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年代，徐悲鸿先生即同颓废派文人就艺术思想问题进行过论战，40年代又同北平国民党反动派所操纵的保守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本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徐悲鸿矢志不渝地扞卫和坚持着现实主义。
徐悲鸿和田汉的艺术革新运动是带有进步意义的。20、30年代，在上海有过形形色色的自命维“新”的艺术旗号，在美术方面也曾经有一些糊涂思想，以为走西文现代流派的道路就是思想上的进步。但是徐、田两先生在当时则主张艺术要以形式完美为手段，以达到表达先进思想为目的。正由于这个艺术观上的一致，他们建立了南国艺术学院。当时所谓“南国精神”，不论在文学上，戏剧上，美术上，都如田汉说过的：“我们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1928年春，当南国艺术学院成立不久，美术系就遭到反动势力摧残。他们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我相信他们之间，已就各自的艺术观和在艺术活动相互支持上有了默契，这已为此后的一些事实所证实(见《文化史料》第五辑66页，吴作人：《忆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我自己则在1930年春去巴黎，国内的情况了解甚少。1935年我再回到南京，徐悲鸿首先告诉我并要我快去探望刚由徐悲鸿和宗白华保释出狱的田汉。我深感徐、田两位先生的情谊之深，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时期，即使骨肉之亲有人尚难免趋避，他们却能以身家担保。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医院辞世，在侧的几位老友中田汉沉恸独切，这是不无缘由的。田汉是徐悲鸿生前诤友，他在1930年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曾对徐悲鸿求全责备，流露过一点微辞。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左”的压力是普遍存在的(见《戏剧论丛》1981年4期第4页，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此后南京的营救，武汉的支援，保释后的重逢，尤其是北平解放前夕，田汉曾冒着艰危密晤徐悲鸿，以完成中央交付的重托(详见《文化史料》第五辑)，都说明了二人的友谊。
徐悲鸿待人直谅真诚，不以小不舍而弃大义。1948年的年终前后，解放军已指出北平的前途和国民党的去从，问题就看傅作义最后的抉择。傅在一次邀宴北平学者名流数十人的席后茶余，向大家提出关于北平“守”、“和”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说话是要担风险的。当时谁也不敢发言。经过长时间的冷场后，徐悲鸿首先发言，他说：“时至今日，傅将军还有什么值得对蒋先生抱幻想的呢？”这时大家才相继表了态，纷纷赞成和平解放北平。北平解放前夕，徐悲鸿坚决保护学校，拒绝南迁，立场鲜明，这无疑是党的指示和关怀，给徐悲鸿以无限勇气和力量。
在艺术教育上，徐悲鸿主张应要求学生有严格的基础锻炼。在锻炼过程中要求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力求概括提高，要以一丝不苟的诚实态度来认识客观存在。为了加强造型的表现力，须删去繁琐的细节，强调塑造形象的统一性。对进行基本功训练的学生，从开始学画，就要力求刻意勾划，宁方勿圆，字拙勿巧，要以直线求曲线，以平面求圆面。基本功要做到眼、手、心相协调，“尽精微”以“致广大”。
我由于受徐悲鸿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到了巴黎，正如徐悲鸿所预先说的那样，有不少他在巴黎的老朋友热情地来照顾我，其中有一位叫张宗禹，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考取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内蒙教授班，入学时的学费和其他费用，都是由张宗禹替我向他人借贷的。我在巴黎生活拮据的日子里，李有行帮我找零活干，他们和徐悲鸿都是师友之交。徐悲鸿还函托了在比利时任公使的谢寿康给我关注，由于他的协助，我又考进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获得了助学金，这才开始了较稳定的生活，保证了正常的学习。
徐悲鸿先生写信给我们在国外学美术的学生，时常提醒我们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治学态度，不要受资本家豢养的大小画商巧言佞色的迷感而走上了歧途。
徐悲鸿与齐白石是平生知交，他赞扬齐白石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艺术独创性，他时常带来齐老的画给我们看。说实在的，我那时才学了不到一年的基础素描，要懂得齐老作品的高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对我来说，乃是使我认识和热爱中国绘画的第一步。
1933年徐悲鸿在西欧各国和前苏联举行中国画展，以及此后在各国展出，都要介绍齐白石的作品，使齐白石终于从被北平的保守派长期攻讦的地位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当代巨匠。徐悲鸿生前20多年来始终关怀着齐白石的艺术创作和他的生活问题。1953年9月徐悲鸿不幸逝世，我们都不敢向白石老人提起。这会使他受到震动和悲恸，而那时他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开始的一些时候，他还常问起：“徐先生怎么不来看我？”左右的人都告诉他徐先生因为有事，出门去了。时间过久了，老人也有点将信将疑。老人心里是无时不在怀念着徐先生。有一次，那是离老人去世(1957年)不久前，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反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忽然对我说：“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他没有更多说，我不觉感到黯然神伤，相对无言。
当敌寇铁蹄蹂躏中华国土，使千百万同胞丧生、流离失所之际，徐悲鸿对朋友的关怀，对受委曲的人同情，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受苦难的群众的忧患之心，无不在诗、画、文章和通信中流露着。1938年，他热情满怀地投到了由周恩来同志领导、郭老主持的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田汉是艺术处长。同心同德，一致抗敌，使他们重逢。可是当他同政治部主任陈诚晤见时，陈当然对徐反蒋的宿怨未消，给徐悲鸿以冷遇，徐悲鸿亦拂袖而去。到了重庆，他对我说：“难道我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才去武汉的？我是要使我的艺术为抗战服务！不过，田先生那儿需要搞美术的青年。”我接着说我们正组织几个青年人想去台儿庄战地作画。他说：“这很好，你们早点出发，到武汉先生去武昌昙华林三厅，找艺术处田先生，他会给你们帮助的。我自己，已经决定去南洋带自己的作品去展览，以全部售出的款项作为救济战争难民的捐献。”
我们和徐先生分头奔向各自的目标。徐悲鸿在星洲、槟城一带开画展，同时还屡次给我写信，对我当时家破人亡的遭遇寄予父兄般的慰勉。徐悲鸿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自己也经历过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生活，在他的思想认识上，是从正义感走向痛感社会改革的需要又进而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一封信里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在十年动乱中我散失了不少长期来保存的一些书札、资料，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去全部清理，记得这信是从新加坡寄给我的，时间是1940年至1941年之间。谆谆教导，使我在将近一年的目疾痊愈之后，加上老同学郑君里的规劝，我又负起画箱，提起画笔，由重庆出发，前赴成都、青城、兰州、青海、敦煌……写生创作。当我辗转回重庆时，已是抗战胜利的那一个新年了(1945年)。我在重庆举行了3天的个人回顾画展。包括近期的西北边地写生创作和远在30年代初学生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只有3天的展览，全部排卖、收门票、场租和一切开支都是自负。这时徐悲鸿因肾脏病卧床数月，身体初愈犹弱，听说我在重庆江苏同乡会开画展，只有3天，他不顾病体坚持要进城来看我的画展。他虽然清癯，但神采还很好，认真地看了几乎所有的画，我劝他不要太累了，他对我说：“这几年你没有浪费，我虽然病刚好，还是第一次进城，我想回去要写一篇短文，望你继续努力！”
1946年初，我从重庆回到上海，首先去看先到上海的张光宇和小丁，他们《清明》编辑室里筹划组织“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主要是团结在上海沦陷时期没有“下水”的进步画家。趁刚复员的国民党反动派所策划的“上海美术会”宣布成立之前，我们必须举行一个联合美展，把炮打在反动派的前头，轰动上海社会。李宗津正赶上参加我的4月上海美展。他告诉我：“刚从南京来，见到徐悲鸿先生，要我打听你回到上海没有。可能他有什么事想找你。”两三天后，李宗津又回南京去了。过了一个多月(6月)，李宗津来上海找我，带了徐悲鸿的手书一封，并说要注意这封信。我捧读徐先生这一纸言简意切邀我前去北平艺专执教的信，当时有点犹豫。因为在西北诸省的几年中，觉得过去教书，隘于一隅之地，一旦走出来了，眼睛看到新的生活，眼界放大了。当时和司徒乔在西北，后来又同在成都，对艺术的态度，比较一致，我们相约今后再不要当教师了。其实在那些年，学画必然的出路，就是教书。以为职业画家如何理想，其实也不过是理想。司徒乔在50年代从美国回来，也和我一样当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这是徐悲鸿的一封关于进步艺术思想，进步艺术表态的信，我虽然失掉了这封信，但至今时隔36年，犹能回忆信中的词句：
“作人吾弟：
吾已应教育部之聘，即将前往北平接办(日伪的)北平艺专。余决意将该校办成一所左的学校，并已约叶浅予、庞薰琹、李桦诸先生来校任教。至于教务主任一职，非弟莫属。务希允就，千祈勿却，至盼！”
徐悲鸿的艺术思想更明确的站在进步艺术的一边了。他提名的这几位先生，也是当时就知名的进步画家，他决意要办一所左的学校，我决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忍负徐悲鸿更有远虑的“理想”。第二天我就写了复信，交即将回南京的李宗津托他面呈徐先生，表示受命，北上共襄此举。1946年7月末，徐悲鸿约同在大后方所拟聘的一些青年画家经上海取海道北上，到达北平已是8月初了。当然先期到北平的国民派反动派早已安排好控制北平艺专的阵势(即训导处和三青团)，就看这批以徐大师为首的“离经叛道”艺术家是否能在他们手掌心中就范。情势如此，徐悲鸿必须在实现他理想的阵地上取得优势。他首先对原有敌伪时期的学生中，凡学业优良的，因思想进步而被训导处除名的，一律恢复其学籍。再则将原有的教员中，凡落水失节者，一律停聘。在这些问题上徐悲鸿是立场坚定的，有一些人反复托情关说，徐悲鸿拒之再三；无奈时，也观其才学批准二、三名不占名额的兼任教员。当时有某“教授”，在法国留学过，而术业无成，但他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的成员，恃有靠山，多次找徐悲鸿，强词夺理，非要当一席“教授”，徐悲鸿坚持不同意，他竟上告到南京。可是徐先生并不被他吓倒，说这是既无才又无学，靠反动特务组织吃饭的“党棍子”，决不能拿“教授”做“人情”。此人终未得逞。
当我们刚到北平时，就了解到反动派正在策划成立一个“北平美术会”，于是我们按照在上海的经验即时成立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也和上海一样，是同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我们的计划向徐悲鸿先生谈了，他立刻同意，并答应任名誉会长。协会在解放前借人家的报纸办了自己的期刊，徐悲鸿挥笔草就“论战”文稿。举办画展，都得到徐悲鸿的支持。到接近解放，“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内部成员后来也有所分化，我们就在1948年12月7日另外组织了“一二·七艺术学会”(这是部分进步成员，包括美术以外的音乐、舞蹈等)，在徐悲鸿的直接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而且一直到解放，还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在《进步日报》继续办了一年副刊《进步艺术》。
当我们进入北平艺专之初，训导处一伙就感到徐悲鸿是不容易推拉倒的。1946年12月，他们借助学金分配问题，鼓动三青团的打手掀起“倒吴作人”风潮。后来训导处的国民党极端反动分子，又勾结一些人联名诬告徐悲鸿任用吴作人为首的民盟危险分子集团，并扬言撤查(当时民盟是在被取缔之列的，况且我当时也未参加任何组织)。
恰在1947年初，我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安排我到英国作为期3个月的考查访问。我即向徐悲鸿征求意见。鉴于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为了保护我，毅然劝我出国访问，他说：“你出国一下，可以姑避其锋，我在这里比你安全些。李宗仁是我多年老友，傅作义也和我熟识，那些人是不敢随意动我的。过去蒋介石不敢杀害蔡元培，而杀害了杨杏佛，亦是此理。你去吧！你到英国之后再转回来。你有3件事替学校办一下：一、在国外给艺专图书馆买一些美术图书及画册；二、邀请在巴黎久居的滑田友回国任教；三、就是到卢弗尔宫临摹德拉克罗瓦画的《但丁游地府》。另外在你回国路过香港时，专程访问一下我的朋友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把我寄存在那里的《八十七神仙卷》带回来。”
1948年1月，我返回艺专。徐悲鸿向我扼要地讲述了过去一年里在北平艺专发生的种种艺术思想方面的、政治压力方面的斗争。他巍然屹立，顶住反动派的阴谋、诬蔑、上告等等，他据理力争，保护了被反动派迫害的师生。继上一年的《国画论战》之后，徐悲鸿亲自主持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美术联合展览会”，就是由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北平艺专等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时轰动了北平社会。徐悲鸿收集了反动派的黑文字罪证，累牍盈尺，呈交给来接管艺专的军管会代表，即闻名的诗人艾青，党对徐悲鸿在北平与反动派短兵相接的斗争是很了解的。
徐悲鸿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建树，一贯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痛苦，坚决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特别在反动派威逼利诱下，他冷然对之以浩然正气，不为所动，而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怀念及此，令人肃然起敬。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大会期间，他坚持大会执行主席工作，又参加外事活动，以他多病之身，终以脑溢血不治逝世！他终年仅58岁。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在祖国的艺术事业上有着杰出建树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吴作人）
