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李阳李亮李方
编者按：这是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李悻和同志的几位子女写的一篇回忆母亲郑梓英的文章。郑梓英同志是一位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要学习她，为了崇高理想，不断追求、刻苦学习、忘我工作、默默奉献的精神，为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1991年7月5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我们的好妈妈一一郑梓英。我们久久地沉浸在无比的悲痛和深切地怀念之中。妈妈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位普通的母亲，但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她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断追求、刻苦学习、忘我工作、关心他人、默默奉献的精神，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时刻激励着我们奋发前进。
妈妈于1925年1月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官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贫寒家境的磨练和煎熬，使妈妈从小在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中，培养炼就了不畏困难、勇于奋斗的坚强性格。在苦水里长大的妈妈，目睹过日寇和晋军残害百姓的暴行。当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新的内战时，热切期望翻身过好日子的妈妈，怀着极大的愤慨，毅然于1946年9月，在爸爸的带领下加人了革命队伍，分配在二军四师留守处被服厂工作。妈妈是个极有心劲和心灵手巧的人。做军鞋、做军装、缝绑腿，妈妈总比别人干得多，做得好，成为厂里的模范生产者。留守处的同志亲切地称妈妈是“巧媳妇”。一次，部队上前线后粮食紧缺，后勤部连夜组织留守处给前线运粮。妈妈和大家一起，每人背几十斤粮食，翻山越岭走了四五十里山路把粮食按时运到了部队，妈妈累得趴在地上睡着了，可心里却充满了欣慰。经过保卫延安、转战陕北和关中作战的经历，妈妈成长为解放军队伍里一名成熟和坚强的战士。1948年8月，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西进新疆出发后，妈妈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病死在陕西黄龙山下的一个乡村里。妈妈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望了一眼小小的新坟，毅然追赶部队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声礼炮，越过千山万水，传到了西北野战军进疆途中的玉门大地。妈妈站在这支奉命挺进新疆的部队行列里，心里无比喜悦。祁连山脉终年积雪，戈壁狂风飞沙走石。妈妈和战士们一起背着干粮，长途跋涉在飞沙走石的大戈壁，艰难地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中的乌稍岭，最后胜利到达了新疆。
1950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妈妈在伊犁地区妇联工作。面对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和百废待举的革命形势，妈妈深深感到掌握文化知识，以适应新中国建设需要的紧迫性。1953年，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和保姆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她仅用3年时间，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这对于仅识一些常用字的妈妈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白天连着上七八节课，晚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看书做作业。在这3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像妈妈这样的“特殊学生”，中途都退了学，惟有妈妈硬是咬牙坚持到底，不仅学完了全部课程，而且各门课程全部及格，主要课程取得良好以上成绩。毕业后，妈妈被分配到新疆交通厅党委任组织干事。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下，新疆的建设事业发展很快，各行各业急需大批专业人才。也许是对战争年代伤病员痛苦的伤感，也许是过早天折的亲骨肉在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妈妈萌发了立志从事医学的愿望。有的同志劝说道：“你都4个孩子了，当机关干部又舒适又能照顾家，何苦上大学1”有的说：“咱们都是30多岁的人了，不比年轻人，上4年大学吃得消吗1”可妈妈却坚定地说“我就是不当干部，要当学生，不在机关，要进学院。要真正干好工作，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这样，妈妈撇下我们，考进了新疆医学院。当时领导干部家属院中有20多名家属，惟有妈妈上了大学。我们当时不理解：别人的妈妈都在机关上班，我们的妈妈为什么老是上学呢？
学习医学院的课程，对只有速成中学文化水平和学生中年龄较大的妈妈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基础课、专业课、外语、拉丁语……20多门高深而又陌生的课程，像潮水般不断涌进课堂，涌进妈妈的脑海。妈妈还担任系党支部书记，给学习任务繁重的她又增添了新的负担口可妈妈毫不在意，仍然乐呵呵的。记得在妈妈上学的4年时间里，除了假期，妈妈很少回家。星期日爸爸有空了才能带我们到学院与妈妈见一面。可每次去，妈妈不是在宿舍里看书，就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和我们说不上几句，就匆匆打发我们回家。看着妈妈消瘦的脸庞和疲倦的神情，爸爸只有多说鼓励的话了。每当我们看到妈妈伏案用功和取得好成绩的情景，我们都暗下决心：要像妈妈那样刻苦学习，要努力上大学多学知识。三弟和四妹高中毕业后，妈妈把他们送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边劳动，边复习功课。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妈妈鼓励他们参加高考，结果两人双双考入大学，不仅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且又考取研究生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国家钢铁和电子科研部门工作。
妈妈大学毕业时已是36岁的人，被分到了乌鲁木齐市西医门诊部当医生。妈妈像是要把学到的知识一下子都奉献出来，以弥补上学期间少干的那份工作似的。上班妈妈到得最早；下班她走得最晚；冬天下雪，妈妈是最先扫雪的人之一；夏天顶着酷日，1天4趟奔走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家离门诊部有5里多的路程，公共汽车人多又要倒车，妈妈挤不上去，可她很少搭乘爸爸的汽车，总是自己走着去。我们一劝，妈妈总是严肃地说“汽车是公家派给你爸爸用的，我不能沾这种便宜。”后来，妈妈当了门诊部主任、书记，工作更忙了，她嫌走路上班太慢，就买了辆自行车。在爸爸和我们的帮助下，妈妈硬是学会了骑自行车，成了领导干部家属院中妈妈群里惟一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有一次，妈妈骑车被汽车挂倒，左小臂骨折，只在医院住了3天，就挂着打石膏的伤臂又上班了。
门诊部位于市中心，病员特别多。因门诊部条件差，人员少，工作效率较低，就医群众很有意见。为了改善医疗条件，妈妈到处奔走呼吁，终于取得了区市领导的支持，投资建设新医疗楼。为了建好门诊部楼，妈妈和同志们一道，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从设计到施工，从装修到平整场地，从打扫卫生到设备购进安装，她自始至终都参加，每天土一身汗一身地很晚才回家。门诊部的同志们都说“郑大姐给我们、也给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文革”前几年，妈妈每年参加巡回医疗队，奔赴市属各公社和牧区。新疆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妈妈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期间，妈妈多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区市先进工作者。然而，妈妈从来不说这些，是我们偶尔在妈妈办公室发现许多奖状才知道的。
ω年代以后，医疗事业发展得很快，许多新技术不断投入应用。妈妈十分注意学习掌握各项新技术，努力提高医疗水平。妈妈任门诊部领导后，有一次得知市卫生系统举办心电图等特检设备培训，可一时又抽不出人来，妈妈就自己参加，白天听课学理论，晚上在家练操作应用。妈妈参加培训后既兼任特检技师，又担任培训工作。那时候，由于医疗经费有限，妈妈为了节约经费以保证医疗工作需要，就组织大家自己动手做药袋药盒。当我们看见妈妈把大摞大摞的药袋材料提回，每天做到很晚才休息时，全家人就帮妈妈做起药袋来。有时停电了，妈妈就在烛光下，一边和我们做药袋，一边给我们讲过去部队艰苦工作的事。看着我们有时为做得多与少而争吵时，妈妈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是我们小时候最有趣的事之一。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
对工作，妈妈有火一样的热情；在家里，妈妈对我们的爱像海一样深。我们从小到上中学的四季衣服，几乎都是妈妈抽空亲手缝制的。每当我们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时，她的脸上总是露出无比欣慰的笑容。可妈妈从来都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一双皮鞋穿好多年也不换，毛衣也是用拆下来的旧线打的。整理妈妈遗物时，望着她仅有的几件旧衣服，我们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震撼了：妈妈的一生除了无私奉献外，什么都没有！妈妈从来不用公家的车办自己的事。多年来连每月买粮都是夏天用自行车驮载、冬天拉爬犁。我们从小就学会跟着妈妈用自行车和爬犁买粮。妈妈推车，我们扶；妈妈拉爬犁，我们在后面跟着。数不清有多少个雪夜，我们和妈妈满身是雪地回家。雪地上的一个个脚印，印着妈妈勤劳朴素一生的足迹。
妈妈对我们各方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尤其注重培养我们良好的品德。妈妈讲的一个小偷的母亲溺爱孩子最后遭报应的故事，从小就刻在我们的脑海中。妈妈从不放过我们的任何缺点，要求我们自觉理解和昕从父母的谆谆教诲。李星上小学时，一次钢笔不见了，就用了别人的一支，回家用时不慎摔坏了。正在着急，被刚下班的妈妈看到。妈妈问清原因后，严厉批评了他，立即带他上街买了两支钢笔，并亲自送还了一支。回家的路上，李星接过妈妈交给他的另一支笔，望着妈妈严肃的神情，内疚和改错的心情涌满了心头。
妈妈常告诫我们，爸爸是领导干部，而你们是普通的人，绝不能有任何特殊化。妈妈常批评有的子女对家中来客礼貌不周的缺点，用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实际体会，给我们讲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性。对家中来的客人，妈妈总是热情接待，礼貌待客。妈妈当了市第三医院副院长和市卫生局副局长后，我们常听说她不愿当领导，愿意回基层同群众在一起工作的想法。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志和妈妈在一起，郑大姐长、郑大姐短的亲切话语，我们深深体会到妈妈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与同志们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
妈妈是个医生，多年来家属院里不论谁家有个头痛脑热的，妈妈总是随叫随到，给病人拿药打针诊治。有时深更半夜有人叫他出诊，妈妈也从元怨言。有一次，妈妈乘公共汽车外出，刚过门诊部，车上一位孕妇突然腹痛难忍。妈妈看到她马上要生小孩，立即请司机停车，跑回门诊部叫来医生护士，在车上临时搭起“产床”。经过紧张救治，孩子生下来了，母子平安元恙。妈妈把他们送到医院后，产妇激动地拉着妈妈的手不知说什么好。院子里有个干勤杂活的孤老汉，身边无儿无女。妈妈看到他生活无人照顾，就时常去问寒问暖。他病了，妈妈就领他去医院，给他看病拿药；过年过节时，妈妈又让我们给他送去糕点和糖果等，甚至请他来家吃饺子；每过一段时间，还帮他做衣服。妈妈调离新疆后，老汉每次见到我们，都激动地说“那些年多亏你妈妈照顾我，她真是个大好人啊！”“文革”期间，大院里住的一位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其爱人精神恍惚，子女大多流落外地。妈妈不顾嫌疑，把温暖和热情送给了这个急需援助的家庭。妈妈帮助他们料理完后事并且在他们搬家后，还常带我们去看望他们，给他们送些急需用品，为其孩子上学和就业四处奔走，多方联系，直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妈妈的心才宽慰了许多。
“文革”十年浩劫，我们家备受苦难。当时在新疆工交部任主任的父亲被“造反派”批来斗去，甚至挂黑牌游街，身心遭受很大摧残。面对混乱的局势，妈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严肃地说“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历史会证明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要坚信党和绝大多数群众。”妈妈一面坚持上班，一面尽力劝慰和照顾爸爸。每次爸爸被“揪斗”，妈妈总是设法赶到现场等候。同时严格管教我们，并安排李星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爸爸被“解放”后，在老首长的关怀下，妈妈先后送李星、李阳参军人伍。临行前，妈妈冒着漫天的大雪送我们到车站，一再叮嘱我们到部队后要好好锻炼，像爸爸一样，当一名真正的军人，让爸妈放心。东去的列车，带走了我们，也带着妈妈的慈爱和嘱托伴我们一同东去。李星在部队参加了党组织，当了干部，在军队指挥机关工作。至今，妈妈喻着泪水在风雪中久久挥手与我们告别的情景，仍在我们的眼前闪现。
1979年，父母调往宁夏工作。离开工作和生活了30年的地方，妈妈心里是多么舍不得啊！在30年边疆风风雨雨的侵袭中，在岁月的流逝里，缕缕银丝悄悄爬上了妈妈的鬓角，过度的操劳使妈妈身体大不如前了。我们想：父母在新疆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应当换个条件好些的地方，可一想父母亲一贯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的态度，又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父母亲来到宁夏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妈妈在自治区政府文教办卫体处任领导，主管卫生工作。短时间里，妈妈跑遍了所属大小几十个单位，在很快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加强医疗基础建设和技术建设的许多重要意见。当妈妈看到市区缺乏急救站、输血站、防疫站等机构，一些医疗单位设备差、技术力量薄弱时，十分着急，立即组织研究制定改进方案，并千方百计落实。正当妈妈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时，病魔却悄悄地向她袭来。1982年，妈妈开始患病，初诊为小脑萎缩，行动迟缓困难，随着病情的发展，说话渐渐含糊起来。在治疗过程中，妈妈始终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初病时，妈妈还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步行在上班的路上，上半天班；全休后，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功能锻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在妈妈与疾病的顽强斗争和大夫的精心治疗下，病情被控制住了。记得妈妈在说话还比较清楚的时候，充满信心地对我们说“现在，我只是行动慢了些，只要加强锻炼，我会好起来继续工作的。”我们多么盼望妈妈能自己站起来啊！然而，罪恶的病魔却在继续吞噬着妈妈的肌体。1989年，妈妈的病情恶化了，完全卧床，连吞咽都十分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每天早晨还要收听广播，用手势和低微含糊的话语，提醒我们每月替她交纳党费。每次我们去医院，妈妈都凝神地看着我们，昕到高兴的消息，妈妈的嘴角露出了笑容，嘴唇微微抖动着……
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望着妈妈安详的面容，我们的耳旁久久回荡着妈妈的教诲“我对你们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你们认认真真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今后，我们惟一能告慰妈妈英灵的就是像妈妈那样不断追求，勇于奉献，努力做一个“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