山东临沂时，与参加党的“七大”归来的陈毅正好相遇。陈毅向新四军三师全体将士作报告时，讲道：“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了，是千里眼！”
从此，黄克诚的“千里眼”就流传开来。
虽然建议获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黄克诚对挺进东北仍没有丝毫懈怠，作了非常周密的部署。
事实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本来，出发前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说东北到处是武器，日本人在东北有不少兵工厂，日本兵溃逃时也丢下了许多武器。9月15日，党中央转发了一份先进人东北的部队的报告也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于是，有意见说到东北的部队不用带装备，甚至要把手里的武器给当地的地方武装。黄克诚对此没有轻信。他认为侥幸无益于战争，部队到达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仗就无法打。且路上虽有根据地保护，但万一有小股敌人袭击，岂不是束手待毙？
于是，他向全师下达了命令：“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北上，不能丢下武器。多余的武器可以留给地方使用，丝毫不能麻痹大意！”黄克诚的这一决定，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但他坚持不肯让步。同时，他还考虑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东北比关内冷得多，尽管现在是9月份，但长途跋涉到了关外，一定入冬了。几万人的棉衣一时筹措不及，岂不是要挨冻吗？”于是，黄克诚一面命令副师长刘震率领先头部队第八旅及后勤人员立即出发，一面加紧筹备棉衣。9月的苏北还是阳光灿烂，十分暖和。有人看着太阳就发开了牢骚：“这黄老头子是怎么了？专门跟别人唱反调，不但带着装备，而且要背着棉衣？”闲言碎语也吹到了黄克诚耳朵里，他一笑了之，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9月28日，黄克诚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领主力部队从淮阴起程，向东北迸发。
部队日夜兼程，直奔东北。
黄克诚知道，时间实在太紧迫了。东北这块战略要地，蒋介石肯定也要争夺。谁早一天到达东北，谁就多一分胜算。
此时，黄克诚又在考虑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了：出发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三师进入山东后，停留待命。现在，过了陇海铁路，马上就要进入鲁南了，到底要不要停留呢？
他脑海一直在翻腾着。
从现实来看，三师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有利于山东根据地的巩固。但是，从大局来看，部队在山东滞留十分不利，进军东北可能坐失良机，让蒋介石抢先一步。考虑再三，还是应迅速北上。想定之后，黄克诚决定向中央建议取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于是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部队到达山东后，不宜停留，稍事休整后应立即北进。中央军委复电指示：“为迅速达到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接到中央指示，他命令部队在山东临沂休整两天，补充给养，然后立即继续向东北前进，不得有误。
就在这时，下一个考验又来了。
消息传来，说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五万多人逼近山海关，并已同我守卫山海关的山东部队发生战斗。按原计划从山海关进入东北已不可能了，是帮助我军拿下山海关还是绕道而行又是一个难题。
黄克诚再次清醒地决策：“我们不能在山海关一带与敌纠缠，当务之急是迅速出关，进入东北。”即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率所部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部队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
这样，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日夜兼程，历时两个月，途经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四平之战，历史自有评说
1946年3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后撤。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开始争夺苏军走后的真空地带，以取得有利战略态势。我军先后抓住时机控制了四平、长春等地，并缴获了日军留下的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改善了武器装备。
国民党不甘落后，四月份开始向北进犯，兵锋直指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交会于此，是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也是整个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我军占领这一要地后，国民党军队极力想夺回，四平就成为国共双方进入东北后的第一次决战战场。
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四平，我东北军组织进行防御。
战前，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员的林彪征询已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的看法，黄克诚提出应先打弱敌，以乱敌人部署。林彪采纳了这一意见，将主力撤到城外，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城内只留有少量兵力。
我军以四平城为中心，组织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控制外围有利地形，迫使敌人过早投入兵力，使我得以争取时间和夺取战场上的主动；第二道防线，在四平城边沿一带坚守；第三道防线，在城内，准备与敌人打巷战。
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全部在第一道防线参战，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的进攻，歼敌七千多人。但同时三师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自身伤亡很大，第十旅伤亡主力第二十八团几个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
4月1 8日，国民党军完成了对四平的弧形包围，随即全力展开了攻击。清晨，国民党第三十师、五十师由南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飞机、大炮、坦克一齐狂轰滥炸，后又发起冲锋，但均被击退。第二天，蒋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并在炮火掩护下疏散队形成梯次接近我阵地。我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战至第三天，情况变得更加紧张，我正面防御部队伤亡较大，黄克诚率部加入了支援战斗。
屡攻不下，蒋军调集了重炮对我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致使我军在防御工事全部被炮火摧毁的情况下，防守部队不得不后撤。后我军急调刚刚参加解放长春的七师南下，敌军也将第八十七师残部、第九十一师、一九五师调来，向四平城东南逼进。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企图，我军投入七个师的兵力防守。
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蒋介石见四平久攻不下，把进攻南满的国民党王牌军新六军调了过来，限令杜聿明一周内拿下四平，并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
此时，国民党在四平已集中了八个师兵力，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第二GA996七师是美国帮助训练的精锐部队，曾参加过远征军人缅对日战争，装备好，战斗力强。
我军与敌军实力悬殊。
黄克诚打电报向林彪建议，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军打它一下，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了，企图与我军决战，而我军暂时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等地让出来，让敌人背上包袱，等其沉重得走不动了，我军再回头消灭它。
电报发出去了，没有得到林彪回电，也未见撤兵。黄克诚又发去几封电报，仍是没有回音。
情况紧急，5月12日黄克诚给中共中央打去电报，就四平保卫战和东北局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明目前的形势并提出应撤出四平的主张。中央仍然没有回电。
黄克诚只能继续执行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在四平前线顽强狙击敌人。尽管部队伤亡已很大，但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5月14日，廖耀湘率领新六军由开原经中长路以东山地迂回到四平以东地区，攻击解放军的左侧，很快就占领了四平郊区的西丰、平岗、哈福车站。5月17日，具有四平逆转之战的塔子山战斗打响。5月1 8日，东北民主联军被迫相继撤出四平。
持续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我军虽然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杀伤敌人一万余，但我军伤亡非常惨重，付出了八千多战斗骨干的代价。
四平之战后，黄克诚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找到林彪询问：“为什么你不及早从四平撤出？部队主力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你何以交待？”可是，林彪坐在椅子上，始终不发一言，神态安然。
十二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一天，毛泽东约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到他住处谈话，谈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时，毛泽东问黄克诚：“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有点激动地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没有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又说：“当时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坚持说。毛泽东微笑着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力谋“东北大势”
黄克诚率部进入东北后，虽不是东北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以战略的眼光帮助东北联军司令部和中央谋划东北大局，提出了奠定东北局势的好建议，全部被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
——创建根据地
黄克诚率部从山东到达锦州江家屯地区以后，才知道情况并不像当初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乐观。
苏联红军战胜日军接管东北地区之后，因受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准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大城市，也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因此，不要说新武器，连旧武器也拿不到。而且，当地土匪蜂起，也没有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再加上部队指战员大部分都是南方人，第一次遇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气候条件，一时还难以适应。同时，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刚刚到达锦州江家屯，就接到东北局命令要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在苏北预先作了准备，情况将不堪设想。黄克诚的战略家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军队已经看到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我军的战略意图，也千方百计地抢占东北，并借助美国的飞机、军舰，向东北快速调兵遣将，派来了优势兵力，准备把我军赶出东北。在国民党的兵力和装备都远远优于我军的情况下，我军既不可能马上独占东北，也不可能迅速取得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胜利。
面对这一战略态势，黄克诚认为，我军必须首先在广大农村和部分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以根据地为依托，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壮大，作长期斗争准备。等到时机成熟后，再进行战略决战，消灭东北国民党军队主力，解放东北全境。
由于刚到东北，黄克诚对东北局的同志还不熟悉，便直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电报，实事求是地报告了部队所面临的战场、给养等方面的状况，尤其是部队经过两个月的长途奔波，疲劳不堪，陷于“七无”的困境，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猖獗；而国民党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他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分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两天后，黄克诚又给中央军委发去了一封电报：“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军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很快，毛泽东回电了，指示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中央军委也回电了，要黄克诚与林彪商谈有关问题，并由林、黄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黄克诚又向林彪汇报了他关于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步壮大自己力量，最后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部队现在的状况，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而且没有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飞机、轮船进入东北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黄克诚陈述完自己的意见情绪有些激动。建议得到了林彪的赞同，随之决定黄克诚部迅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刚到义县不久，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于是，黄克诚便草拟了一份电稿，送给林彪审阅。得到林彪同意后，便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毛主席。与此同时，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先后给毛泽东回电，报告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11月中旬，中央确定了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针。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作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划分三类地区
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的方针确定后，黄克诚把新四军的第十旅和独立旅，分散在阜新以北、彰武以西地区活动，继续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6年1月，黄克诚率第八旅和三个特务团北进通辽，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一千多人及地主土匪武装。随后，新四军三师就在通辽、开鲁一带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他们把开展积极的军事斗争、剿匪反霸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与发动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黄克诚是个勤于思考的指挥员。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和稳妥办法，解决好部队“集中兵力以打破敌人进攻”和“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想法在黄克诚脑海里酝酿了很久。他决定向东北局发电报，建议以划分决战决胜、游击坚持、政治攻势三类地区来部署军事力量的办法，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黄克诚认为，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若不妥善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而且，东北地区辽阔，乡村村落稀少，气候寒冷，没有交通工具，运动不灵活，分散之后不易集中，集中之后不易分散。同时，由于地域辽阔，土匪众多，蒙汉杂居，无工作基础与革命传统。
在干部缺乏和与人民尚无联系等条件下，不可能长时间控制。
除大城市与铁路干线外的全部城市乡村，在短时间就变成根据地亦不可能。为解决集中与分散之矛盾，照顾作战与创造根据地两个方面，可以西满、东满、南满为单位，划分为决战地区、游击坚持地区和政治攻势地区来使用力量。
仅仅过了两天，
黄克诚就得到消息，东北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满成立了分局和军区。
这时候，他立即想到毛泽东的指示电中的话，“要把正规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于是，他向东北局建议，把他带领的新四军三师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使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相结合，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以便开展工作。
不久，东北局回电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任命黄克诚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委。
这样，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分散到西满各地开展工作。部队分散到地方活动后，普遍建立了与群众的联系，以前遇到的困难迎刃而解了。部队不断用缴获土匪、伪军等反动武装的武器和物资装备自己，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人民群众也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了实际的认识，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紧闭的房门打开了，老百姓把部队看成是自己人，嘘寒问暖，照顾得十分周到。部队缺医少药，群众主动用土方为战士治病。翻身群众踊跃支前，部队得到快速壮大。
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有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部队的兵员和物资都有了保证，战斗力更加提高了。
东北真正成为党的战略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