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篇赞美中国人的忍耐力的文章，第一感觉是又吮吸了一回“精神鸦片”。不过这回作者是假他人之口来表达的：
“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一位叫罗斯的西方人这样说；中国人“活易死难”，一个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这么说。在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修建工程中，绝大多数工人是来自中国的“猪仔”劳力，他们的工资不及白人的一半，担负的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一位在排华浪潮中为华工辩护的美国人作证说……
生为中国人，我自然知道国人的善忍。从小父母告诫我：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上学了，老师教导我：忍是一种美德。一个又一个伟人、名人的故事也有一个“忍”字横贯其中。总之，“忍”是生存的方法；“忍”是成就大业的途径；“忍”是东山再起的本钱；“忍”是人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忍”来“忍”去，“忍”就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哲学，进而成为一种民族的“美德”！但我始终不解的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民族，为何唯有我们的民族对“忍”情有独钟？
能忍、善忍，要么是文明修养的表现，要么是贫穷奴役的结果。中国人的善忍当然不是前者，我们虽然有过“文明”，但难以形成“物质力量”，更难以对每一个个体带来精神的飞跃。我们民族的善忍只可能是长时间地被剥夺和被奴役的精神产品。一个长久地处于封建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阴影下的民族，是不会有自己的个性的：共性消灭了个性，消灭了个性，自然就只剩下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我们有人引为自豪的被别人所“赞赏”的“忍耐力”。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忍”好像并非我们这个民族的天性。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曾有过“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的怒吼，也有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控诉，更有“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强烈的愿望；至于陈王，“奋起挥黄钺”的壮举，更是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忍史”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先人们的怒吼变得越来越纤细？诅咒变得越来越无力？当叔孙通给刘邦炮制君臣“大礼”的时候，当董仲舒为汉武“定于一尊”的时候，当宋明“理学”成为民族的“文化”时，当专制因此变得越来越暴戾的时候，一把把有形和无形的“刀”就顺理成章地悬在了先人的脑门上。刀丛下的日子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匍匐太久的身子还能直得起来吗？于是“忍”就成了先人们能活下去的唯一的选择，天长日久，肢体僵硬了，精神麻木了，最终“忍”就一点一点地浸入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去了。剥夺了人格和尊严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任人蹂躏的奴隶，到了异国他乡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猪仔”。其实，人生世上，有谁愿意屈辱地活着？如果不是贫穷无靠，不是走投无路，谁能忍得下去？
西哲有言：专制使人愚昧。其实专制也是贫穷的根源。对于中国人而言，专制和贫穷恰是“忍耐力”生成的土壤。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最擅长的就是用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来奴役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愚昧其心灵，践踏其人格，摧毁其尊严，然后无所顾忌地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凡此种种，终于“造就”了一个特具“忍耐力”的民族。
从苦难中和屈辱中“生成”的“美德”，除了让我们感到辛酸痛楚之外，我想，恐怕只有那些没心没肺的人才能感受到“光荣”和“自豪”吧。
【作品赏析】
杂文以理趣为本，同时肩负了批评世俗、反思历史等重任。此文在这方面可算是一个典范。
文章起于读了一篇赞美中国人忍耐力的文章，说是“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活易死难，是“猪仔”，感到这种赞美是“又吮吸了一回‘精神鸦片’”。鸦片害人于无形，人所共知，那么这种赞美是不是也这样？下文就展开了说理。我们之所以“有更大的生命力”，之所以“活易死难”，之所以成了“猪仔”，是因为我们的生存哲学——“忍”。我们的祖先总结生存经验，早已经暗示我们做人要把“心”放在“刃”下了。我们是在锋利的“刃”的考验下练就了“活易死难”的本事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就是“忍”。古人更作了一首“百忍歌”来告诫后人：“能忍贫亦乐，能忍寿亦永”；“不忍小事变大事，不忍善言终成恨”；“忍得淡泊可养神，忍得饥寒可立品，忍得勤劳可余积，忍得语言免是非，忍得争斗消仇冤”；“忍得人骂不回口，他的恶口自安静；忍得人打不回手，他的毒手自没劲”……于是“忍”来“忍”去，“忍”就成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进而成为一种民族“美德”！而如今的莘莘学子也谨记了前辈的“忍”：三更灯火、五更鸡啼地“忍”，到了考场塌倒时还能“忍”吗？“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为何唯有我们的民族对‘忍’情有独钟？”作者这句话算是说到读者的心里去了，引起了共鸣。难道真如作者所说，“忍”是中国人的“共性”吗？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像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这就是因为“忍”。我们的民族坐在高高的“忍”椅上，直到有一天外人把我们撞倒，栽个半死半活的，我们还“忍”吗？
作者在文中为了辩理，纵横千里，跨越千年，真可谓杂，但以“义愤”为主骨，显得深入浅出，中心集中，读来并无散乱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