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担心那家计较?咱家不是有电表吗?每月算下来,把钱交给他家就是了。我这就上临城买线去。”
“不管。”
叔脸上刻着他肚里恪守的法。
我觉得,有些不一定那么复杂的事,被人们自个儿看得复杂,于是也说弄得复杂了。
心里又有了一个惹事却惹不大的主意。去公社,找书记,问清楚这电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许他糊弄我爸,我也就有可能糊弄、糊弄他。
打听好,二弟不出门,跟他借了自行车。瞧他给我推车时一手扶着车座上下打量车子的样儿,好像借给我一头毛色多么纯正的驴使。
从来没骑过这么难对付的车!座子硌人生疼,蹬得吃力不说,还是倒轮闸,稍不留神,脚一停、一倒,轮子拐到沟里,立刻摔下来,应该对这土路感恩戴德!只有几段路面上有拖拉机、大车压的辙,只要能始终保持沿着沟脊背骑,把不闪,不犹豫,掉下来的可能性就不大。
真弄不明白,那会儿的铁道游击队是骑这种新式的平车,还是临城小铺焊的、几根铁棍和管子的力车;也许,骑日本鬼子的富士车?
据说,这地方最早备有自行车的,是德国神父。那时,这里是德国人的地盘,差不多村村全有天主教堂,洋神父下来办公,做礼拜啦、收租啦,不知哪一天,便引出这么个两个轮子愣不倒的洋玩艺。
乡里人见着稀罕得了不得,那心里指不定怎么惊叹又怎么看不惯。于是,都由孩子们嘴里唱出个顺口溜:
“小洋驴子不吃草,驮着王八到处跑!”
神父矢志守贞,不娶,于是也当不了王八,可能根本就没听懂,光见孩子们铃儿似的唱呀唱,等到车多了,孩子们也唱成了习惯,远远见了车来,便凑成一堆,迎着车唱。大人跳下车,扬起手:“去!小兔崽子!”孩子们飞快逃散。等人上了车,远远地,又朝人家后影唱:“小洋驴子不吃草,驮着王八到处跑!”
自行车和电,是农村现代文明的最初样本。
据说,村里人见着电,是更晚的事,头一个带来电的,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的兵。他带回来个手电棒。满村的孩子追着看,都伸出手摸一摸,大概也曾摸过手电棒里射出的光柱。那兵还把“电”给倒出来,请大家参观。当时的小孩儿,现在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那电池是大无畏牌的。后来,村里也开始有了手电棒,手电棒不亮时,就找那兵,那兵把电珠取出来,在自己个儿鞋底上磨磨,按上去,亮了。再不亮的时候,还去找那兵,他再把电珠取出来,用指头弹弹,按上去,十有八九,手电棒又亮了。
好长一段时间,那开小差回来的兵,被村里人当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公社大院里清清静静。一问,书记不在。说是去检查小煤窑的工作;乡长也不在,说是去搞山林承包。留着一个秘书,年轻人,十分聪明的样儿。一问村里电的事儿,他也知道,说出来的,和叔、婶子他们,又是一个相去不远但角度不同的调儿:“这个电工正考虑撤换,主要问题是,你们那个大队党的组织有点涣散。”
如果我上来就见他,一定对这简洁有力的答复深信不疑,老老实实回家等来电。这时,我突然变得无比聪明,想政社分家了,如果大队不管事,乡党委想越过大队去撤一个小小的电工,怕还够不着呢。
“!你穿这个就上公社啦?!”
“啊!”
试了凤鸾的裤子,肥,又试凤巧的。
叔家的女孩儿们把所有的新衣裳都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家里没大柜,有柜也不成,闹耗子。耗子精,可还没学会走钢丝。
穿了凤巧的裤子,也肥,腰里用根小绳儿系住,走出屋。叔很满意:“这才好,穿那半长裤露截腿,像讨饭的。”
我笑。我那裤子的式样去年在京城还罕见,今年已兴得败了势。怕还是觉得肉不中露吧?
果然,婶子说:“前儿,远道来了个记者,穿个短裤头在村里跑,叫咱农村人笑话,跟光着屁股似的,都说他是个傻子。”
“你们这儿现在时兴什么裤?”
“喇叭裤。”凤鸾好得意,“我有一条,姐,你还试试不?”
“那,有没有穿牛仔裤的?”
“啥!”
“瘦瘦,厚布,跟工厂里发的那种……”
“紧包屁股的那种不是?屁股上还一边扎一个花道儿兜。见过,那谁家有个在城里念书的学生,回来穿了一条,叫他娘拿着擀面杖撵得满院子跑!”
幸亏!
那年来,我洗了条裤子晾在当院,不经意,见大嫂和凤姐正扯着半干的裤子细细研究:“怪不得好看,人家那裆是这样裁的……”那是一条城里哪儿都有卖的,人人都穿的蓝的确良裤。
“唉,说正派呀,还是过去那教书先生穿的派立司大褂儿正派。”婶子咂嘴。
“那么,西服呢?”我诡诡地笑,“更气派吧?可这儿见过西服吗?”
“西服!日本人的时候就兴过,翻译官儿穿,跑炮楼的汉奸穿,警察下了班穿。斜纹布的。还得挺烧包的,白西服,黑领带儿……”
我把那半长的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留意了一个,凤鸾、凤巧谁也不来琢磨琢磨那更短的裆和裤腿边带铁环的带子。小孩钻来钻去……
天黑了,自然还是没有电。点上煤油灯,和叔婶一家聊天。煤油灯早搞了玻璃罩,说是省油,又已下了灯瓦儿——那个满是窟窿眼,充氧助烯的小盖儿,自然火就小,更省油。这晚,点起两盏摘了罩,下了瓦儿,却升了捻儿的煤油灯。
叔理所当然地占据堂屋方桌边一张旧太师椅,心满意足地吸着很不够劲的过滤嘴香烟。侄女孝敬的,吸的是“意义”。婶子和弟、妹、嫂、侄们都坐小凳,呼啦啦在地上挤一片。我不知不觉就被让在方桌这边太师椅上,两手放在扶手上,比起把一只脚收在椅子上的叔来,更像那么回事,聊的呢,也是发家致富一类的大事。
“你看咱家现在怎么样了?”叔问。这是句打头的话。只要一静下来,叔便不紧不慢、不显山不露水地问一遍。
“好多啦。”我便大大咧咧、着着实实地应一回。
我简直说不出这里有多么大的变化!
上次回老家,最别扭的是,叔他们一会儿跟我算,石头得多少钱一方,砖得多少一块,一会儿,当着我的面说,房后那片墙上早起又掉了一块……那话音儿是说给我:叫你爸多寄钱,没他,我们一点辙没有。顶怕和叔婶坐下来,谈物、谈钱、谈过日子,抠抠搜搜,将自留地一把葱,院子里那两棵永远不成材的枣树和刚喂了一个月的猪,统统算成钱。叫人听着愁得心紧,又一点点也听不出个活路来。不说这个,又说啥?这回,叔的话变了味儿,慢悠悠,很有种暗藏的自得和心气儿。
“咱家在村里算怎么样呢?”
“中溜儿吧。”
“前边那家有四头驴,搞运输的,还有人家承包拖拉机的,万元户呢……”这个算,那个数,数出好些我不知道的人家。“就瞧人家那房盖的!”
“真是,我看咱们这石头垒的五间房,早几年,还是很叫眼红吧,现在,很简不上人家了。
“你还看的是外边,人家能折腾的,家里的东西也比咱们称!”
“都称什么?”
争着数。叫城里人听来,不过还是大橱、小橱、写字台、电风扇、电视机。
“最称的,人家赵广玉家,称三台电视机!”
“没电,他称一百台也白搭呀。”
“他可有电,那人!”
“他是干什么的?跑买卖的?”
“比跑买卖的可强。”二弟说,“人家不用跑,坐着都来钱儿。人家那路子广哟,你这地方说要煤,他就给你拉来煤;那地方说要啥,他又给整来啥。人家还不白送他电视!前儿,我听人说他们联合整个什么行子,和他弟没动窝儿就分一两千!”
“!”
“他凭什么呢?”我追着问。
“五八年的兵,原先一直是咱们大队的支书,见识广,认得人也多,可是能!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咱省闹‘大联合’、‘反倒底’,他是咱这一片的勤务员儿。”大嫂个奇高,声不高。高中毕业生呢,现在只管带孩子种地。
“赵广玉那人才精!这二年一分地,不当支书了,人家干工业了,是你小弟那个染料厂的厂长。”婶咂咂嘴。
“啥厂长?”二弟不耐烦地纠正他妈,“叫啥企业公司经理。”
“嘿,什么时候我上他家看看去!”
“干啥?”
“看看他那三台电视机。”
“不去。”叔淡淡地说。许是怕我登人家的门,掉自家的价。
我不死心。
“那,他,叫什么来着?”
“赵广玉。”
“赵广玉长个什么样儿?”没准儿什么时候能在路上见着他,可以聊一聊。
“胖的眼都眯缝了,像个官儿样儿。”二弟说。
“大小是个官儿,有权就有办法。农村的事,复杂……”自然是叔说。
“说起来,我记得叔您还当过官儿呢,您不是当过高级社社长吗?”
“那时候哪像现在当这队干部的!咱当啥也不会多吃多占。”
“咱还往外积极拿呢!社里缺什么,你叔就让上咱家来拿,咱就赶紧给贡献,可不敢拖后腿。”
“后来怎么不干了呢?”
“五八年不是大炼钢铁吗?抽村干部去支援重工业,咱带队去。后来闹灾荒年,家里捎信来,一家大小饿得快死了,咱就回家了。那钢还真炼了不少,树砍了多了去啦,说起炼钢,咱那时还算个主要技术呢。”
细听,叔和婶都有些个半文不白的新词儿。
“那钢呢?”
“嘿!那钢……”
“嗳,叔,我发觉您还很是个巧人呢。我记得后边那山上的树,不都是你后来领着几个人封山育林才裁起来,那秃石头山,栽了也活,您干啥会啥呀!”
“你叔还在地里栽了好些桑树呢,前些年不是发动社员养蚕吗?这一分地,人家把桑树都锯了拉回家去啦。”
“那山上的树呢?”
“叫人偷去了不少。”叔说得极淡,没一点儿心疼的意思。
“我说叔,您干吗不也去承包个拖拉机什么的,跑运输才来钱儿呢!”
“你说的!运啥?那也得有门路,费劲着呢!”二弟讪笑。
“农村的事儿,复杂。”
“……那,仍旧穷的人家有没有?”
“有,不多。比二年前都好多了。”
“我看现在最穷的,就属咱们后边这家了。”
“就这巷子到头,土墙,木门一天到晚紧闭的那家。”
“你说这家是怎么整的?我嫁过来的时候,这家还旺着呢,一大家子人。不像现在这样剩了爷俩光棍儿。”婶子说,“他们奶奶在的时候会下神儿,一会儿,说什么神附体,爷爷,儿子都忙着下跪磕头。有回,咱家正吃饭呢,他们家跑过来说,咱公公,你爷爷托话来了。你奶奶赶紧领着我们一家去给那奶奶磕头,说是你爷爷在那边缺钱花,赶紧去坟上烧些纸钱儿。”
“闷得慌,瞎折腾呗。”我乐起来。
“别说,还有点灵泥!原先前边那家姑娘,这人现在已不在了,有二年,疯疯癫癫满村跑,搁现在,你们年轻人儿还不说是啥‘神经病’。那会儿后边奶奶说是狐狸精沾上她啦,有一晚儿的做法来了,我亲眼见的,叫姑娘坐一边,弄个大盆儿扣个小盆儿,烧着张黄表纸扣在小盆儿里,那盆儿咕噜咕噜地叫,后边奶奶用个桃树条子打那个小盆儿,一边打,一边念叨……”
“后来呢?”
“后来,前边的那姑娘病就好了。”
嗬!小辈们都在油灯下愕然,惊叹了一会儿。叔不为所动。
“那家人不成。不会干点有出息的正经事儿。他们爷爷,一辈子就帮人办红白喜事,红喜事上去做个饭,白喜事上去扶孝子,那是顶下贱的事啦。儿子也不行。生两个儿,一个是瞎子;一个呢,成天扛个锄,去村边上蹲着,谁要工,就跟着去打短儿。后边奶奶借神借鬼,连自个儿家也没整发了,那家姑娘也不成,嫁出去,不会生……”
我记起来,爸讲过这家的姑娘。出嫁以后,总也不生,婆家人不喜欢她,总打她。有时候,回家来,坐在我家门槛上,瞧着院子里跑来跑去的一窝孩子,羡慕呢,说:我哪怕能生个刷锅炊帚那么大点儿的孩儿也好啊。婆家、娘家合着给她灌偏方,年轻轻的一口牙全掉了……
“后来,瞎儿子还娶了个傻媳妇B”婶子又说,“傻媳妇啥都不会做,成天呆着,瞎子就打她,有一天给打跑了。娘家来了一大帮子人,说是给姑娘出气,把这家给砸了。满世界嚷嚷,多么好一个闺女,叫瞎子打了。,那憨样儿!娘家人嫁她的时候,就没跟人家说明是傻……”
“现在呢?”
“剩了一个八十岁的老爷爷,一个六十岁的瞎儿。亏得制度啦,五保户呢。”
“!这还真有生命吧?”家里的孩子们也叹。
“是人不强。”叔摇头,“你爷爷那辈是逃荒到这村,租人家地种,住窑,临到解放不是也置了三十来亩地、一头牛、一头驴吗?”
“……咱是投奔头一个奶奶的娘家,汪家来的,是吧?”“咱爷爷在这村里算数得着的吧?”“咱爷爷死得早,都说咱奶奶是大功臣呢?”“说咱家买这个房基地的时候,原本有三棵枣树,有一棵结枣特多,俩石榴树,一棵甜,一棵酸;买下的时候,看着院里还带树,一家大小都欢喜得了不得。过了些日子,那棵甜石榴树和那结枣多的树,慢慢都枯死了。是原先那家女人见败了家卖了房心里难过,烧锅开水,把那好树都浇死啦,是吧?……”
叔的孩子争着对“家史”,我只能瞪眼儿听。
“我爹,我娘,那是本分!”叔来了神儿,“不像赵广玉家。从上辈,他家就怪精、怪能,赵广玉的爹啥没干过!贩私盐,贩粮食,倒腾牲口……”
“怎么个弄法呢?”我大有兴趣。
“比方说贩盐,这边盐贵,去远地方驮来卖,一斤能赚一毛来钱。那时道上有土匪,贩盐的人都拿着棍子,腰里别着菜刀。你爷爷也贩过,遇上回土匪,再不干了。贩粮食那又有学问。讲究掺砂子。玉米要掺北边青山头的黄沙,高粱掺粉红石头,西边地里有,磨碎了掺,绿豆掺孤山的绿石头。掺到两只手伸到粮食里,一掏,拿出来,看进指甲盖里的小砂粒不全满,就合适了,太多了能看出来,少了不赚。小时候,我见家里大人掺过。”
我乐了:“这么说咱家也是什么都干呀!”
“那,也不是都干。日本人来的时候,咱们游击队封锁城里的鬼子,不让老百姓进城卖粮。有那个别的奸商哇,想赚钱,就钻高粱地,偷着去,游击队呢,就拿枪打。打死了,拖到大道上,把粮食往死人身上倒;后边来的老百姓一看,都不敢了。赵广玉的爹也贩过这粮,差点叫游击队一枪崩了,他精,枪一响,扔下粮食回头就跑了!”
“枪毙”了赵家一回,大家都挺乐。
“那倒腾牲口又是怎么回事呢?”
“快耕地的时候,你爷爷到牲口市上一下子买三头牛回来,赶紧把地耕完,再牵到牲口市去卖。正用牲口呢,牲口就要涨价啦。事先呢,那三头牲口也不用都交齐钱,一个交上几十块定钱压在那儿,卖了钱再给齐人家,就这么,地也耕了,钱也赚了!”
“我爷爷行呀!”“真够棒的,我爷爷!”
“我爷爷……”“我爷爷……”小小孩儿也跟着学。
“那是你老爷爷!”
“我爹行,到牲口市上看见个驴,手一指:这是个孤驴。”
“什么叫孤驴?”
“不会下驹儿的驴呗。人家承认了:是个孤驴,贱卖。你爷爷就敢买回来,灌完药,拉着它到处去配,愣就怀上了,从此变个草驴,能来钱儿了。”“咱家,我特别记着,还有过一头驴,”婶子也说,“买来的时候,有一只蹄子特别大,怪样子,人家看着不喜,价儿贱也没人买。你爷爷买回来,每天给驴蹄子切下一小块,每天切一块,后来,就跟正常的驴一个样儿了……”
爷爷!我真喜欢上那遥远的老头儿了。
“……可人家赵广玉的爹,会造假牙口。你知道咋看驴牙口?”
“知道!看牙面磨的程度。”
“我儿还真懂局呢!”婶子夸。
懂?我还不一定敢凑到驴子跟前掰它那嘴呢!“那赵广玉的爹呢?”急不可待想听。
“咱家顶多会给驴牙口上造纹纹儿,人家赵广玉的爹会给驴牙口上做出小眼眼儿!那才真像那回事儿呢。”
哎呀呀,赵广玉。非得想法子瞧瞧他!
灯,添了回油。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名:“那个李小文怎么样啦?”
大家本来有点困了,这时都微笑起来。
“你怎么知道李小文儿呢?”
“我听我爸爸说过这名儿。对啦,他是咱村唯一的那个地主的儿子吧?”
“就是他,你爸在家时跟他可要好呢。”叔微微笑。
“我上次来,听说李小文到处偷鸡摸狗,偷鸡都偷到一百里以外去了,抓回来挨批判呢。是他吧?”
“是他,那挨批判多了去了。”二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