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林彪的历史”
★“为个人得失去纠缠历史旧账，不值得！”
★“不能乱花人民的血汗钱”
★“我这里没有后门”
★“领导干部老化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1 959年庐山会议算起，黄克诚被“打倒”的时间长达18年。其间，多次受到错误批判、打击、撤职、降级直至身陷囹圄！
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完全抛开了个人的恩怨，表现出了一个老革命家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襟怀。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他批评一些人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大声疾呼应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面对完全消抹林彪历史功绩的做法，他在特殊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以超人的政治勇气与广阔的胸襟，提出客观评价林彪的是非。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开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但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在拨乱反正阶段，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正常倾向。
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
那时，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他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话的。中央让我担任中央纪委的常务书记，我身体不好，没有下去检查工作，只能联系很少的干部与群众。因此，我讲的意见就不一定准确。但我是心里有话就要讲的，所以今天还是向同志们讲讲。我这个讲话，请同志们不要记录，也不要传达，等整理好送中央审阅，如认为可以向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传达，再发给你们。我的讲话，有些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你们原谅。”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集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会场上，回荡着黄克诚苍老但有力的湖南方音：
“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大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
他着重强调：“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他缓缓讲来……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像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提出搞武装起义，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起义。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队伍在这里站不住脚，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
总之，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讲这段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1936年的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担心我们打不赢，曾让我们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让我们交出武装，改编为国防军，以换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顶住了，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并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
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我们中央，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像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念这首诗，是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问题。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人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我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中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斗争，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尽管这些乱子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因此，在我们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老人家。
黄克诚郑重指出：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个“信仰危机”的问题，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没有出路。我看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轻率地毁灭自己的信仰。
意犹未尽，黄克诚坦诚直言：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在四个小时的讲话中，会场鸦雀无声。一阵沉寂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
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被称为“黄公讲话”。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
但是，也有人不解地说：“黄克诚没被整死就算是万幸了，想不到他今天还讲这样的话。”
黄克诚听到这种反映，非常严肃地说：“只要我还能讲话，就要这样讲。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
人们听了之后，不由得肃然起敬。
第二天，有人给黄克诚送来了讲话录音整理稿，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克诚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讲话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交给新华社发了通稿。
邓小平赞同黄克诚的观点，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黄克诚的讲话公开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秘书就选了一些来信读给黄克诚听，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
当黄克诚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
于是，秘书把四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
黄克诚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至此，此事只好作罢。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林彪的历史”
黄克诚认为，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后来走向反面的历史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全面的评价。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如此，对林彪的评价也是如此。
他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以后，1984年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同志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
听完条目，他让秘书再念一遍。
秘书又给他念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说：“现在这么写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吧？”
黄克诚说：“经过研究也不对，这么写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说，历史上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这在当时，不要说年轻人，就是党内的同志也不敢这么说。
“这样吧，你去把他们请来，我要和他们谈谈，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于是在北京郊区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面对这些搞百科全书的秀才们，黄老的话很有几分沉重。说话有点慢，但却是字字千钧。
“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写人物志，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他在《史记》里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目。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有些微微发抖，来这里的同志也有些紧张。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我这个人是敢讲点真话的。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
“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要承认这个事实。”黄克诚肯定地说。
“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说是一员战将。”
“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金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金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
黄克诚指出，抗战时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
林彪在东北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历史功绩不能抹掉。
黄克诚说了历史，又说解放以后，他说：“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复考虑、权衡，才评出了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难以令人置信……”
说完这些话，黄克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需要写具体一些，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平津战役，解放了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评述过林彪的成绩，黄克诚又就人们普遍认为的林彪的错误谈了自己的见解。
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例，说道，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有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
黄克诚进一步指出，据我了解，像这类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条目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不写。
紧接着他又补充：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历史上的功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的错误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参加当时座谈的人听了，都说：“这话也只能是黄老讲。”
黄老的话的确抓住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百科编辑部专门发了一期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这次谈话。他自己却说，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而已。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黄克诚说：“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
黄克诚如是说。
他对党和军队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仅使得对林彪的历史评价得以纠正，而且对党史军史的研究编写也有重要的意义。“为个人得失去纠缠历史旧账，不值得！”
黄克诚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有十次受到不正确对待。但黄克诚就是黄克诚，以无私的胸怀，把个人恩怨放在了一边，以德报怨，为的就是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出任了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当年曾经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同志，纷纷来看望他，当面向他赔礼道歉。有的同志甚至痛哭流涕，忏悔不已。
每当此时，黄克诚总是十分诚恳地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没有必要再提它了。重要的是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况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如果不批判斗争我，你们自己也过不了关啊！所以说，你们是没有责任的。”
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曾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摧残，但他能够公正地看待这一切。即使是对那些曾对他“落井下石”的人，黄克诚胸怀坦荡，也给予谅解。
庐山会议上，黄克诚的一个老部下，也紧跟风向转弯，跳起来大骂黄克诚是老右倾。在十年动乱中，这个人又作为林彪、“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异常活跃，干了许多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坏事。
“四人帮”垮台后，黄克诚的这位老部下，因为对党和人民犯有严重罪行，被判刑入狱。后来，此人身患重病，提出监外就医。
当时，司法部门曾向黄克诚征求意见。结果，出乎常人所料，黄克诚除了同意让此人执行监外就医外，还特意提出把此人的妻子从浙江老家接到他身边，进行照料。
还有一次，黄克诚生病住院，又碰到了一个没有勇气面对他的人
三〇一医院。
四床的首长小心翼翼地问值班护士丁冬：“最里面那个病人，黄克诚，他……他最近好吗？”
“首长，你们是不是以前认识？”
“哦，认识，很久以前。”四床首长避开护士丁冬的眼睛，向走廊的另一头望去。
这天，警卫参谋刘长春搀扶着黄克诚在病房里来回走着。
黄老，住在四床的那位首长，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托我们向您问好。
刘参谋说道。
“哦？！四床首长叫什么名字？”黄克诚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奇。
刘参谋望着护士丁冬。于是，丁冬说出了四床首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黄克诚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
“他总是念叨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肯亲自来看您。”刘参谋继续说道。
“你再见到他，就说我有时间去看他，多年不见了！”黄克诚微微一笑，显然想起了那个人。
不久，刘参谋和护士向四床首长转告了黄克诚的话。
老人端着一杯水，坐在沙发里，用心地听着。忽然，他那端茶杯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茶杯放在了身旁的小茶几上，茶水溅出了一些，看起来有些激动。
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怎么能让黄老来看我呢？我应该立即去看他才是！”
两人相见了。
远远的，四床首长伸出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黄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还是黄克诚先开了口，让他坐下，关切地询问起他近些年来的情况。
黄克诚端坐在轮椅上，瘦削的双臂支撑在扶手上，双手交织在胸前，微微地颤抖着，可是，脸上的表情宁静而安详。四床首长侧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面向黄克诚，很认真地回答着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们谈起了往事。
渐渐地，随着话题的拓宽，两位老人之间出现了轻松和谐的气氛，笑意荡漾在两位老人的脸上。
尤其是四床首长，原先存在于他脸上的恐慌、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被一种由衷的敬意所代替。
原来，庐山会议上，当时还年轻气盛的四床首长，对黄克诚说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很不负责的话。庐山会议后，处于逆境中的黄克诚，把一些同志对他的误解深深地埋在心底，只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这么些年来，四床首长一直怀着深深的愧疚，以至于他与黄克诚住在同一医院，同一楼，却没有勇气面对他。
黄克诚以他那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四床首长。
以后，黄克诚每谈起这些往事，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一笑了之：“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成为过去！”
黄克诚还常常热情地关照来人好好保重身体，并手把手地传授他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说这种方法很有效，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许多慢性病痛都可以根除，令来访者如释重负并深深地为之感动。
还有一些同志，当年曾因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而受到株连，现在虽然得到平反，但心里仍愤愤不平，表示一定要争个是非曲直。
黄克诚听了之后，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我们党的历史很复杂，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够把历史上所有的旧账都翻出来细算，这样对党、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好处。再说，为个人问题去纠缠历史旧账，很不值得。我们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不要为争个人的是非高下而浪费掉为党工作的时间。”
是啊，淡淡一句“不值得”，“不要为争个人的是非高下而浪费掉为党工作的时间”，折射出了怎样的胸襟和品性的光辉！
“不能乱花人民的血汗钱”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他虽然功勋卓著，身居高位，但却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1949年1月，黄克诚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进天津时，黄克诚曾当众宣布了他的“章法”：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他说到做到。黄克诚不仅在天津穿着俭朴，进了北京，也照样衣着朴素，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他平时穿的衣服是穿到实在不能再穿了，才舍得换掉的。
一次，黄克诚生病住院。医护人员见他穿的衣服打着补丁，很奇怪，便悄悄地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黄老平时就穿这衣服？”工作人员回答：“一贯如此。”医护人员惊讶地说：“真没想到。”
黄克诚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期间，大力提倡勤俭办事，勤俭建军，并严格掌握着行政和军费开支，不该花的钱，他一分都不许花。尽管当时国家拨给军队的费用很有限，但就是这有限的钱，他仍要千方百计地节余出一些费用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对于那些大手大脚花国家钱的现象，他斥之为败家子作风，认为这不像共产党人所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住在王府井附近。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将军府”，不但没有威武的大门，而且屋上的木板朽烂得几乎脱落下来。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把哪里修一下好了。简单地修修，下雨和化雪时不漏水就可以了。能节省一点就是一点嘛！”就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从工程连抽了几个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黄克诚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黄克诚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上，房边又有一个消防站，汽车报警器经常出其不意地狂叫起来，黄克诚常常在睡眠中被吵醒。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吧。管理部门也要给他调换一所安静的住宅。但是，黄克诚不同意。
黄克诚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确是有点吵，但并不是不可以住，一搬家就得费时费力花钱，没有这个必要。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住不是照样吵吗？”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自家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年轻人坐在屋里还冻得跺脚呢，何况一个年迈多病之人。
在他家门前地下就是一条热力管道。工作人员把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后，服务部门立即决定对黄克诚家的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
水暖工很快就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屋子里外满是坑坑沟沟，眼看就要安装管道了。
就在这时候，黄克诚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次暖气改装要用去近三万元，他立刻不高兴了。
黄克诚批评了工作人员。他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在正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就已经不错了。”就这样，已经挖开了的地下管道又填上了土，准备好了的暖气设备又退掉了。结果，直到他1986年逝世，住的还是那所旧房子，热力管道也始终没有接。
一天，黄克诚发现工人给他家的院子里运了许多砖，而且还在不断运着。
黄克诚问工人拉来这么多砖干什么，工人告诉他：“你们家这个街门又低又旧，很不成样子，准备修一个好一点的大门楼。”黄克诚一听，马上来了火。
“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修门楼的事，就这样也被制止了。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来不追求个人享受。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症，因为家里贫穷，无钱医治，便留下了病根。
参加革命后，黄克诚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严重。
尤其是冬季寒冷，时常发作，大口大口地吐痰，有时一次要咳上几十分钟，憋得浑身直冒汗。
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同志们建议他冬季到南方去住。一些在南方工作的老部下，来北京看望他，也一再邀请他到南方去过冬。
但是，黄克诚都一一婉言谢绝了。
他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要带随员，需要花许多钱。而我出去却做不了什么工作，白白地给国家浪费钱财，也给地方上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出去的好。”
从1977年底他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定居北京，直到逝世，黄克诚从没有离开过北京。
即使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前，他虽然身居高位，但除了到外地开会和工作之外，也从来没有因为避寒暑或游览，而专程到外地去过。
黄克诚常常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吃的穿的用的都由国家负担，这都是人民的血汗，一定要加倍珍惜。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是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黎民百姓。游山玩水，大手大脚挥霍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而是国民党作风。”
考虑到住在这样的环境和屋子里，不利于黄克诚养病，同志们又想了个点子，劝他到玉泉山去住一段时间。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疗养点，黄克诚应该去。
开始，黄克诚就是不松口，说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去疗养。后来，同志们说到了玉泉山照样可以工作，他才答应了。不过，黄克诚提出两个条件：家里的人包括老伴不要去；去后的伙食费不要补助，吃多少由他自己负担。
这就是黄克诚。
“我这里没有后门”
黄克诚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但是，在他家里，却看不到一点“高干”的气派。
黄克诚对子女要求极严，他经常说：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后门可走的。
他甚至立下一条特殊的“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地遵守这条家规，谁也不敢违例。全家人在黄克诚的言传身教下，保持着普通的“布衣”生活作风。
但是，偶尔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看起来似乎可以例外。
黄克诚膝下只有一个小孙子黄健，他十分疼爱。在黄克诚面前，小孙子可以算得上一个“特殊人物”了。
可是，就是黄克诚的这个“掌上明珠”，从他上学之日起，到他爷爷离开他远去，他从来没有一次坐他爷爷的小车去上学，全是自己挤公共汽车到学校。
一天清晨，雷鸣夹着电闪，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水从空中、从屋檐、从墙头、从树枝上跌落下来，满院冒着小水泡。水顺着门缝流出水沟儿，流出院子。千家万户的院子里的水，汇在一起，在大街小巷汇成了急流，淌成了小河。
黄健该上学了。
司机王秀全看见孩子打起雨伞，卷起裤腿，要往外走，有点心疼。
“小健，今天由叔叔作主，用车送你一趟。”
不料，这事让黄克诚的老伴唐棣华知道了。
“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奶奶对黄健说。
于是，黄健听了奶奶的话，拒绝了叔叔的好意。
这时，唐棣华拿过雨伞撑开，把孩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事后，王秀全对人说：“我给黄老开了快十年车，这是唯一的一次自己作主要用小车送他的孙子，还碰了壁。”
1980年春，黄克诚一家老小包括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黄克诚最小的儿子要结婚了！
但是，仔细一看，这种气氛中似乎又缺少了点什么。没有大摆筵席的准备，没有高级贵重的家具，没有花花绿绿的布置。当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摆阔气的风气盛行。
按说，就现有的家庭条件，动用小汽车把新娘接过来，似乎也并不为过。
于是，一个工作人员对着黄克诚的耳朵，小声说道：“黄老，能不能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
“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克诚没有答应。
这时，又有一个工作人员说：“现在结婚都兴用小轿车接新娘，而且是一长溜小车，一般人家都是这么办。”但是，黄克诚坚持不答应。
那天，黄克诚的这个小儿子，骑着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中。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
那一年，老家来了一帮人来看黄老，都是他的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
黄克诚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远方来客。
黄克诚和家里人都知道，老家的人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便尽量安排他们多转几个地方，把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看。只是，有一点黄克诚没有“开戒”。每次外出时，他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班车，一次小车也没让他们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
“应该去，来北京不到长城去看看，是一大遗憾。”黄克诚十分赞成。
可是，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
有人想，老家人刚好可以坐满一小车，说不定黄老这次会让他们坐一趟小汽车，排场排场了。
没想到，黄克诚对大家说道：“你们就坐火车去，车费由我负责。开小车去，汽油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汽油啊！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一概不能用小车。你们也只有按这规定办了。”
这就是严于律己的黄克诚大将！
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
在黄克诚夫妇的教诲下，他们的四个儿女个个独立自强、事业有成：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大儿子黄熙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二儿子黄晴北大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小女儿黄梅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黄克诚的两子两女无一从政，从事的职业分别是工程师、学者和记者，作风朴实，都是寻常百姓，确有“乃父之风”。
“领导干部老化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黄克诚晚年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对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别人的困难不遗余力，包括普通干部、工人，甚至曾经整过他的人，只要找到他，他都按照党的政策尽力帮助解决。
长春市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政治上受歧视，级别待遇长期受影响，精神上很压抑。“文革”后他多次向上级申诉，要求平反，均无结果。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纪委写信申诉。黄克诚知道后，随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医院查清情况并报请上级批准，很快使这位医生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位普通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问题居然得到黄克诚如此的关注，这么快就将自己背了二十多年的包袱卸掉了，感激之余，他给黄克诚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了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黄克诚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不必送礼。”他并嘱咐工作人员：“苹果要坚决退回去，一筐苹果要花掉几十元钱，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啊，况且，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工作人员十分为难，千里迢迢退回去，苹果会烂掉的，但他们知道黄克诚的脾气，不退又不行，于是将那筐苹果用手推车推到商店，请人家帮助卖掉，尔后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那段时间，经常有老部下或他们的子女到家去看望他，也有相识不相识的干部向他反映情况，求他帮忙解决困难，落实政策，有的来时提点水果之类的礼品。黄克诚一再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专程来看望的人，带点水果之类的东西可以收下，凡来求我帮忙办事带东西来的一律拒收，当然按政策规定应该办又可以办的尽力办，不符合规定的决不能办。
身为中纪委领导，黄克诚时刻关心着党风建设，不仅以身作则，忠实践行党的宗旨，还结合在中纪委工作期间接触到的大量违纪现象，悉心研究，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党员应该具有的品德和风格，共15条，先后在一些会议上作演讲，后来又组织撰写成文，在报刊上发表。他殷切期望所有共产党员，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严格进行自我改造，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更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为增强党性、端正党风做出表率。
当许多人在削尖脑袋追寻权力的时候，黄克诚考虑的却是交出权力。
黄克诚对自己年迈体衰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心中常常惴惴不安。他多次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务的请求，以让位于年富力强的同志。
一次，黄克诚在同别人谈到领导干部老化问题时说：“我从班房里出来，就感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老化不是办法，要及时考虑解决。”
1985年5月，他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主动给中央写了一份请退报告：这是我久有的心愿。我再次恳求中央批准我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尽快由优秀的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承担这一领导工作。
1985年8月，黄克诚等三十位老同志，给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写信，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5年9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高度评价了叶剑英和黄克诚等老同志，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与会同志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通过了请求退出中央领导机构的叶剑英、黄克诚的致敬信。
致敬信以全会的名义，表达了全党同志对黄克诚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我们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同志，谨以全会的名义，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您早年投身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您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参加了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在长征中，屡立战功。抗日战争开始后，您作为八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转战晋冀豫，后来率部南下，和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建立了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您在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您在解放东北和华北的斗争中，功勋卓著。建国初期，您担任湖南省的领导工作。
以后，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您和彭德怀同志一起受到错误的指责和处分；在十年动乱中，您又被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是您始终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您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拔乱反正，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和军队的卓越的领导人。您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由于健康原因，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请求。全会同意您的请求。我们深信，您的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将继续激励全党同志奋发图强，万众一心，为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按说，黄克诚接受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他接到致敬信时，仍然感到不安。
黄克诚说道：“这本来是应该的事，党中央还特别发了给我的致敬信。我感谢党。我老了，今年83岁，再过十几天就进入84岁了。俗话说，73、84，阎王不找自己去。这么老才退是不适当的，早就该退了。”
晚年，黄克诚一方面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利用同身边工作人员和来看望他的同志谈话的机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
他为祖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感到振奋，对改革开放抱有殷切期望，认为前途光明；同时，也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而痛心疾首。
黄克诚病重卧床以后，工作人员劝他说：“黄老，您现在要安心静养，不要谈话，也不要听读文件资料，等康复以后再说。”
“请你们理解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心情，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待何时？”黄克诚恳切地说。
说着，他又轻声吟诵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
当他自知已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时，便拒绝治疗和用药。医务人员百般劝说，他仍坚持不让：“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
“你对党和人民曾经作出了很大贡献，人民希望你多活几年，对你进行治疗不是浪费，这是人民的心意啊！”同志们对他说。
“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黄克诚叹了一口气，眼睛似乎在凝视着什么。
黄克诚多次以拉法格晚年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例，要求不要对自己进行抢救。
但是，人们怎能忍心眼看着他受疾病的煎熬而不去治疗抢救呢？万不得已，只好找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强按住他的手脚，为他注射、输液、输氧。
可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难免有疏忽和意外，黄克诚常常趁人不备，突然将输液针头从身上拔掉。
一个一辈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出生人死呕心沥血而终生过俭朴生活的大将，连到晚年病重时吃药打针都感到是一种浪费，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但是，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而唯独没有他自己！
女儿黄梅为此写下一首小诗：
当你死去的时候
你墓上没有大理石的丰碑
只有一拱绒绒的新土
春来正是绿草青翠
亲人们在心底葬下你平凡的名字
它并不标志着成功与尊贵
唯有生活的川河收容你一生的努力
向死者呈上最后的安慰
但骄傲吧
你尽可藐视那显赫一时的权贵
像千百万垦荒者一样自豪无愧
你自觉地选择了艰难
是为了把幸福带给人类……
斯言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