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6年时，新疆的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只得伸手向上耍，从外省调运。粮食运到乌鲁木齐后再用汽车向南疆缺粮地方倒运。千里迢迢，一有筹划不周，就可能使缺粮地方吃不上饭。大型现代化煤井或停产，或减产，供不上火力发电厂需用，只好调集200多辆汽车从生产建设兵团的小煤矿拉煤，常常是今日拉的煤只够明日用，连3天的存煤都没有。电力供应不足，不能满足冬季取暖的需要。往往是分片轮流送电，以保暖气管道不被冻裂，居民不挨冻。电力调度部门工作难度大，居民的意见也很多。
那时，我虽是自治区党委常委，行政上是工交办公室主任，但运粮运煤、电力调度方面的事都得具体负责。好在有几个得力干部，如金云辉、齐述山、姚绳武办理日常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
新疆同内地各省的物资交流，如运出石油，运进粮食、农资、日用品等，全靠一条兰新铁路。可是这时的铁路运输，受派性干扰，很不正常。
1975年，我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昕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他明确地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首先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凡有派性干扰的，限期改正，如不改正，坚决调离头头。调走一批，如再出现，坚决再调。一定要使铁路畅通。
我回到新疆后，向自治区党委作了汇报。自治区党委明确由区党委书记刘星、军区副司令员谭善和我组成整顿交通小组，把铁路公路运输秩序整顿好。
我们3人共同商量，采取了有力措施。向乌鲁木齐铁路局派了军代表帮助指导工作。此时的领导班子又软又散的，我们便把靠边站的原来的负责同志恢复原职，或请有关部调派得力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要求所有交通企业的领导班子必须坚决抓紧整顿工作。把闹派性的头头集中办学习班，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要求他们不得干扰阻碍运输，改正的继续使用口我们还坚决调离了几个不愿改正的。这样的措施，震动很大，广大工人表示满意。同时，我们严格要求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效果。我把它推广到工业厂矿。
同年11月，风向骤变，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工作停止了，生产秩序依旧混乱起来。
1976年1月9日晨，我在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时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大家的心情都很悲痛。我们参加了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个个泪流满脸，掩面而泣。
4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免职，我很不理解。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四人帮”加紧篡权。叶剑英、华国锋等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活动。正式文件未下来前，一位老友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连说“好！好！好！”1977年4月，党中央任命我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赛福鼎要我抓这项工作。当时我认为这是头等大事，应由第一把手负责，起码也应由管组织工作的书记负责，但他却偏让分管工交工作的我负责，对此，我心中很是不乐意。只因照顾团结，我接受了这项任务，认真地抓了清查工作。
我召开了各地州、各厅局负责人会议，强调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每月昕取有关单位的汇报，及时予以指示。清查工作在全区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但我总认为自治区主要领导重视不够，抓得不紧。中央组织部派人来了解情况，我汇报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