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藏锋是为了出击
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我们考察曾国藩的风雨一生，不免想到历史上许多历尽磨难而终于成功的人物，常常从他们身上找对比关系，以便更好地找到曾国藩之所以挺立于世的特点。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的是曾国藩这样一个特点，即他的“掩藏锋刃”术。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到：假如一个人内外皆愚柔，人生必败矣，假如外表愚柔，而内在则聪慧，那么就是一个能成大事的豪杰。人生是非曲直，常会折磨得头昏眼花。所以曾国藩深知“藏身”、“藏心”的好处。目的是“有藏有露再试锋刃”。以藏为法，自然是曾国藩反复思考的结果。
我们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观点：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打开人生局面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身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初看起来，所谓钝拙、愚柔、短才都是曾国藩最大的人性弱点。我们以为，如果你是这样认为，证明你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修身术还缺乏相当的了解，还是个门外汉。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他论才德说：
司马温公日：“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同，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荚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悻矣。倘能觉悟到此种境界，自然可以除去自私自满之见，往大道上迈进。否则坐井观天，画地自限，没有伟大的人生观，焉能有伟大的学术事业？所以觉悟是做人的始基，也是做人的归宿，由于天才而来，也由于学问而得。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即如发舒到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人京城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岁暮杂感诗道：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纷纷节候尽平常，西舍东家底事忙。
十二万年都小劫，七千余岁亦中殇。
蜉蝣身世知何极，蝴蝶梦魂又一常
少吴笑侬情太寡，故堆锦乡富春光。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往糟邱。
尊前瓦汪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
自笑此身何处著？笙歌丛里合闲游。
为臧为否两磋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骄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暗鼍？
在这几首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志气来，以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就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何日斫蛟屠鲸的豪情，这不是他后来事业的一种预言吗？
由此看来，表面愚柔，实则掩藏锋刃是曾国藩用心思考过的一种为人办事之法，极具实效。可以这样认为，人生是冒险，还是保险，全在“藏”与“露”两字上。
2.像弹簧一样伸屈自如
弹簧能伸能屈。一个人如果能像弹簧，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回答是：伸屈自如。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私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
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日傲、日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戾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子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充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这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则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日，国藩之言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12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l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2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5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便从这5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万余人防守江苏，剩余的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2500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8000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7500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6000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
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据说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时，竟然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常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栽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即窥见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我知，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3.收起霹雳手段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赠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胡亲此联给曾，曾对胡联大为赞赏。
胡告别后遗一小条在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到这一字条，惶恐无言，悄悄地撕成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专差送给胡林翼，请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易，加封转曾。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给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的下联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因为“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以致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的时候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船上众人眼见彭玉麟的一名心腹差弁，送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船来，曾国藩把信拿到后舱去看。但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文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候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又亲眼目睹曾国藩面色立变，急得不遑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曾国藩忠君爱国，唯皇帝是从，乖巧把权，权尽人臣之本分。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清廷便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湘军造反的原因，实基于此。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事实上，仅仅给以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一闻此讯，多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荆编修蔡棋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清廷乃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是湘军造反运动的近因。
打J，十多年烂仗，花了许多老百姓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这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熄，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目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来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纸笺，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用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El。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对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如王闿运、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入场，只准各贺一联，李次清第一个撰成，有“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句，曾国藩见到立即撕毁，并斥责了李次清。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以诗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为不工整，曾国藩勃然日：“你们只知拉上我上草窠树，（是句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窠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干。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盖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至于王闿运的劝进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有载于《投笔漫谈》。据说王闿运，说个不停，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国藩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有所点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闽运站起来窃视几上曾写的什么，只见依稀尽是一个“妄”字。
后来王不得意于曾幕，有“我惭携短剑，只为看山来”句。王在衡阳及成都讲学时，则对学生大骂：“曾大（指曾国藩）不受抬举。”王晚年撰自挽联有：“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句，不无耿耿。
不久，胡林翼用“霹雳手段”一词描述曾国藩的厉害，但曾国藩已经明白必须收起霹雳手段，才是上策。
4.盛时常作衰时想
曾国藩一生，当官以廉勤为本。不图安逸，不图虚名，不图丰豫，崇尚勤俭。他认为这才是国和家的兴盛之道。但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又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由盛而衰是许多人人生的轨迹，造成这种轨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一而足。曾国藩常说：“盛时常作衰时想”，兴盛中往往隐含着衰败的阴影，只有时时保持勤俭才能使得家运亨通。
当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同时封爵开府，家族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此时他也并没有放松对家族的教诲：
“各位弟弟比我小好多岁，你们不知道，你们看到各亲戚家都很贫穷，而我们家的境况还不错，以为本来就是这样，却不知道他们当初和我们家一样兴盛。我完全看到过他们兴盛时期的景象，再看看他们今天凋零破败的局面，真让人实难为情。家庭的盛衰取决于气象，气象盛则即使挨饿也很高兴，气象衰则即使饱食也很忧愁啊！”
“现在我们家正当全盛之时，贤弟不要以为区区几百两银子不足挂齿。如果让贤弟去过像楚善、宽五等人那样的艰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吗？每个人的境遇的厚与雹顺与逆，都是命中注定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自作主张。天既然可以使我们今天处于丰享顺达的境地，当然就可以使我们明天处于艰难困苦的处境。”
“家道的长兴不衰，不仅是凭一时的官爵显赫，而是要靠长远的家规来维持，不光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入的全力支持。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兄弟们竭力维持。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如果这样，我们家族自然会有牢固的根基。”
曾国藩曾仔细研究考察过，历代的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这是因为这些家庭的子孙们，在家业兴盛时就开始骄奢淫逸，家境逐渐衰落，继而四处流浪，最后饿死于沟壑之中，幸有延续两代的极为少见。然而，勤俭的商贾之家则可以延续三四代；谨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孝道之家则可以延续十代八代。曾国藩深怕由一个人享用完祖宗所积的善德，而导致家业败落，因此他极力劝说各位弟弟和子女说：愿咱家成为耕读孝道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曾国藩在教育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一生中最能感人之处就在于说了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言传身教，在各方面为家人起着带头作用。
在生活上。曾国藩每食只吃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次只食菜一品，而呼之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此，特摆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为其接风洗尘，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的几道菜，稍食而已。过后他对属下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衣着俭朴，他三十岁那年，曾做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在家时一般不穿，只是遇到特殊场面及新年佳节时才穿上它，这件马褂收藏了近三十年，还同新的一样。
曾国藩的小女儿崇德老人曾回忆说：在江南总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而两姐妹仅有一件绸裤，为这件绸裤二人争得面红耳赤，哭泣不止。曾国藩听说后安慰二位女儿说：“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二姐妹闻听此言，破涕而笑。
曾国藩每日从早至晚，不断工作，从无时间概念。主要公文，均为本人自拟自批，很少借助手下人。晚年右眼失明，仍然坚持自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他所写的日记，直到他临终前的一天才停止。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居室、衣服、富裕和尊贵，而曾国藩恰恰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从不穿绫罗绸缎等贵重衣物。他的老家，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年有余，曾国荃因家中人口增多，另建一栋新屋，大约花费三千多银两。曾国藩听说后，不大高兴，去信责怪兄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当时，两兄弟都位居总督，可花了三千银两，他便发誓不住新屋，并说搬进容易搬出难，所见至深，深可体味。
曾国藩一生，当官以廉勤为本。不图安逸，不图虚名，不图丰豫，崇尚勤俭。他认为这才是国和家的兴盛之道。但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又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