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那么大的成就，是跟他的读书治学分不开的。他所讲的读书治学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曾国藩认为，有识之士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就不肯甘居下流，有识就知道学间没有止尽，不敢稍有心得就感到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都是没有见识的表现，有恒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所说的治学方法，除“三要”外，最脍炙人口的是“四多”。他所说的“四多”，就是多读，多看，多写，多作。曾国藩在给郑寅阶的信中曾说：“我认为学者在看、读、写、作四个方面，缺一不可。看，就要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涉猎；读，就是要对文章吟诵得又细致又熟练，看可以使人‘每天都能知道自己的短处’；读可以使人‘经月不忘记自己所学的东西’，看就像商人求利，闻风就去，只求越多越好；读就像富人攒钱，日夜盘算，只希望存得越久越好。看如攻城夺地，读像守卫防关，二者截然不同，不可以混淆。写字不多就不熟练，不熟速度就不会快。无论何事，都不能只靠聪明来达到功效。而作文靠的是心的灵机。心常用就灵活，不用就滞塞。就像泉在地下，不凿井取水就得不到甘露；就像玉在璞中，不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大器。古今的名人，像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范孟、韩信的事业，程子、朱子的道义，没有长时间不做文章以后还能成就的道理。”
他在《家书》中也说过：“我见家里的后辈身体都虚弱，读书也不见长进……我现在告诉你们做事的四个要求：一是看书要快，不多看书那就会见识浅陋；二是温习读过的书应该求得精熟，不背诵或朗读的话就容易忘；三是习字要有恒心，不善于书法就像身上没有礼服，山上没有树一样；四是做文章应该苦思，不善于做文章就像人哑了不能说话，马跛了不能走路一样，这四者缺一不可。”
而在《家训》中，曾国藩对这点论述得更加详细近切，他说到：“读书的方法，也就足看、读、写、作这四种，每天四种缺一不可。看书就像你去年看《史》、《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一样。而读书，比如读《四书》、《诗书》、《易》、《左传》等经书，还有《昭明文逊、李白、杜甫、苏轼、韩愈等的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章，如不高声朗读，就不能体会其中的雄伟气概，如不细细体会，静静品味，则不能感受到其中深远的意蕴。这就和富户人家积累财富一样，看书不像在外从事贸易，能获三倍之利；读书就像持守农业，不肯轻易乱花费钱财。也像带兵打仗。看书就好像攻城夺地，能守住抢来的土地。看书和子夏说的‘日积压所亡’相近；读书则和‘无记所能’相近。二者不可以偏废，至于练习写字，如果真要写篆书隶书，而且自己也十分喜欢，那就千万不可以间断一天。既要求好，又要求快。我平生因为写字迟钝，吃了不少亏，因此你应当努力追求敏捷。如果每天能写楷书一百个字那就差不多了，至于写作文，也应在二十三岁以前确立自己的风格，过了三十岁以后，就很难有所进了。……少年时不要怕出丑，应该有‘狂者进券的特点。这时候不敢尝试着去做，那以后就更不肯去做了。”
如果就看、读、写、作四个方面略加分析的话，看、读比较偏重于知识方面，写、作比较偏重技术方面。至于阅读的方法，就读书而言，曾国藩主张但凡读一本书的话，就要通读全书，比如他说：“无论读什么书，都应该从头到尾，通看一遍。不这样的话，只乱翻书页，摘抄几篇，而对这本书的大局和精要的地方，却茫然不知。”
无论什么书，都应该从头到尾，通看一遍，这种治学的方法，十分扎实，绝非那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可以比拟。我们看书的时间有限，而书的数量无穷，想要用有限的人生去阅读无限的书籍，那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看书应当有所选择。这点曾国藩也曾经说过，比如他说：“买书不可不多，看书不可不知选择。”
就读书来说，曾国藩认为还要虚心求知，切身体会最为重要。所以在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你读《四书》，没有什么心得，是由于你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的读书方法中，数这两句最精辟。你现在读《离娄》，比如说《离娄》中的第一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我以前读的时候，也没觉得什么。现在在外面做事，才知道上人必须撰道，下人必须导法，如果人人都以得道自评，从心所欲而不遵守法令，那下人就要超过上人了。《爱人不亲章》以前读起来也不觉得亲切，近年来阅历多了，才知道治理别人而达不到效果，是因为才智不足。这就是‘切己体察’的一个方面。涵泳两个字，最不容易理解。我以前猜测他的意思是：涵就像春雨滋润花朵，像清渠灌溉稻田。雨滋润花朵，如雨太小就会很难浸透，如雨太大就会把花打落，雨量适中才能使花得到滋润；清渠灌稻田，水太小稻田就会干枯，水太大就会使稻田涝伤，水适中就会使稻子得到滋养而发育良好。泳就像鱼游水，就像人洗脚。程子说鱼在深水中跳跃，十分活泼，庄子说你在水边看鱼，怎么能知道鱼不快乐，这就是鱼水之欢。左太冲有‘灌足万里流’的诗句，苏轼有《夜卧濯足诗》，这也是人性喜欢水的一种快乐。善于读书就应该把书看作水，把自己的心看成花，看成稻，看作鱼，看作足，那么涵泳两个字，就可以有所体会了。你读书容易，然而一说文义，却不能深入，那你可从朱子研说的涵泳体察这两句话中采找办法。
“所谓的‘虚心涵泳’，所谓的‘切己体察’，根据龙梦荪的解释，认为只用‘心到’两个字就能讲清楚了。用‘心到’两字解释‘虚心涵泳’，以及‘切己体察’，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不过不十分明白。我的意见是，所说‘切己体察’，把书中所说的在日常的行事中来印证，使书和社会打成一片。所说的‘虚心涵泳’，在于将自己融于书中的事物，使自己和书籍混成一团。能够‘切己体察’才能够具有时代的眼光，不被古代的说教迷惑，正像所说的‘超以象外’一样。能够‘虚心涵泳’才能具有历史的态度，不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正像所说的‘得其环中’。我们读书，贵在能出能进，所说的‘切己体察’以及所说的‘虚心涵泳’其实指的都是这点。”
曾国藩说到读书之道，及其所讲“耐”和“专”，都是在他的阅历中得出的经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说：“兄长我是喜欢苦思，又得到我几位好朋友的承认，对于读书之道，有几点是不能有所改变的：研究经典时必须专心于一本经书，不可以广泛地滥读；读经书应该以寻找义理为根本，把握求根据说明事物为应用。读经的时候必须坚持一个‘耐’字，有一句读不懂，就不读下句，今天读不懂，明天再读；今年读得不精，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说的耐心。读史的方法，最妙的莫过于设身处地，每看到一处，就像我和当时的人，一起说笑谈论一样，没有必要把人人都记住，只要记住一个人，就仿佛和那个人在一起一样，没有必要把每件事都记住，但是只要记住一件事，那就和亲身经历一样。经是用来说明理的，史是用来掌握事的，除了这二者，就没有别的学问了。”
曾国藩读书，重理解不重记忆，他在《家训》中曾说：“你读书时记忆平常，这不要担心，要担心的是：第一，没有恒心；第二，随笔点过，并没有看得明白，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确定是看明白了，那么时间久了必然能体会出一些味道。如果心中有愉悦的感觉，那自然会大略记得了。”
至于那些难理解又难记的，曾国藩主张不必要苦苦地强行记忆，也不必马上就想理解得十分清楚，只需要从容涵泳而已。他《家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但凡读书遇到的难于理解的地方，不必马上就要求得甚解；有一个字记不住，不必苦苦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长了，自然会有所收益。”研究其中的根源，主要是由于曾国藩尊重个性，不强人所难。曾国藩在给他弟弟们的信中曾说：“我儿纪泽读书，记性不好，悟性不错，如果要他句句读熟，并且责令他不能再生疏，那他会越读越蠢，将来仍然不能读完经书。于是我请予植兄把泽儿没读的经书，每天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讲解一遍，让他读十遍，不必要能背诵，不必要经常温习，等到草草地做完之后，将来看经书的解释，也可以十分熟练，如果是一味地读、一味地记、一味地温习，时问久了肯定不可能熟练，白白浪费时间罢了。”
清朝儒生做学问的时候，经常有读书记录和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阎百诗的《潜邱札记》是其中最著名的。曾国藩“早年立志努力学习”，也打算把喜欢读的书，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通鉴》、《文逊以及《古方辞类纂》、《十八家诗抄》等，“仿照顾炎武、王怀祖的方法”，“贯患精通，略作札记”。后来因为管理军务和政事而没有能够完成。对于做笔记的方法，曾国藩也曾谈到过。如在回张廉卿的信中说：“但凡读书笔记，可贵之处在于从小的地方有所体悟。戴震称‘阎百诗善看书’，因为他能够从细小的地方发掘知识，能把握各个方面，来论证古人的不足之处。近代的如高邮王氏，每读一本书，就在正文下作注解，每一处都要究根问底，那些有疑惑的地方，或有不同见解的地方，则不肯轻易认同，否则就会曲解古人的真义，同时也欺骗自己的知识判断。至于专门对比是非，什么字当什么讲，就是所说的考异，或者说校对，则不能够探求到最为精化的核心大意，不可与质疑研究分析论证的人同日而语。”
曾国藩认为治学的方法，不仅偏重技术的知识，尤其要注重行为，他在答刘孟容的信中说：“用来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格物、诚意而已，格物就是要剖析仁义的差别并仔细分析。诚意就是找到合乎仁义的理由，而努力使之实现。”他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在这里所谓的困勉，就是指困知勉行而言的。至于“志大人之学”则是谈论治学的目的。
有志就断然不肯甘居下流，有识自然就不会昏聩、受人摆布，而有恒自然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三点对于读书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同这三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治学讲究多读，多看，多写，多作，这对为学与修身来说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并付诸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