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一大要素。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曾国藩感悟道：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环境佛禅的人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泊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忌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长养生。张仲景精通养生术的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入非非，并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且只收成本。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正如曾国藩所言：廉者足不忧，贪者忱不足；知足者常乐，寓乐自足中。
和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要想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工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下工夫。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是“静”字功十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足很不容易的。他钦佩孔子弟子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他说：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人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因此，思想清静，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一大要素。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曾氏一直自律甚严，他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他一般衣服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两银子。同治十年卜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他并不贪恋权位钱财，而两位弟弟：国荃和国潢便与他不相同。尤其是国荃，攻下吉安、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乡所建的宅府，长达一华里，房子数百问，中储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对此极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这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