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在帮助刘邦战胜项羽成就帝业的过程中，建立了举世无匹的奇勋。韩信的智谋韬略和用兵的神奇，不仅在汉代，就是在我国三千年的军事史上也少有其比。但是，这个才能卓绝、功高盖世的军事天才和百万雄军统帅，在刘邦帝业告成之后，却被以谋反的罪名而杀身灭族！由于司马迁记述韩信生平业绩的《淮阴侯列传》是一篇记载当代史实的文字，在某些地方不得不使用婉转含蓄的笔法，因而两千年来造成了人们理解上的一些分歧。
关于韩信谋反，《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述是这样的：
当陈豨孺被拜为巨鹿守的时候，去向住在京师长安的韩信辞行。韩信屏退左右，与陈携手在庭院中漫步，韩信仰天长叹后对陈豨说：“你身处战略要地，握有重兵，陛下宠幸之臣，别人说你想谋反，陛下不会相信。传言多了，陛下生疑，等到确信你想谋反，肯定会愤怒地亲自带兵镇压。到那个时候，我会在京师配合，天下可得。”陈豨素知韩信的能力过人，对他的分析深信不疑。公元前197年，陈豨起兵，刘邦亲率大军征讨，韩信称病没有随行，并暗中派人到陈豨处告之，你起兵，我一定帮助你。在韩信准备就绪，就等陈豨批准的时候，被人告发，吕后和萧何定计，把韩信骗入宫中，斩杀于长乐钟室。
这就是韩信勾结陈豨谋反的全部材料！
正如很多人都已指出的那样，上述材料中存在许多事实不清、违背常情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其中主要是：
（1）韩、陈之谋是在屏退左右秘密谈话中进行的。在当时没有窃听设备的情况下，局外之人，何由闻之？
（2）陈豨是刘邦亲信之臣，曾追随刘邦攻定燕王臧萘，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封阳夏侯，以赵相国将监代边兵。而当时的韩信则是贬斥王爵的降封待罪之臣，两人素无亲密关系，谋反这种大事，韩信怎会贸然轻盟？
（3）在陈豨已经举兵、刘邦已经御驾亲征的情况下，韩信竟然暗地派人到陈处，去传一个“弟举兵，吾从此助公”的废话，岂非多此一举？更可笑的是，韩信此时困处京师，身边无兵无将，面对京师守御之众，却想与几个家臣夜间联络素无组织部队和作战训练的官徒奴，去做袭击吕后和太子这样重大的冒险之事，并且“部署已定”，又不急发，而要等远在千里之外的陈豨回话，以用兵如神的军事家韩信，如何会做出这等傻事？
（4）根据《史记》卷九十三《韩王信卢绾列传》，陈豨的起兵反汉，是因为到了边地之后，“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为赵相周昌所疑，周昌回京当面向刘邦作了汇报，说豨宾客甚盛，擅兵于外数年，恐有变。刘邦本来猜忌心很强。加上周昌这番危言耸听的报告，疑心更重；因而不断派人去搜集陈豨的材料，陈豨惧诛，乃起兵。可见陈豨之反，是在驻代数年之后，遭到疑忌惧诛，这才被迫而起兵的，并不见与韩信有何预谋。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伪，我们还必须结合全篇、全书对刘邦、韩信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
因为，韩信是刘邦手下最有本事的人物，所以他才成了最受刘邦猜疑，最被刘邦放心不下的人物。当韩信虏魏豹、禽夏说，灭魏破代后，“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当韩信斩陈余、收臧萘，平定赵燕后，刘邦乃“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当韩信杀龙且、虏田广，平定齐地后，刘邦又“征其兵击楚”。当韩信指挥全军大破项羽于垓下，战事刚刚结束，刘邦又“驰入齐王壁，夺其军。”（《高祖本纪》）而且把韩信的封地也由齐换成了楚。宋代黄震说：“武涉、蒯通说信背汉，而信终不忍，自以功多，汉终不夺我齐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其，今日破楚，明日夺齐王。信方为汉取天下，汉之心已未尝一日不在取信也。”（《黄氏日抄》）
刘邦对韩信戒备和猜疑如此，韩信对刘邦却是一片忠诚。项羽为了分化汉方营垒，削弱刘邦实力，派说客武涉往说韩信“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与此同时，齐人蒯通看到天下胜负势悬于韩信一人，又仗奇策两次游说韩信背汉独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他认为这样一来韩信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霸主。特别是两位说客都分析了刘邦的为人，并引古今的成例，说明继续跟随刘邦必有杀身之祸。
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齐后，派人向刘邦请求为假齐王。刘邦大怒，骂日：“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日：“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恍然醒悟，马上派张良往立韩信为齐王。
至韩信由齐王改封楚王，汉王六年（公元前202年）十一月又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刘邦接到这封检举信，即与陈平定计，假称巡游云梦，大会诸侯于陈（今河南淮阳）。乘着韩信出迎，刘邦乘其不意，命武士予以逮捕。仅仅凭着一纸空文，不做任何调查，就如此轻易地抓捕大臣，这是什么做法？尤其韩信被械系洛阳之后，并未下廷尉审查，更无只字口供，又轻易地赦了韩信的罪，降为淮阴侯。“谋反”之事何其重大！但案件的提出和了结，却如此草率，如同儿戏。这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是刘邦玩弄阴谋制造出来的一个假案。至此，韩信才开始对刘邦的凶险用心和自己的危险处境有了清醒认识，司马迁在记述韩信被夷灭三族之后，文章末尾又讲了两件事：一是刘邦平定了陈豨从前线回到京中，见韩信已死，他的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喜”什么呢？长期以来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搬掉了；“怜”什么呢？这样的天才，以这样的罪名被杀，难免没有一些负疚之感。
清代的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一书中，对于韩信被陷害而灭族的奇冤，曾有一段全面的辩白，他写道：“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辩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耳。史公依汉庭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布、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宾客多，与称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则挈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禽缚不已，族诛始快。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怜也。”梁氏此辩，可为韩信谋反一案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