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叨在上海，什么“考试情节”，“法立然后知恩”之类，在报上倒不大见的。不过偶然有些传说，如“嫌疑情节”，“大学招考，凡做白话文者皆不取”等等。然而真假却不得而知，所以连我四周是“漆黑”还是“雪白”，也无从奉告了。近来声说这里有“革命文学家”因为“语丝派”中人，在北京醉生梦死，不出来“革命”，恨不用大炮打掉北京。那么，这里大约是好得很罢？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这样威武呢？
旅沪一记者。新春。
【备考】
通信
我生二十五岁了。从民国元年改用西历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新年了，——不，三十四个新年了。因为过了阳历新年，还照例要过旧历新年的，若按过一个新年算添一岁的话，我现在应是三十九岁了。那么“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民国却并不“稀”了。今日又是阴历除夕，天涯沦落，颇有点身世之感。为的要排遣我的怅惆，顺手将案头的旧报拿来解闷，可是却发见了不少的好材料。今谨分类抄粘，深盼记者先生将它公诸国人，“以期仰副大元帅昌明礼教之至意”，且表彰刘教长整顿学风之苦心云尔。
（一）关于礼制的▲礼制馆成立潘复等有演说京讯：礼制馆于昨日下午二时行成立礼，阁议散后，潘及各阁员，均往参加。首由总裁潘复，副总裁沈瑞麟致词，教长刘哲，亦有演说，次总纂江瀚答词。至三时许始散。兹分录潘沈江等演词如下：
（一）总裁致词：中国以礼教立国，经世宰物，修己治人之道，莫重于礼。大而天地民物，小而视听言动，一以礼为依归，自礼教废，而后法治始兴。然法者所以佐治之具，而非制治之本原也。民国肇建十有余载，礼制废置不讲，诚为一大阙憾。历年变乱不息，未始不由于此。举其著者：如婚丧祭葬之仪，公私冠服之制，曾未明白规定，人民多无率从，何以肃观瞻而定民志？况于古圣经邦体国之精义乎！今大元帅有鉴于此，兢兢以礼制为亟，开馆延宾，罗致一时名宿，共议礼乐制度，造端宏大，规画深远。诸君子皆鸿儒硕彦，于古今礼俗之宜，研求有素，必能本所夙蓄，详加稽考，发抒伟议，导扬国光。鄙人躬与盛会，易胜欣幸之至！
（二）副总裁致词：顷闻潘总裁所论，极为正大，鄙人不胜钦佩。缘古圣王制礼，所以范围民物，故曰礼者，正人心定风俗明上下者也。后世礼教不明，而大乱因之以起，今日议礼订乐，浅见者，几以为笑谈；不知根本之图，乌可弃而不讲？果使人人有正本清源之志，则离经畔道之说，何至而生？又何虑赤党之滋蔓乎？惟礼与时为变通，当斟酌时俗所宜，定为通行之制，使耳目不至惊骇，而精意已寓乎其间。曾文正所谓用今日冠服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是也。鄙人学识固陋，幸得与诸君子聚首一堂，敢贡其一得之愚，尚希大雅赐以教督为幸。
（三）总纂答词：顷闻总裁副总裁教育刘总长同抒高论，钦佩无极。共和建国以来，议订礼制，已有四次：第一次为民国三年政事堂所设立，亦名礼制馆，于五年停办；第二次于六年夏间，由内务部礼俗司继续编订；第三次为九年秋间，国务院内务部会同设立之修订礼制处，于十年冬因费绌裁撤；第四次为十四年，内务部呈准设立之礼制编纂会，至本馆奉令设立后，亦告结束。计前后纂订之案，不下十余种，有业经公布者，有未及公布者，亦有属稿将竣而以政变，未及呈送者。譬诸大辂，椎轮已具，依次孟晋，易观厥成。记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今大元帅思深虑远，殷殷以议礼定乐为陶淑人心，挽回气运之急务。遐迩闻之，孰不兴感？在事同人，拟先将前纂各稿共同研究，如有疏漏，加以增改，集群策群力，务于半载之内，竟此全功，以期仰副大元帅昌明礼教之至意。所有未尽事宜，尚望总裁副总裁与诸君子随时指导为幸。（见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公报》。）▲北京孔教会昨日祀天礼毕，陈焕章张廷健张廷桂等大讲经书。（见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二）关于考试的，其题目见逐日报端。依次列举如下：
▲教育部昨日考试民国大学，国文试题为“法立然后知恩说”。
▲教部昨考平民大学，国文题为“与国人交止于信说”。
▲教部昨考中国大学，国文题为“孟子以邪说横行，与洪水猛兽并列，试申言其害之所在说”。
▲教部昨甄别通才商专学校，题为“通商惠工”。
▲教部昨甄试中央大学，题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
经过这样的考试后，圣道就发达了，斯文就不丧了，邪说也就辟了，人心也就古了，尧舜禹汤之世，也就行见于今日了。……在“辇毂之下”的小民，沐德真是无涯了。
（三）学生与考试▲朝阳大学前被捕去男生孙浩潭李菊天等，业已释出四人，惟女生李芙蓉乐毅因审查情节较重，一时不易释放云。（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朝阳大学前次被军警捕去男女学生李菊天乐毅李芙蓉等十余人，因考试情节不关重要，均已先后释出。（十二月二十日《大公报》。）事实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李菊天乐毅李芙蓉一干人被军警捕去，监禁了二十天。罪名是“因考试情节”。整顿学风，原来如此整顿法。我生也晚，实在少见少闻。
记者先生，听说什么地方有保障人权宣言，不知是否也只是讲着玩的？
天涯岁暮，触景生悲，感着我生二十五岁已过了三十九个新年了，感着生命的微弱，感着我四周的漆黑一团。感着……。
季廉。除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二期“通信”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